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多灾多难的初中时光

梧桐树

.我那多灾多难的初中时光

我生于偏远贫瘠的山村，全村千余口人散落在大山褶皱里，沟沟壑壑都藏着人家。村里只有一所五年制民办小学，孩子们小学毕业便只能回家劳作。而这一年，为了偏远落后地区的孩子有学可上。政策允许“小学戴帽”增设初中一年课程，但条件要求班级至少二十名学生，否则“帽子”戴不成。

为載上这顶帽子学校和老师费了许多心思，由于学生数量不足二十名，他后踏遍全村沟沟岔岔反复动员，最后只招来十九人。于是，四年级成绩最好的我，成了那个被选中的“填补者”——跳过五年级，直接扎进六年级（也就是初一）的课堂。像菜地里挖好二十个坑，却只寻得十九棵萝卜，他们便从邻家垄上，轻轻剜出我这株刚冒两片嫩芽的小萝卜头，填了最后一个空缺。同班伙伴都升五年级去了，我懵懵懂懂坐在初一教室，像误入陌生羊群的羔羊。

那时是计划供应年代，学生用品得提前半年预缴费用，由乡中心小学统一向县里申领，个人连课本都买不到。我本是四年级学生，自然没订过初一教材，转眼成了教室里最特殊的“三无者”：无课本，无练习册，无作业本。全班齐声朗读时，我盯着空荡荡的桌面，只能用耳朵拼命追赶那些陌生的句子；同学们埋首写字，我的手在桌下攥得发紧，仿佛握着一支看不见的笔。优等生到“差生”的落差，只隔了一夜。我坐在他们中间，却像隔了层透明的墙——窗外雁群尚能彼此呼应，我却是那只落在最后、望着天空舔舐孤单的孤雁。

班里同学平均比我大两岁，我个子小，成了最易欺负的对象。王大保比我高出一个头，总用篮球砸我，用钢笔扎我的手，抢我的作业本，还常笑嘻嘻地把我书包里的东西倒在地上。散落的课本与铅笔，如同我被碾碎的尊严，在尘土里摊着，捡不起来。

暮色里放学回家，必经一片菜地。王大保家的西葫芦挂在藤上，嫩得能掐出水，沾着的露水在晚风里晃，像淬了光。想起他平日的欺负，一股气闷在胸口——我要拿这些西葫芦出气。第一个西葫芦被踩碎时，发出“噗”的闷响，像一声低低的叹息。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我记不清踩了多少，只记得淡绿的汁液溅在裤脚，黏糊糊的，像擦不干的眼泪。

第二天，王大保的父亲领着校长找到教室，我没辩解，只低头盯着鞋尖上的泥土。开除的决定在早操时宣布，全操场的目光都齐刷刷投向我。可当我把书本塞进书包走出校门时，心里反倒漫过一丝稀薄的解脱——至少明日不用再在篮球砸来的钝痛、钢笔扎手的尖锐里熬过。此后两个月，我彻底成了农村野孩子：放猪砍柴，抓鱼摸虾，招猫斗狗，把压抑许久的情绪疯癫地撒了一遍。

新学期一到，看着别家孩子背着书包上学，父亲又开始奔波：求爷爷告奶奶，鞋踢坏了，嘴磨破了，终于把我重新送回教室。我努力了一阵，勉强混到中等，心里才算安稳些。

有一天班里换了新老师，自我介绍时，他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尚士文”——“士”与“文”挨得较近，粉笔灰簌簌落下时，后排的我竟看成了奇异的组合“尚坟”。课下我就称之为“尚坟”，没三天，这个不雅的称呼像蒲公英的种子，在走廊、操场的角落里悄没声息地飘散开，自然也飘进了尚老师耳朵里。

我的日子从此更难了，白眼与批评成了日常。一次作业评改课，他的手指几乎戳到我鼻尖，劈头盖脸的责骂像冰雹砸下来。我气得浑身发抖，猛地站起来，手指对着他，也不管对方是老师，尖锐地骂了回去。教室里的空气像凝固了，粉笔灰在我们之间激烈飞扬，直到他先停下，嘴唇颤抖着，踉跄地拿起课本走出教室。第二天，我不出意外地又被开除了。

再开学时，父亲又将去年的奔波从头走了一遍。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们许是觉得我还算“可教育改造的坏分子”，没一棒子打死，留了条生路——我终于坐在初二教室，这一次，我有了课本。能和同学们一样读书写字，心里的自卑、自惭、自馁，竟一点点散了。

往后两年，时间成了我唯一清晰的坐标轴。课桌从后排挪到前排中央，面前垒着五、六年级那些本该熟悉却曾面目可憎的课本。午休时校园静下来，只有我笔尖的沙沙声在空气里飘；自习课后，我总最后一个离开，把满室寂静留在身后。夜里，煤油灯的光圈像透明的茧，将我裹在里面。演算、背诵，把断裂的知识点一个个焊接起来——我知道，我不只是在追同学的背影，更是在跟被挥霍的昨日赛跑，要把那些偷走的光阴，一寸一寸从时间指缝里抠回来。

转眼到了1973年，我捧着那张单薄却沉重的毕业证书，心里五味杂陈。回望这段多灾多难的初中时光，是该哭还是该笑，连自己都分不清。可命运总爱在收尾时添一笔意外——虽然毕业了，可我并未就此离开校园，反倒以民办语文教师的身份，重新站在了这方曾让我遍体鳞伤的讲台。

那一年，我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