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有关粮票的那些记忆

布南温老屈

1.没有粮票不能下馆子

我们六零后是跟着各种票证长大的。我家是农业户口，最早对票的记忆是“工分”,“布票”和“线票”，好像还有少量肥皂票，其他“粮票”，“油票”之类只有公家人才能领到，农民是没有资格碰的。所以“赶街天”的时候，农民哪怕偶尔有几元钱，想去食馆里开荤也不可能；没有粮票，那些满脸横肉，腰肥体胖的女服务员直接会把你轰出来。

我们上初中在学校吃“伙食团”的饭，必须把家里粮食挑去卖给粮管所，拿到一张“转粮证”,才可以在学校食堂买饭票，吃那一日两餐，一餐半斤米饭，清汤寡水吃不饱也饿不坏的大锅饭。学校饭票是自己印制，和“粮票”无关。

我家初次接触“云南粮票”是因为父亲是生产队会计，汉话比较流利，凡有上级干部下乡蹲点，生产队长一般会往我家推，父亲也乐于接受。干部吃饭会付点钱和粮票，父亲只接受粮票，不要钱。理由是进家就是客，吃饭还付钱是没有道理的。而粮票，算是客人给的礼物。1972年二哥当小学教师，成了有工资和定量供应粮油的公家人，他自己在学校煮吃，可以背家里的米过去，这样他的“国家粮”就可以换成粮票。

年轻时比较瘦，应该是中学阶段营养不足的原因

所以我1976年到县城附近的旧城读高中时，身上就带着必要的粮票啦。吃的还是学校那每日两顿的半饱大锅饭，用饭票。但离家几十公里，放假或开学回家都步行一天，中途在南外河吃饭需要“粮票”，或者偶尔可以去学校附近的“旧城国营食馆”买一碗能吃到肉末的米线面条之类。记忆中我见到的“云南粮票”在我们当地可以买所有的粮食制品，包括米饭包子馒头米线面条饺子等，不过那时候的食品也不丰富。

2.两人买了一斤饺子

1978年10月前往北京，知道云南粮票不能在省外用，二哥专门给我弄来十来斤“全国粮票”。这不算多，只是路上用而已，因为户口和粮食关系都已经有证明，到学校就可以领到饭票，是准公家人。

当时18岁的我从未去过盈江县城以外的地方，但考上大学的巨大喜悦已经冲掉了所有对陌生大地方的畏惧。正好县城有一个考上东北某大学的老乡和我同行，他比我大几岁，有点见识，跟着他更放心，而我可以带他去我们学校借宿两天，省了在北京旅馆费。

我们从昆明坐了3夜2天的火车才到北京站，一出站感觉有点饿，就去车站餐厅吃饭。人比较多，也不敢买多少饭菜，觉得饺子最方便，于是同伴占好座位看着行李，我去买。我按照在云南每顿半斤粮的量买了一斤饺子，结果端出来才发现是两大盘，每盘应该有20来个饺子，个头大得只比鸡蛋小一点。

云南粮票

我同伴吓了一跳：怎么能吃得这么多？两人一盘就足够了！我答：哪里知道会这么多？我们在学校吃伙食团的饭，每顿半斤米饭从来吃不饱呀！他埋怨了几句，也不敢去退，那年月不要说北京的餐厅服务员，我们盏西那个小小的国营食馆里的服务员也没人敢去招惹。

这几年有些痛恨当今贪官的人会经常去怀念以前的“人民当家作主和人人平等”，而我的体验是那时候的人们对权力的应用是非常彻底的，一个在食堂打饭的师傅都有权力拿捏你的胃！扯远了，当时我俩匆匆吃饱，剩下的都给了那些专吃剩饭剩菜的人。

3倒卖粮票半合法化

到学校报到办了相关手续，就领到了一堆饭菜票。菜票好像是分为一元、五角、一角和五分；饭票则分为面票，米票，粮票。结果第一顿饭我又犯了“经验主义”错误，递给打饭师傅4两“粮票”,他动作麻利地给我碗里砸进来两个像我们傣族佛塔形状的黄色东西。我立刻说：师傅，我要米饭！他说：那你倒是拿米票来呀！我说：刚才不是给你了吗？他不耐烦了：你给的是粮票，不是米票，看清楚喽！下一个。

我只好离开窗口，坐下来咬那小“佛塔”,有点甜味，但感觉粗糙。用这东西就菜吃，很不习惯。我们从小只会吃米饭，吃面条都会感觉不饱，在旧城吃过包子馒头油条之类，都是就着牛奶和豆浆，从来没有和“菜”一起吃的。更困惑的是为什么“粮票”不能买米饭？这和我们盈江县“云南粮票”可以随便买米饭和面条，完全不同啦。

1980年在学校和傣族老乡合影

后来才搞明白：“粮票”是杂粮，那黄色小佛塔叫窝头！这让我更意外，因为我们小学课本有一篇老工人控诉旧社会苦难的内容，其中有一句“住的是牛马棚，吃的是窝窝头”。牛马棚我们熟悉，“窝窝头”则连我们那来自“保山大地方”的老师都说不清楚，只说应该是很难吃，是地主资本家黑心，才让工人吃那种东西。结果我却在1978年底的大学食堂里吃到了。

但总体伙食条件比我们初高中好很多，一日三餐，正餐都有肉，学校给我们发17元菜票，农村学生还有4元助学金，我一般全部买了菜票，这样就能保证每天都可以买点肉吃了。当时一份荤菜是5角到1元。零用钱靠家里寄，10元钱可以用一两个月。其实家里不用寄零用钱，少吃点肉也能克服过去的。所以就我所知，那几年我们中央民院没有听说因为贫困而退学的学生。

我是在初高中饿过来的学生，看到现在可以天天吃点肉，非常满足。饭票是这样分的：面票20斤，粮票9斤，米票7斤，共36斤定量，基本吃不完，而我们在中学是30斤定量，还要提心吊胆盯着打饭的师傅，他一抖腕我们胃就会委屈一点。经常念叨：“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打饭师傅勺子抖三下。”现在倒不用怕了。

北京粮票

粗粮是早餐的玉米粥和窝头，所以我们练习“京味普通话”首先从说“一两粥俩馒头”开始，那“俩”字谁学得像，都会来宿舍里卖弄两下。9斤粗粮大概半年后又给南方学生都换成了米票，这样又可以天天吃到米饭了。而20斤面基本吃不完，一般都调节给饭量比较大又以面食为主的北方同学。到1980年，就有消息灵通的同学告诉我们：面票吃不完可以兑换成“北京市粮票”,去刚兴起的农贸市场换鸡蛋来吃。

好像是在中关村附近，从我们学校乘332路公交车没几站就到了。市场里东西真不少，都是穿着朴素，土音比较重的农民在卖，态度都很好又处处透着谨慎小心。我们没费多少事就用北京粮票换来了鸡蛋和菜。买来电炉和小炒锅，室友周勇精明强干会厨艺，由他操作，我们吃到了家乡云贵口味的菜。这种用粮票换东西的行为在几年前叫“投机倒把”或“倒卖票证”，那是公社书记就有权把你抓起来的。

但1980年的北京已经没有任何危险，学校老师也没有提醒：不能这么做。而从宿舍楼电闸保险丝经常被烧断的情形来看，学生，特别是爱吃的南方人是经常开小灶的。以后回忆当年的情况，我们感叹：80年代初，京郊农民，或者附近的河北农村还是缺粮的。

80年代的西双版纳老照片

4.吃米干不需要粮票

1982年7月我到西双版纳，记忆中除了在大食馆吃饭要付粮票，有些卖米干的小吃摊已经不需要付粮票，原因是当地已经不缺粮，没有粮票也能买到米，所以个体小吃摊越来越多。我们属于机关人员，还是30斤的定量供应，还有油票糖票什么的，但当时我们单身汉都吃机关食堂的饭，肉菜充足，油水多了饭就吃得少，就积攒下不少粮票。

1984年春节我回家探亲，掏出粮票给家里。父亲说：不需要什么粮票啦。他特意把粮仓门打开，让我看什么叫真正的“粮满仓”。而我在家读书劳动的70年代，家里粮仓从来就没有满过，都只是勉强够吃。我的家乡1981年才开始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分田到户，各自经营，第二年粮食就吃不完了。

5．粮票不再来箍我们的胃

我于1989年底退职，四处奔走，好像粮票已经不是必备的第二货币，到处是服务热情的个体户饭馆。我走到哪里都很少再去光顾那些国营食馆，那种让你花钱买饭吃还感觉自己在他们面前卑微的体验，实在是一种很窝囊的记忆，哪怕后来他们改变了服务态度，还是很难吸引人了。总之粮票就这样逐渐被边缘化，90年代最终正式取消了票证，粮票最后走进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