被历史抹去的最后的武状元

郑小良

被历史抹去的最后的武状元

郑小良

翁㮙，旁边用小字注着异体“木咢”，似乎连他的名讳，都需要一番小心翼翼的考证。接下来是冰冷的陈述：生卒年不详，字号不详，温州府平阳人，南宋度宗赵禥咸淳十年（1274）甲戌科武举第一人，余事不详。

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那是怎样的一年？蒙古人的铁骑早已踏碎了北中国的万里河山，襄樊的血战刚刚落幕，那座坚守了六年、被誉为“天下腰脊”的城池，在不久前的正月陷落。长江的门户洞开，南中国的腹地，赤裸地暴露在北方的寒刃之前。而临安城里的度宗皇帝，那位据说因好色而早衰的君王，在这一年的七月驾崩。四岁的太子在风雨飘摇中登基，是为恭帝。也就在这一年的某个秋日，帝国的武举殿试放榜了。一个来自浙南平阳的青年，翁㮙，成了那一榜的“首射”，天下武人中的魁首。

我试图想象那日的临安。消息应当是以快马与驿道，一层层传递到他的家乡。状元及第，那是何等的荣耀？哪怕是武状元，在那山河破碎的前夜，也依然是“天子门生”，是帝国尚武精神最后的、仓促的加冕。平阳县城里，或许也曾有过短暂的喧腾。家族的祠堂里，他的名字会以金粉郑重地添上族谱。然而，那一切可能的喜庆、荣光、与随之而来的期许，都迅速地被两年后——德祐二年——那场席卷一切的、名为“亡国”的滔天巨浪，冲刷得无影无踪。

1276年，临安开城投降。三年后，崖山海战，陆秀夫负幼帝蹈海，十万军民殉国。南宋，彻底沉入了历史的深潭。

他的“余事不详”，是否正是因为，他个人的“事”，才刚刚开始，就被国族的大叙事粗暴地中断、淹没？一个在1274年秋天刚刚戴上状元桂冠的武人，在接下来那摧枯拉朽的十年里，他会在哪里？他又能做什么？

地方志给了极其吝啬的线索：“曾知贵州事”。这里的“贵州”是今天的广西贵港。一个南宋的武状元，在王朝濒死的时刻，被派往帝国最南方的瘴疠之地，去“知”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边远州事。这不像重用，更像是一种仓皇的安置，或者说，流放。那是一片什么样的土地？郁林江无声流淌，四野是岭南郁热的、无边无际的绿。他或许骑着一匹疲惫的马，带着寥寥无几的随从，穿过南岭的隘口，赴任去了。在那些潮湿燠热的夜晚，当他处理完枯燥的公文，推开窗，北望是重叠的、墨色的山影，隔绝了中原的烽火与消息。他听到的，只有夏虫疯狂的嘶鸣，和远处山林里，或许从未停歇过的、他听不懂的俚语与山歌。他会不会想起自己的家乡，浙南那个临海的小县？那里的风是咸的，带着海藻的气息。更重要的是，他或许会想起他的家族。家谱像一条隐秘的线索，试图将他的“不详”锚定在某个清晰的坐标上。

谱牒追溯，其先祖来自陕西京兆，唐代辗转至福建莆田，后又有一支迁居乐清。他的祖父翁万春，是绍兴十五年的文进士，官至奉议郎。父亲翁必达，也是特科出身。这是一个典型的、从北方南渡，在东南沿海重新扎根，并通过科举努力维系着士大夫门第的家族。文与武的血脉，似乎在他身上做了一个奇特的汇聚。祖父以文章入仕，父亲以特科晋身，到了他这里，却是在王朝末日，以弓马之力，夺得了武科的魁首。这是家族的转型，还是一个末世个人无奈的、被迫的选择？当文治的秩序已然崩塌，是否只有拳头与刀剑，才能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所有的想象，都止步于家谱最后那句冰冷的话：“何时迁平阳无考。”连他这一支何时从乐清的排岩头村迁至平阳，也成了谜。于是，这个人，就像一个忽然从历史的浓雾中显形的剪影，我们只知道他在1274年那个特定的时刻，被一道叫做“武状元”的光照亮了轮廓，旋即，便又退入了更深的、再也无法穿透的黑暗之中。甚至连他这唯一的“高光时刻”，在后世的方志与学者的考据里，也显得摇曳不定。清代的县志误将他列在更早的戊辰榜首，民国编修者费力考证，指出其应为甲戌科，但又推测是否为某种兵荒马乱中的“特赐”。现代学者同样审慎地注明：“仍需继续考证”。他的名字，在《温州市志》里被写成“翁(木咢)”，在《武举制度史略》里是一个需要加注说明的冷僻字，在族谱里是光宗耀祖的一行记载，在考证文章里是一个待解的疑点。他从未完整地、清晰地属于过任何一个叙事。他被记录，又被质疑；被提及，又被遗忘。他的名字本身，就成了一个微型的、关于历史如何书写与失真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