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桥轶事【散文】

大漠

花桥轶事

文/图■大漠

一

但凡每一个松溪人都知道，花桥是桥名，也是村名，还是松溪县九个乡镇街道中其中一个乡镇的名称。

花桥乡政府驻地花桥村，距县城十四公里，它默默镶嵌在松溪县西部群山起伏的褶皱里，地处仙霞岭南端与洞宫山余脉的交汇处。举目四望，村庄周周山峦青翠欲滴，如忠诚的卫士环绕守护着这一方水土，并在村庄周围勾勒出天际蜿蜒的黛青色轮廓，把静卧于群山怀抱之中的花桥村，精心雕琢成一幅被时光温柔以沐的山水画卷。

村庄周边的耕地，如同镶嵌在山谷中变幻莫测的聚宝盆，滋养着水稻、烟叶、蔬菜等多种作物，在一年四季中交替着或青绿、或黄橙、或淡白的不同色彩。这片土地并非一马平川，而是与低山丘陵、山间盆谷及小溪河道错落交织，和谐共生。环乡路、集镇路与省道便在这片相对平坦的土地上纵横交错，编织着村庄的人间烟火和现代生活气息。

花桥村何时建成村落，官方文字中尚无从考辨。对村庄历史文化颇感兴趣的我，数次深入村中寻访诸多老者求教，也未曾有过答案。直到这次与同在县城机关工作又是几十年老友的范世泓聊起，他听说是挖掘家乡文化，能为故乡留下文字，顿时也来了兴致。于是，在一个阳光暖和、风静云高的冬季午后，又约上江章任、林华等花桥乡贤，我们一同前往花桥村。

最早踏足花桥村，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便和同在县城求学的范世泓相识。在一个暑假，我和另一个同学，骑上自行车，一大早便从郑墩赶往花桥村世泓家。如今想来，对路上的艰辛骑行已毫无记忆，但对花桥却记忆尤深。记得世泓的家在一条老旧的街面上，街巷很直，两旁都是木制结构房屋。印象深刻的是，屋檐下那成排的吊脚楼，像极了作家沈从文笔下吊脚楼的模样。尤其难忘的，是街头一座偌大的廊桥，很是惊艳了我的双眼。自然，也知道了那座桥便是花桥。那一次，正值青春年少的我们，根本不知疲倦，短暂逗留后，和范世泓又从花桥村启程，一同骑行到城关、大布、旧县。一路上，又有不少同学加入其中，骑行队伍像滚雪球般壮大，浩浩荡荡，直抵渭田，最后骑到溪东的雷厝村才折返，而后才余味未尽地各自回家。

如今，相比那时坑坑洼洼的砂石公路，在宽敞平坦的柏油公路上驱车二十分钟，我们便到达花桥。热情有加的村支书真顺宝和供职于花桥乡政府的乡贤黄辉已早早等候在村部。他们还邀请了村中几个德高望重，且了解村里文化历史的老人到村部座谈，一同探讨和挖掘花桥村的历史文化，以及那些美丽往事和种种传说。

据说，花桥村最早肇基于一公里外今长衍村附近一个叫“四门桥”的地方。古时，从四门桥经长演桥，再过钱园桥牛押岭，是浦城、祖墩和花桥进入松溪县城的必经交通要道。《松溪县志》有载，长演桥“在杉溪里，一名通宵桥。元至正三年，邑人龚得甫募建。明嘉靖十五年，陈腾等众复建。”钱园桥“在杉溪里，明成化十八年，僧善庆募建。”牛押岭“自离城十里。”另有“至翁源一隘，尤为两浙远商所必由”的记载。翁源隘“在庆原里。南距县治四十五里，与浦城县界相连。”从以上描述中不难窥见，古时浙商一般是经浦城跨松浦交界翁源隘古道，过四门桥而进入松溪。

有村民说，那时四门桥商铺林立，物品丰富，极为繁华热闹。也许是生活较为富足的缘故，以至于村民的购买力也旺盛到就连韭菜都“日销三担”，好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由于来往客商众多，据说旅店常常爆满，客商们常聚一起飞觞走斝，放怀痛饮。望着夜宿旅店的富足客商，一些眼馋的店家，竟起了歹意，有了觊觎之心，打起偷窃住店客商财物的主意来。传说一家黑店，每晚三更趁客人熟睡之际，便点燃麻秆烟熏客房，在住客被熏而昏睡不醒时行偷窃之苟事。次日客商醒来惊见财物丢失，急找店主理论，苦于没有证据，往往哑巴吃黄连痛心而返。此事被朝廷知晓后，为一探虚实，遂命一官差以客商身份入住四门桥旅店。由于官差事先早有准备，放置一盆水于床下稀释毒烟，并用湿毛巾捂嘴鼻，故免被熏昏。待店主实施偷窃时，被逮正着。朝廷一怒之下，对四门桥客店实施满门抄斩。此后，四门桥败落，有先民便移居到现花桥老街当时称“当铺弄”的地方立村居住。

如今，似乎寻不到四门桥的古迹踪影，但茕茕孑立于长衍村口的长演桥犹在，这座单孔拱形石桥，横跨于一条小溪之上，默默接受时光的洗礼。该桥长约二十米，高距溪面有近十米。桥身由一块块大小均匀、形状一致的青石精心横砌而成，只是石缝间已是苔痕斑驳，似岁月刻下沧桑而神秘的纹路。桥面块状石板也残缺凌乱，已经所剩无几，唯有星星点点裸露于尘土之上依稀可辨的石头路面，仿佛在诉说着四门桥往昔的繁华和忧伤落幕。

我们站在与长演桥近在咫尺的公路上，抬眼望去，石桥拱弧优美，线条流畅，像遗落在山间的水墨画卷。虽历经风雨侵蚀，却依旧安稳兀立，其沧桑模样，与现代柏油公路形成古朴和现代的相互映衬，并见证着村村落落的变迁，承载着多少游子的乡愁，成为这片土地上永恒的风景。

二

有村民说，最早迁往“当铺弄”居住的应是李姓人家，至于是什么年代，大家众说不一，有说是明朝的，也有认为是清代。

李家在“当铺弄”繁衍生息，家族不断壮大，其家人个个经商，有做木材生意的，也有外出经商后回乡开店铺的，还有搞水路运输的，家境很是殷实。家大业大后，建了大宅院，院中凿有自家的水井，院内磨坊、柴房等设施一应俱全。见“当铺弄”是个便于营生的地方，后有黄姓、伍姓、真姓、范姓、胡姓等也陆续迁入，让“当铺弄”成为继四门桥后又一繁华街巷。据说，街巷里有米铺、草药铺、打铁铺、裁缝店、染布坊等各种商铺，酒楼客店鳞次栉比，来往村民和客商络绎不绝，并有了固定的集市墟日。

“墟日”是中国南方湘、赣、闽、粤、桂及西南等地区乡村的传统集市交易日。其历史久远，唐宋时期南方农村的定期集市（墟日）就有了空前发展。北宋人钱易所撰《南部新书》云：“端州以南，三日一市，谓之‘趁墟’。”在“当铺弄”，每逢墟日，生活的烟火味十足。农户会把自家的农产、器具、香菇、冬笋、草药或田螺、鱼鳖、鳅鳝，以及竹编的用具农具，或鸡、鸭、猪、羊、鹅、兔、蛋等，拿到街巷来交易，兑换由县城小商贩挑来的衣料、布被、鞋袜、针线、肥皂、油盐等生活日常用品。

不过，有文字资料记载的，我县墟场是在民国开元建立，当时全县有墟场三个，贸易地点一为北路花桥墟场，赶墟时小商贩一天肩挑货物就可往返一次。二是西路郑墩墟场，城关小商贩挑货去赶墟也不过一天时间。第三个东路渭田墟场，因离城六十华里，路途较远，城关小商贩赶墟者往返得二天时间。三个墟场，都各有定期，花桥定为逢四逢九，郑墩凡一凡六，渭田则逢五逢十，日期不重复，以便城乡商品与农产品有更多的集中交换机会。

我想，文献记载我县北路国民时期有花桥墟场是真，更早时期的“当铺弄”墟日也未必不存在，何况古时自唐代开始就有农村的定期墟日了。有村民说，据祖辈回忆，花桥街在清代时肯定是有墟日的。

在“当铺弄”，据说李家拥有沿街店面七家，生意兴隆，可谓赚得盆满钵满，成了富甲一方的大富豪。当时有流传说，李家即便关了店门三年，也不会坐吃山空而挨饿，富裕程度，可见一斑。

或许“当铺弄”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旺地，也或许正如后来花桥人所说“花桥人自古以来就很淳朴、热情和包容”那般，而后迁入的黄姓人家，也在此发展得风生水起。不同于李姓迁入花桥年代不详，黄姓迁入倒有《花桥黄氏族谱》的确切记载，其于清嘉靖年间从县城东门陈源仔迁往花桥。几度繁衍生息后，黄姓家族人丁兴旺，一栋栋黄家新厝拔地而起，地盘不断扩充，在“当铺弄”建起了颇具规模的上黄厝和下黄厝，在当年的“当铺弄”一度让人羡慕不已。据说，黄姓人家有了钱后，不忘后代的文化教育，供养出不少读书之人，还曾得到朝廷授予的“文魁”精美木制牌匾一块，后牌匾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挖去“文魁”二字，换成“为人民服务”字样，现仍保存在宗族中。

因为包容、热情和淳朴，许多人落户花桥村，让花桥村在不少地方诸如水北街、钱园桥和郑墩夙屯等地都有山林地块。因为包容、热情和淳朴，在花桥村，还衍生出“桥亭妹妹”的传说来。

说的是浦城水北街桥亭村有一个相公，本来家境不错，平时也乐善好施，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后遭小人算计，家道中落，只得受雇于一大户人家，帮人放羊，以求生计。牧羊远时，每遇饥饿，常会流落到“当铺弄”乞讨。相公穿着邋邋遢遢，蓬头垢面，长发凌乱，“当铺弄”村民只知道他是水北街桥亭村人，观其打扮，还误以为他是一个女子，便给其取了“桥亭妹妹”的绰号。但当地人从来不会嫌弃“桥亭妹妹”的邋遢，遇其前来乞讨，都会施与食物，令“桥亭妹妹”每每心生感恩。

“当铺弄”边有一条河流（现花桥溪），“桥亭妹妹”每每自水北街而来，必经此河。当时没有架桥，人们往来只在水浅时趟水而过，遇春季水涨，往往只能望河兴叹。常泅此河的“桥亭妹妹”更是深有感触，于是暗自发誓，若再有发达之日，必捐建此桥。

或许是其善念感动了上苍，有一天，“桥亭妹妹”在羊圈里薅羊毛，奇怪的是，薅下的羊毛瞬间全部变成白花花的银子，就这样，“桥亭妹妹”又发达起来。发达后，其不忘当初许下的诺言，开始在“当铺弄”建桥。为了把银元从水北街安全送达“当铺弄”建桥，防止半路遭遇打劫，“桥亭妹妹”用毛竹做扁担，打通竹节，把银元塞进竹筒，挑担巧妙躲过劫匪的一次次盘查。

据说，“当铺弄”一些乡绅见“桥亭妹妹”开始建桥，也发起募捐活动，有乡绅甚至坐着轿子到村民家中募捐，“桥亭妹妹”见状立马予以阻止，说坐轿募捐的样子实在不好看，让村民会怎么想，还不如我自己出钱来建。于是，独资建造了此桥。因“桥亭妹妹”当过叫花子，村民便把该桥称之为“花桥”，“当铺弄”随即也改称花桥村，“花桥村”因桥得名也由此而来。

花桥的建成，给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方便，尤其古时花桥群众所需的食盐、布匹等日常用品，大多需到浙江龙泉小梅挑运。如食盐，当时都是由浙江沿海食盐场起运，沿瓯江上游经龙泉到小梅，祖墩、花桥和渭田、溪东等再派挑夫到小梅挑运。

有文字记载，松溪地处闽北山区，交通闭塞，远离海岸，自古用盐都十分不便。宋朝时靠两浙（历史上“两浙”曾作为行政区划名称。比如唐朝后期设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节度使，宋初置两浙路，元初设立两浙都督府等。）海盐供应，由兴化场起运经福州、南平。再改用民间木船经建瓯运到松溪。清乾隆年间划归福建东路供应，从福安县的赛岐起运，经穆阳、周宁、政和到松溪，一路翻越三座千米高山，全程人力肩挑。抗日战争时期，沿海盐场相续沦陷，盐民不能正常生产，海上交通被封锁，福州盐巴用于支援前方军需，松溪食盐自民国三十年（1941）起，便靠浙江供应，由沿海食盐场起运，沿瓯江上游经龙泉到小梅，然后雇佣人挑到竹口，顺溪用小船经新窑、岩下、大布到城关东门码头上岸。这种情况延续到抗战后，才恢复由南平、建瓯水运福州盐。直到1958年，浦赛公路通车后，松溪食盐才改由汽车从赛岐运输而来，从而结束了千百年来肩挑和水运的艰难状况。

三

花桥村的灵魂，必定是凝聚在那座横跨于花桥溪之上、掩映于古樟树浓荫之中的百年古桥。民间流传“桥亭妹妹”的传说，虽然只是寄托着当地村民建桥的无限愿望和深厚的感念之情，而历史上的文献记载，此桥建设，确与浦城水北街桥亭村有极大关系。

据《松溪县志》载:此桥始建于清雍正年间(1723-1735),当时村民在河里立数石墩板搭以代渡。至道光三年（1823）被洪水冲毁。五年后的道光八年(1828)村民捐助木材、稻谷、砖瓦等，并出工出力再建造双墩三孔喜鹊桥，桥上有厝房11间。至光绪三年（1877年），此桥又毁坏殆尽，无法通行。为重建桥梁，两年后的光绪五年(1879)，以村民林上卓为缘首，发起四方募化，后得到浦城县桥亭村首富吴观星独家出资建造。不想光绪十六年（1890年），此桥再次被洪水冲毁，仅剩石墩，行人涉水通行，极为不便。吴观星再次募捐重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动工，历时五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完工。新建的廊桥内，一根根梁柱雕梁画栋，重彩浓抹，如花团锦簇，于是取名为“花桥”。后以桥名村，又以村名乡。

重建后的花桥甚为壮观，呈东西走向，全长近四十米，内有桥屋十一间，四柱九檩，宽约六米。抬梁式屋架，高四米，用柱多达四十根。屋面为硬山式屋顶，花岗岩细料石砌马头山墙。中开左右两岸桥门，桥门上分别刻有对联曰“日照八都地，船向四海天”和“丹凤凌空美， 巨龙过水威”。左岸桥门对联是当心间梁架升起，作单檐歇山顶，设观音菩萨佛龛，天棚做八角覆盆藻井，并彩绘八仙。梁柱遍施红漆，梁枋花心遍施彩绘，梁上绘以二十四孝及十八层地狱图。整座桥梁有大大小小画作两百余幅。桥面中间铺青石，两侧为水泥面。桥两侧设木制直棂栏杆，并安放厚木长凳。檐枋下置蓑板并开空窗，以便通风透气。

桥身为三孔石拱，高约六米。孔距在十米左右，桥墩为料石干砌，平船型，上游顶部置鸟形吸水兽。或许是由于水灾多发的缘故，和渭田五福桥一样的道理，古人在建造桥梁时，桥墩的建造都十分奇特。上游一方桥墩伸臂而出，尖面对水，像一只船破水而立，究其原因，是充分利用了分水原理来减少水流的冲击力。至于雕刻成鸟形吸水兽，据说古人认为鸟有超强浮力，除能消除灾害外，只要洪水涨到鸟脖子，鸟嘴轻轻一啄，洪水便会吸走而退去。

至此，夏可纳凉避暑，冬可抵挡寒风，更为南北之重要通道的花桥终于得到较为完善地建成。如今，经过一百多年的岁月沉淀，花桥除承载着当地村民生产生活和南来北往客商的交通通行外，已然成为花桥村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地人爱桥护桥，1984年又再费大力气重修此桥，并于1985年在桥头立下石刻“护桥禁碑”。

漫步桥上，透过那些斑驳的彩绘，我仿佛看到了它当年屡遭水毁和多次修建的艰难，看到它每一次竣工时美丽壮观的模样，脑海里还不时涌现出当年太平军跨桥而过和新四军北上抗日，叶飞率部队路过此桥的情景。

四

曾有多个文献记载，花桥上有两则故事被人们传颂。一是咸丰八年(1858),花桥村老者黄信奴率领乡众，头顶香炉在桥上跪迎太平军。太平军首领一见大喜，认为花桥百姓善良，立即下令士兵不准侵犯花桥百姓及财物。二是1937年，新四军北上抗日，叶飞率部队路过此桥，说花桥花不多，应锦上添花，使之欣欣向荣，成为通往胜利的大道。

据相关资料记载，太平军曾有两部人马到过松溪。一路是咸丰八年（1858）二月初，杨辅清部奉命带领戴天燕、省天燕和雄天豫等部，从江西转战进入闽北，直取浦城，然后经岩鼻头、际溪等村，进入松溪境内庆原里，过祖墩、花桥，直取县城，攻陷城池。在松溪前后延续四个多月，清兵负隅顽抗，大小战斗十多次。双方伤亡惨重，尸横遍野，血染溪河，到处是硝烟弥漫，遍地成破砖碎瓦，城外街三十余户厝屋成为火堆，历史悠久的惠政桥也未能幸免于难而焚于战火。殃及百姓者更为惨重，至今民间谈起“咸丰八年”，许多人仍不寒而栗。直到六月下旬，太平军才奉命撤出县城，越东平茶筒岭向水吉、建阳方向退去。

同样在咸丰八年（1858）春，另一路兵马翼王石达开部，在江西贵溪与杨辅清分手之后，带领他那一路兵马东进浙江，其中，一小分部从龙泉越龙头山黄土隘而进入松溪境内的溪东乡，经半岭、溪源洞、古衕进入渭田。太平军进入渭田，虽官方文献未有记载，但在民间不少家族的族谱中依然可寻。竹贤村光绪二十一年（1895）修撰的《杨氏族谱》载：“发匪自浦临松，营系渭水，停马六月，而毫田、永宁等里，俱为蹂躏。”“发匪”即太平军，因太平军拒绝清政府推行剃发留辫，全体将士剪辫蓄发，被朝廷称为“长毛贼”和“发匪”，民间便把太平军称做“长毛”。株林村光绪年间修撰的《郭氏族谱》亦载：“咸丰戌午二月晦，发匪伪翼王石达开部自浦入境，营扎渭水之滨，历四阅月。”把太平军进入渭田的时间，哪个分部来，驻扎渭田多久，都给予详尽记载。

从二月底到六月初，在渭田滞留的四个月期间，太平军杀巡检，剿乡勇，血洗竹贤、董坑等多个村庄，并在渭田宣布成立“新兴县”，肆意掠掳地方村民，向群众派征粮草。还拆毁乡村的佛殿、庙宇、祠堂、道观，将木料用于构筑“木城”。临走又烧毁了五福桥和吴村宋朝礼部尚书吴执中故居，将“东三里”古建筑破坏殆尽。

据老一辈村民说，当时“长毛”做恶多端，手段残冷，群众一说“长毛”来了，都纷纷携老扶幼躲进深山。而花桥村老者黄信奴闻言太平军来，非但未躲避，还率领乡众在桥上跪迎，实为罕见。据说，太平军见花桥村民善良，本想屠村五个，后就砍了五棵芥菜替代，让花桥免遭屠村。如此看来，我们就完全可以站在村民当时的处境为他们这个举动做一下思考了，也许在他们的认知中，面对残冷的匪患，只想以诚心换取冷酷，换取别人的良知，换取所有的手下留情。这样想来，你或许就会理解村民当时的心境和举动了。如此想后的同时，我便不得不佩服花桥村民的胆略和勇气，为了村民的安危，毅然做出此种冒险之举，当然，更是大义之举。

从太平军曾经两部人马到过松溪的情况看来，过花桥的太平军，应该是杨辅清部，当时他们从江西转战进入闽北浦城，后经际溪等村，进入松溪庆原里而到的花桥。

范世泓告诉我，当时住花桥的村民中，也有被太平军掳掠而遭不测的。就有其太公范氏，是一位有些名气的地理先生，被太平军掠去，因不肯为太平军募捐粮款而遭杀戮，颇有大义凛然之豪气。所以，太平军也并没有信守“不准侵犯花桥百姓及财物”的承诺。范姓系清道光年间从祖墩登山村移居到花桥村居住，并在花桥以看风水谋生，逐渐成了远近闻名的地理先生，还带出不少的徒弟。范世泓说，其太公被太平军杀戮后，太祖母为了养活子女，在花桥街开设了赌坊，以微博的抽水维持生计。范家牢记“家有良田千顷，不如一技随身”的家训，孩子养大后，总千方百计让子女学会做裁缝等一技之长，以便于谋生。

相较于范氏的当场惨遭杀戮，村里一个被迫为太平军带路的黄姓宗亲，就幸运了许多，至少能够在半路逃遁回家，保全了性命。只不过，在太平军被剿灭后，黄氏还是因带路之举被清政府秋后算账而家破人亡。据说，清王朝政府以通匪之罪，把黄氏打入死牢，黄氏在狱中遭百般蹂躏，奄奄一息。家人无奈变卖所有家产把黄氏赎回家中，不久后黄氏还是撒手西归。家人想方设法弄来棺木，却再也无钱为之安葬，只好把棺柩放置于房屋后厅阁角。不想那一年花桥发了大水，黄家被淹，放置于屋内的棺柩被大水冲走，看它随滚滚浊流，一路漂荡，最终泯灭于无情的洪流中，情景甚为凄惨，以至于曾经过着听风无忧，落雪成眠日子的黄家，从此家道中落。

至于新四军北上抗日，叶飞率部队路过花桥，说的是 1938年2月，闽东各路红军游击健儿一千三百多人多人在屏南棠口集中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在团长叶飞的率领下，从闽东出发，经闽北政和、松溪花桥等地，再到浦城，进入浙江，向皖南地区挺进的红色故事。

当部队行至松溪县花桥乡时，叶飞率部经过了花桥村的花桥。他站在桥上，望着这座历史悠久和有些沧桑斑驳的廊桥，对随行将士说道：“花桥花不多，今后解放此桥要锦上添花，使之欣欣向荣，成为通往胜利的大道。”不难看出，当时叶飞团长的话，既表达了对桥梁的赞美，又寄托了对未来的期望，还激励着将士们坚定抗日的决心，并道出了将士们通往革命胜利征程的豪情壮志。

五

花桥的桥头边上，有一座建在民房之中的五显庙，庙宇宽敞通透，干净整洁。现如今除了仍有庙宇的功能外，还是花桥村老年活动中心，不少老人在此拜拜神，打打牌，让五显庙成为真正的老人幸福院。村民说，过去的五显庙神堂、戏台、左右厢房一应俱全，除了烧香祭拜，经常会有戏班在里面走台唱戏，甚为热闹。

那天，在五显庙巧遇到另一位花桥村著名乡贤伍世代，这位从花桥村走出的福建师大教授，原师大旅游学院院长，也总是心系家乡，几十年来，默默想方设法为建设花桥尽其所能。

五显庙祭祀五显神，而五显神的信仰起源，也有多种说法。一说源于唐代婺源王瑜舍宅建庙的传说，民间还称南齐时柴姓五兄弟为五显财神，也有认为最初是南齐柴氏五兄弟因乐善好施被民间尊为神祇。宋代起，五显神信仰开始兴盛，历经多次官方封赐，神位由侯爵晋至公爵、王爵，逐渐受到更多人信奉。明代洪武年间，五显神被改封为显聪、显明、显正、显直、显德五位神祇。清代时，五显神信仰虽曾遭官府禁毁，但仍演化出五路神等民间祭祀形式。如今，五显庙仍然承载着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传统，便成为当地祭拜神灵仪式等重要民俗活动场所。

花桥村五显庙建于清代，民国时期被国民党政府征用办公。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几年，也曾是花桥区、乡政府办公场所。花桥区曾一度管辖花桥、祖墩、郑墩三个大乡，是松溪县重要的乡镇行政中心。1950年，花桥区公所先后遭到土匪两次较为严重的袭击，一度震惊了整个闽北。

据松溪文史资料记载，一次袭击发生在1950年2月28日晚，因区政府两名战士被伊振声股匪用一两多黄金收买而叛变，和土匪里应外合，打死区政府一位班长，劫去二十几支长枪，四百多发子弹后，慌忙逃窜。

第二次袭击发生在1950年8月31日傍晚。那天天气闷热，区公所的干部和区中队战士吃过晚饭，大多在外洗澡纳凉，有的到村里召集群众开会。土匪从溪畔方向沿河边过来，冲进区公所开枪扫射，区干部和区中队战士奋起还击。激战后，土匪劫去两只步枪，八颗手榴弹，两百多发子弹，也慌忙往招沙甲方向逃窜。

土匪两次袭击区公所，震惊了上级组织和领导，1950年秋后，闽北成立了剿匪总指挥部，松溪也成立了剿匪独立营，很快就消灭了残匪。臭名昭著的伊振声股匪，后在渭田董坑山上被活捉，于1951年正月初二，在渭田街公审后就地枪决。

20世纪50年代，花桥村还发生一件大事，那便是1956年的花桥大火。这场由区供销合作社一女工，不慎把松油火把靠上了堆放在旁边的棕衣而引发的火灾，把花桥村整条街道一百一十余户房屋及家中财产毁于一旦。这场大火足足烧了四个多小时，三百多间房屋在大火中化为灰烬，烧死牲畜更是不计其数。为避免殃及廊桥，古桥花桥被迫拆去半截桥厝。

不久，受灾群众在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扶持之下，仅花一年时间，便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新的花桥街一改昔日街窄屋陋的陈旧情景，迎来了又一个新的风貌。

六

如今的花桥村已今非昔比，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街上的老屋基本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居住更为舒适的水泥钢筋结构楼房，大多有五六层高。而紧邻的新街已然成了花桥乡的核心街道，约一公里长的街道宽敞整洁，两旁商铺林立。街边还巧妙植入本土文化元素，融合了现代风貌和乡土文化，仿佛是一条赓续文脉、赋能产业的文化长廊。可以说，旧貌换新颜的花桥村，它连缀着古桥的沧桑、山野的馈赠和时代的脉动，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正绽放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崭新魅力。

只是，那座雕廊画栋、造型别致典雅的古桥，虽历经岁月风霜，几度重修，依然完好地、本真地、默默地横卧在花桥溪上。如今的它，已不仅仅是人们通行的纽带，更是一件承载着花桥人民智慧与艺术的大地雕塑。还有桥畔那令人心醉的百年古樟，看它巨木参天，浓荫如盖，虬枝盘曲，几近覆盖了半个流淌于村中的花桥溪；看它深沉的绿荫滤过冬季的暖阳，在溪面投下斑驳摇曳的光影；看它与古桥相依相偎，在花桥村边站成“桥树相映”的绝妙景致，缱绻之情已紧紧烙在在人们的记忆深处。

傍晚时分，有风从古桥吹来。风过处，樟叶沙沙，仿佛在低声吟唱百年村落的变迁史诗，仿佛在诉说着古桥历经时光沉淀的沉着与坚韧。此时，我在想，这桥与树，不正是自然与人文碰撞出的不朽诗篇！不正是它们，奠定了花桥村如诗如画的基调和历史脉络！

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但愿岁月生香的日子，花桥，依旧是你目光和心灵的栖息之地！

（2025.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