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的薪火传人——记门神故里文化守护者支元山

博文

　　在“中国门神文化之乡”山西朔州平鲁区，下木角村处于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之中。村中存有“唐鄂国公尉迟敬德故里”古碑，见证着沧桑的历史。有一位退休老干部支元山用半生的时光书写着对故土的深情。一生辗转于讲台与书桌之间，从扭转山区教育困局的改革先锋，到退休后成为挖掘地方文脉的文史守望者，他以笔为犁，在黄土高原上耕出一片文化绿洲。

　　支元山的出生本身就是一个奇迹。1949年1月24日，他出生于朔县下木角村，是母亲在44岁时所生的“秋瓜圪蛋”。母亲此前生过的9个孩子仅存住一个姐姐，他的降临让这个家终于看到了传承的希望。

乳名“狗不理”的他，从小就体验了生活的艰辛。母亲身体羸弱，没有奶水，他是雇奶长大的孩子，在两位奶妈家轮流居住，直到上学前都很少在父母身边生活。

支元山的父亲支含秀是1938年参军的老八路，曾担任朔县四区武委会主任兼自卫队长。在支元山编著的《西山烽火》中，记载了父亲支含秀英勇的战斗经历。

　　支元山的父亲支含秀是1938年参军的老八路，曾担任朔县四区武委会主任兼自卫队长。在支元山编著的《西山烽火》中，记载了父亲支含秀英勇的战斗经历。

支元山是二十世纪中后期一名平鲁区乡村教育工作者，早年求学即1963年考入朔县师范，在学校期间勤奋好学，酷爱阅读，积极参与校园文化活动。1966年“文革”初期，以“逍遥派”身份自发赴京，曾经于11月18日亲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历史场面，并辗转多地串联，开阔眼界。

1968年初被分配至山西省平鲁县任教，先后在东昌峪、下水头、边庄、白殿沟等多所乡村学校工作。他克服艰苦条件，创新教学形式，在下水头学校成功组建“娃娃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各村演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在边庄学校担任负责人期间，凝聚师生力量，学校成绩显著，成为当地先进典型。

1974年调任白殿沟中心校校长后，面对校舍紧张困境，他带领师生自力更生，历时两月背石备料，其精神感动村民，最终合力扩建三间新窑洞，极大改善了办学条件。支元山老师一生扎根乡土，其经历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时期投身基层、默默奉献的缩影。他播撒的知识与精神种子，如同其带领师生植下的树木，早已茁壮成长，泽被后人。

1983年，支元山调任平鲁县双碾乡联区校长，面临的是令人痛心的教育困境。他来到三角嘴村学校时，看到的景象是：三孔破旧不堪的窑洞，窑檐被拆光，窗框上绑着杨树枝，钉着塑料布。黑洞洞的窑里，墙皮剥落，老师上课没有粉笔，只能口授。

支元山没有退缩，他找到乡党委书记汇报情况，引起了乡党委的重视。经过调查核实，三个不抓教育工作的村党支部书记被撤职，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很大震动。

他制定了“两聘三包”制度（领导招聘、教师选聘；三级包建校、两级包校貌、教师包教学），扣发不称职教师的年终奖，对全乡三分之一不备课的教师和常年不开作文课的教师统一处理，同时对勤恳工作的教师进行表彰。

结果令人振奋：全乡集资十万元，新建小学校八所，新建校舍三十间，维修一百三十六间，新添桌凳二百套。各村都雇了牛羊官，许多小牧童重新返回了学堂。第一学期，一至五年级平均分数提高了十七分。

2005年，52岁的支元山因“内退”政策离开讲台。迷茫之际，他受平鲁区三晋文化研究会之邀，投身地方文史挖掘。

退休后面对电脑操作的“时代鸿沟，写作必须提交电子稿的要求，一辈子与粉笔、钢笔打交道的支元山犯了难。儿子给他组装了一台旧电脑，却气得直骂他“真笨”。这位当了半辈子老师的老先生，没有退缩，他拿出了最笨拙也最执着的办法：准备了一个小本子，密密麻麻地记下所有操作步骤——“先点哪个键，再点哪个键，单击还是双击”。 他从学习拼音输入法开始，后来儿子给他装了手写板，他就这样一笔一划地“写”出了数百万字的书稿。所有的著作从52岁内退那年学会用电脑手写板输入第一个字起，支元山的人生“下半场”就注定不凡。硬是将百万余字的地方史料从尘封中打捞出来，完成了从乡村教师到文史学者的惊人蜕变。这个过程，生动诠释了“活到老，学到老”，为了将珍贵的历史留存下来，花甲之年他甘心做一名小学生。

　　支元山的文化苦旅源于一个朴素的心愿：“其实他的初心是为宣传尉迟恭故里，纂修家谱只是个小插曲。”因他从小就耳濡目染，听到许多尉迟恭的传说，见证了许多古迹遗址。

通过对故乡深层的了解，他才知道故乡在历史上是那样辉煌——“古老村寨居落、尉迟恭故里、抗战红色故地”，这么多的桂冠却被历史的尘埃湮没。

支元山, 笔名桑榆，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人。现为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朔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作品有《沧桑下木角》《朔师老三届》《朔平西山抗日根据地》《晋绥边抗日前哨》《西山烽火》; 合著《洪涛风云》《中国门神尉迟恭》，他的著作成果丰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朔州下木角支氏族谱》。这部家谱从内容到编排可称上乘之作，受到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获全国第五届中华家谱展评最佳内容一等奖。

　　在编修《朔州下木角支氏族谱》时，支元山深知最宝贵的资料存在于老人们的记忆里，而时间不等人。他挨家挨户上门登记，常常遭遇冷嘲热讽，但他不为所动。 他多次拜访80多岁的“活档案”支配根老人，不厌其烦地核对细节。更令人动容的是，他远赴怀仁拜访离休干部支创业（曾任下木角儿童团长），又写信联系远在兰州的离休干部支桂兰，获取了关于妇救会工作和“下木角惨案”的珍贵第一手资料。这些老人大多年事已高，每一次采访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支元山是在与时间赛跑，从即将消逝的记忆中“抢”回了家族和村庄的历史。

在搜集家谱资料时，支元山突然想起小时候在村民支久贵家见过一块“战斗英雄匾”。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通过电话联系到支久贵的孙子支小文。 令人惊喜的是，这块木匾竟然还在！当支小文将这块保存完好的木匾展示出来时，支元山激动万分。这块匾额不仅是一件实物史料，更是一位英雄的证明，它的重见天日，连接了过去的英勇与当下的记忆，让一段可能被遗忘的历史重新变得鲜活。这个“灵光一现”后的执着追寻，体现了他对历史痕迹的极度敏感和珍视。

《支氏族谱》最大的特色是创新。新版式世系图不仅使容量增大、直观明了、查询方便，而且克服了宝塔式世系排列的不足。专家评价其为“装帧设计美观大方，史料故事图文并茂，结构合理有血有肉，可读性很强，实际是一部家史”。

这部家谱的编纂历程充满艰辛。《支氏族谱》经历了三次升级，由小家谱升级为大族谱，最后晋级成为一部家族史；经历了八年多的持久战，光编排印刷就换了四家，耗时一年多。

　　为了寻找散落在村落各处的古碑刻，支元山和他的伙伴们像“寻宝者”一样，翻墙进院，不畏艰险。 他们有着一系列惊人的发现：

清代《创建朔州下无忌村子孙圣母庙碑记》是从村民的牛圈里挖出来的。

明代《龙王庙》残匾是从村民的石墙上拆出来的。

清代《重修龙王庙碑》是从旧供销社的乱石堆里找到的。

最神奇的是，故里碑的石碑楼顶盖，在失踪40多年后，竟被村民从旧公社的檐台上翻出，完好无损。

这些经历，仿佛是一场场历史的考古探险，他们用双手和汗水，让一件件承载着厚重历史的文物告别尘埃，重获新生。系统梳理古村落文化；《西山烽火》，记录朔县西山抗日根据地史实，填补地方抗战研究空白；《朔师老三届》，抢救性整理一代中师生的青春记忆。2025年，他与赵志军合著的《洪涛风云》出版，为抗战胜利80周年献礼。

　　在编写《西山烽火》《洪涛风云》等抗战著作时，支元山因车祸后遗症饱受头痛和失眠折磨，但他依然坚持走访。他多次徒步拜访95岁的抗战老兵王福仁，听老人讲述亲历的战斗。后来老人搬到更远的地方，支元山就坐公交车去。老人后来甚至说：“那娃，你不用跑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哇，谁也不知道了。”这句看似“玩笑”的话，背后是沉甸甸的信任，也反衬出支元山采访的频繁与执着。他是在用自己残弱的身体，为那些更年迈的抗战老兵记录下他们生命中最后的、也是最宝贵的记忆。

　　支元山的文化坚守，深深植根于良好的家风传承。他的父亲支含秀不仅是一位战斗英雄，更是一位乐于助人的长辈。

父亲常说的话是：“帮人就是帮自己”。这句话成为支元山的人生注脚——从让牧童重返课堂，到为历史“捡小鱼”，他始终坚信：“历史在乎每一个牺牲的个体，文化传承是为未来铺路。”

父亲支含秀好说媒、好当保人、好管闲事的故事在村里广为流传。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在土改时期偷偷为被关押的亲友送饭。这种无私助人的精神，深深烙印在支元山的成长记忆中。

支元山将这种善良传承了下来，小时候，他的父亲发现有人偷他家地里的庄稼，父亲没有抓贼，而是悄悄过去帮小偷扶起背不动的莜麦，并说：“这次背上了就背上走哇，以后再不用来了！”果然以后这块地再也没有丢过庄稼。

　　如今，支元山仍每天伏案写作，整理朔州方言、民歌等濒危文化。他的学生中，有人成为高校教授，有人返乡创业，而他的著作已被多家图书馆收藏。

女儿叶叶这样评价父亲：“父亲常讲，人如蒲公英，风把种子吹到哪里，就在哪里扎根开花。”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也高度评价道：“支元山以一人之力，串联起家族、村庄与时代的记忆，他的坚持证明文化传承需要脚踩泥土的虔诚。”

支元山的故事之所以动人，正源于一种近乎执拗的“不放弃”——不向陌生的技术低头，不向流逝的时间妥协，更不向艰苦的现实屈服。他以最质朴的方式，俯身大地，一笔一画地打捞着散落的历史碎片，守护着即将湮没的乡土记忆。这份坚守，并非一时热血，而是将对故土的深沉眷恋与对文化的自觉敬畏，化作日复一日的躬身实践。他真正做到了以一人之力、以一生之志，为断裂的过往接续香火，为沉默的土地留下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