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藏的人间烟火

剑锋

　北方的冬天，是把一切都逼出原形的季节。风不再暧昧，雪从不婉转，冷得那样磊落，那样毫无保留。站在故乡的旷野上，你忽然明白，为什么这里的汉子喝酒要用碗——因为这土地，这天空，这铺天盖地的白，本就是一场豪饮。

　清晨推开门，一夜的雪已经把世界重新排版。昨日的杂乱、琐碎、不完美，全被那厚厚的、匀净的白覆盖了。像是老天爷终于不耐烦了，铺开一张巨大的宣纸，说：“重来。”

孩子们总是第一个打破这寂静的。他们的笑声是冻僵的空气里突然爆开的火星子。“打雪仗喽——”一声呼喊，整条街就活了。雪团在空中划出仓促的弧线，碎在棉袄上，碎在围巾上，碎在冻得通红的笑脸上。没有规则，没有队形，只有最原始的、属于冰雪的狂欢。被砸中的孩子不哭，反而笑得更响，抓起一把雪反击——那雪在手套里握不紧，飞出去就散成一片雾。

河面的冰厚得能跑拖拉机。父亲们拿出自制的冰车——几块木板，两根铁条，就是整个冬天的坐骑。我们趴在冰车上，用两根磨尖的钢筋一撑，整个人就射出去。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可心里是滚烫的。有时候撞在一起，人仰马翻，在冰面上滑出老远，笑声也跟着滑出去，在空旷的河面上撞出回音。那些冰车划出的白痕交错纵横，是只有冬天才读得懂的乐谱。

　堆雪人是一定要的。不只是堆，是在创造一个小小的、沉默的族人。煤球当眼睛，胡萝卜做鼻子，父亲的旧帽子给它戴上。母亲会从屋里找出她舍不得扔的旧围巾，给雪人系上，说：“别让它冻着。”我们围着它转，看它在越来越暗的天光里渐渐变成一个安静的剪影。第二天早上再来看，麻雀在它帽檐上歇脚，留下细细的爪印——它已经有了自己的客人。

炊烟升起时，所有的游戏都自动暂停。那烟囱里冒出的，是比任何召唤都有力的号令。推门进屋，眼镜瞬间蒙上白雾，等雾气散去，世界才重新清晰——而最先清晰的，永远是灶台上那口大铁锅。

　铁锅炖，是北方冬天的心脏。酸菜是秋天就腌好的，在缸里窝了两个月，此刻和五花肉、血肠、冻豆腐在锅里重逢。柴火在灶膛里毕剥作响，火光把母亲的脸映得忽明忽暗。

锅盖边缘开始冒白气，先是试探的、纤细的一缕，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急，最后汹涌地喷出来，带着酸菜发酵后的醇厚、猪肉油脂的丰腴、以及某种无法言说的、只有经受过严寒的土地才能孕育出的踏实香气。

父亲会在这时掀开锅盖，用铁勺在浓稠的汤汁里搅动。热气“轰”地涌上天花板，整个屋子瞬间成了仙境。我们围在灶边，看那些食材在滚烫的汤汁里翻滚、沉浮，看酸菜叶子渐渐变得透明，看五花肉的肥肉部分漾出金色的油花。那种等待本身，已经是一种饱足。

吃的时候是不说话的。不是不想说，是顾不上。酸菜的酸爽解了肉的腻，肉的丰润又平衡了酸菜的清寒。冻豆腐吸饱了汤汁，咬下去，滚烫的鲜美在齿间迸溅。血肠嫩得像要化掉，只有粗颗粒的盐花提示着它质朴的出身。就着这样一锅炖菜，我能吃下两大碗米饭——不，不是碗，是那种敞口的、厚厚的陶碗，端在手里沉甸甸的，像个小小的、温热的星球。

饭后，母亲会端出一盆冻梨。那些梨白天还硬得像石头，此刻在冷水里慢慢苏醒。冰壳裂开细密的纹路，像瓷器开片。剥开已经软化的表皮，里面的果肉是晶莹的琥珀色，咬一口，冰凉清甜的汁液涌出来，带着一点点恰到好处的酸，正好解了炖菜的厚重。我们吸吮着梨肉，看窗外的雪又下了起来，一片一片，不慌不忙，仿佛要下到地老天荒。

　夜深了，村庄重新沉入寂静。但这不是空虚的寂静——是灶膛里还有余烬的温热，是铁锅边缘渐渐凝固的油花，是孩子们在梦中偶尔的呓语，是大人们在炕头低声的絮叨。雪光从窗外透进来，清冷地铺在地上。偶尔传来冰面开裂的“咔嚓”声，沉闷，悠长，像是大地在翻身，在睡梦中调整一个更舒适的姿势。

这就是北方的冬天。它不温柔，不精致，甚至有些粗糙。但它真实。真实到你能看见自己呼出的白气如何在空气中消散，能听见踩雪的声音如何从清脆变成绵软，能摸到寒冷如何从指尖慢慢爬向掌心，而一碗热汤又如何把这寒冷一寸一寸逼退。

它教会你敬畏——敬畏自然的力量，敬畏食物的珍贵，敬畏每一缕烟火背后那个被称为“家”的宇宙。它也给你勇气——当你在零下三十度的早晨推开门，迎面撞上那堵叫“严寒”的墙却没有退缩时，你知道，往后人生里很多的墙，也都不过如此。

　此刻我生活在南方，这里的冬天暧昧，湿润，雪是稀客，来了也站不住脚，很快就化成泥泞。我会在空调房里忽然想念那种干冽的、扎扎实实的冷，想念踩雪时“咯吱咯吱”的声响，想念铁锅炖沸腾时笼罩整个屋子的白雾。

北方还在那里。在北纬四十二度，东经一百一十八度。在兴安岭的臂弯里，在西拉木伦河封冻的河面下。在每一片旋转飘落的雪花中，都藏着一个坐标，指向那个被白雪覆盖的、沉默的、却在我血液里日夜奔腾的故乡。

而故乡的冬天，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下在了我的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