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句“我认输”惊醒所有优生家长

戴云飞

　　办公室的百叶窗漏进几道晨曦，小A父亲脸涨得通红，汗水浸湿了衬衫领口，“他现在连爸都不肯叫了”。

一、失控的第一名。我的办公室，通常以宁静有序的面貌迎接清晨。但今天是个例外。门几乎是被撞开的，一位中年父亲闯了进来，胸口剧烈起伏，额上青筋隐现，汗水浸湿了浅色衬衫的领口。他顾不上寒暄，沙哑的嗓音裹挟着焦虑与愤怒，劈头盖脸地砸向办公桌后的我：“戴校长，请求帮助！我儿子现在初一，狂得不得了！班级第一名，年级前三！现在，我讲话他不听了！怎么办？”

办公室里的空气瞬间凝滞。百叶窗缝隙漏进的几道晨曦，恰好掠过小A父亲因激动而涨红的脸，也照亮了我镜片后那双迅速由惊愕转为深思的眼睛。我抬手示意：“别急，先坐下，慢慢说。”

小A父亲重重跌坐在沙发上，仿佛全身力气都被刚才那番控诉抽空了。他语无伦次地描述着家中的战争：儿子小A自从升入初中，凭借过人的聪颖和小学扎实的底子，迅速在学业上脱颖而出，稳居班级头名，年级排名也极其靠前。起初，全家欣喜自豪。但很快，变化悄然发生。

“他现在，尾巴翘到天上了！”小A的父亲声调再次拔高，“家里讨论事情，他开口闭口你们不懂、我知道怎么做。我和他妈多说几句学习方法，他直接摔门回屋。以前那个有说有笑、听话懂事的孩子不见了！现在……”小A父亲的声音陡然低了下去，夹杂着难以掩饰的挫败与心寒，“……现在，他连声爸都叫得勉强，眼里根本没我们。”他抹了把脸，继续倒苦水：为了遏制儿子的嚣张气焰，他试过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列举历史上骄傲致败的故事；试过严厉斥责，甚至搬出再不听话就别念了的狠话；也试过联合班主任进行打压教育。结果适得其反。小A要么用沉默的脊背对抗，要么用更加优异的考试成绩，作为无声而尖锐的回击。亲子关系降至冰点，家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而年级前三的排名，像一面冰冷的盾牌，挡在了父子之间。

小A父亲的痛苦与迷茫，清晰地写在脸上。他望着我，眼神里混合着最后一线希望和濒临崩溃的疲惫：“戴校长，你说，这孩子是不是读书读傻了？还是我们管错了？第一名，难道就管不得了吗？”

二、奖状撕碎的夜晚。我没有立即回答。请他稍坐，起身走到窗边，微微拨开百叶窗。校园里，晨光渐亮，学生们正鱼贯而入，一张张青春的脸庞上写着稚气、朝气，或许也藏着各自的烦恼与骄傲。作为深耕基础教育多年的管理者，我见过太多优生与家庭的故事。小A父亲的叙述，触动了我脑海里一系列类似的案例拼图。

我回身坐下，语气平和而沉稳：“先生，您先别急着下结论。您刚才描述的情况，在不少成绩拔尖的学生家庭中，确实有一定代表性。但这通常不是孩子变坏了，或者家长管错了，更可能是我们的教育引导，在某个环节上，与孩子这个特定成长阶段的需求，出现了错位。”

看着小A父亲稍稍平复的呼吸，我继续深入：“您提到打压、说教效果不好，这很正常。初一的孩子，尤其是智力发展较快、学业领先的孩子，正处在青春期自我意识迅猛觉醒的阶段。他们迫切渴望被当作独立的个体来尊重，渴望证明自己的价值和能力。优异的成绩，恰好成为了他们最直接、也最有力的权力来源。这时候，简单的权威压制或道理灌输，很容易被他们解读为对其能力的不信任、对其人格独立性的侵犯，进而触发更强烈的逆反。”

我顿了顿，抛出一个关键问题：“除了成绩，在家里，小A有没有其他的渠道获得价值感？比如，他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吗？或者，在家里，他有机会承担一些责任、参与家庭决策吗？”小A父亲愣了一下，眉头紧锁，努力回想：“兴趣……以前喜欢拼模型、看点科普书。上了初中，他妈说一切以学习为重，这些就慢慢放下了。家里的事，他一个孩子懂什么？我们安排好就行了，他只管学习。”

“那么，”我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忽视的分量，“对他来说，是不是学习好就等于一切好？当学习好成为他唯一被认可、唯一有话语权的领域时，他紧紧抓住这个权力，并在与父母的互动中过度使用它，以捍卫那点脆弱的自我，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了？换句话说，他在用傲慢来掩饰内心可能的不安，或者，对抗一种被单一标准定义的窒息感？”

小A父亲如遭雷击，怔在当场。我的话，像一把钥匙，突然打开了他从未仔细审视过的门扉。他想起儿子偶尔看向窗外时空洞的眼神，想起他提及某个同学篮球打得好时一闪而过的羡慕，也想起自己那句常挂嘴边的你只要把书读好，别的不用管。

就在这时，小A父亲的手机震动了一下。他低头查看，脸色骤然变得惨白。是妻子发来的微信，一张照片，附着一行带着哭腔的语音：“老陈，你快看！小杰把他这次月考第一名的奖状……撕了！”照片上，那张象征荣耀的纸片，被粗暴地撕成几片，散落在书桌一角。背景里，隐约可以看到紧闭的房门。

办公室陷入死寂。陈父的手开始发抖，先前的愤怒被一种巨大的恐慌和茫然取代。奖状，这个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督促儿子拼命维护的东西，竟然被他亲手撕碎了！这不再是简单的不听话，这是一种决绝的、自我毁灭式的宣告。

我适时开口，声音沉稳如故，却多了几分紧迫：“陈先生，看到吗？当压力超过临界点，当孩子感到被逼到墙角，失去自我，他宁可毁掉那个带给他压力、也曾经带给他荣耀的象征。这不是胜利，这是一个求救信号。他在用极端的方式告诉你们：他受不了了，他需要被看见，不是作为第一名被看见，而是作为小杰这个人，被看见。”

三、权威的黄昏与价值的黎明。陈父茫然失措，喃喃道：“求救？他……他到底要什么？我们给他创造最好的学习条件，什么都替他打算，他怎么就不明白父母的苦心？”

“苦心，孩子是能感受到的。”我温和地打断，“但青春期孩子更敏感的，往往是方式。他们开始质疑单纯的权威，渴望平等的对话。这并非对父母的不敬，而是人格成长的必然阶段。心理学家将青春期称为心理断乳期，他们试图在精神上与父母分离，确立自我边界。而成绩顶尖的孩子，由于智力与认知发展常常超前，这种独立意识和批判性思维可能更强烈、更早熟。”

我走到书柜前，抽出《父母的觉醒》，翻到某一页，指给陈父看：“您看，这里提到，青春期大脑前额叶皮层（负责理性判断、冲动控制）仍在发育中，而边缘系统（与情绪、奖励相关）已十分活跃。这导致他们情绪容易波动，追求即时认可和同伴认同。对于小杰，班级和年级的排名是巨大的即时正反馈，强化了他的自信，也可能膨胀了他的自我认知。而在家中，如果互动模式仍停留于自上而下的命令与服从，他积累的智力自信与家庭中缺乏话语权的现实就会产生剧烈冲突。”

“那我们该怎么办？放任不管吗？”陈父急切地问。

“当然不是放任。”我肯定地说，“而是转变角色，从管理者转向引领者和陪伴者。关键在于，帮助孩子将自我价值的基石，从狭窄的分数排名，迁移到更广阔、更坚实的领域上去。”我具体解释道：“首先，是看见并认可成绩之外的闪光点。比如小杰曾经喜欢的模型拼装，体现的是空间思维、耐心和动手能力；爱看科普书，反映的是求知欲和探索精神。这些品质与考高分同样重要，甚至更为根本。家长需要真诚地表达对这些特质的欣赏，让孩子明白：我欣赏你，不仅仅因为你考得好。”

“其次，是赋予责任，参与决策。让孩子在家庭事务中有发言权，小到周末安排、购置物品，大到家庭旅行计划、房屋局部改造。让他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管理自己的部分零用钱。这传递的信息是：你的意见有价值，你的能力被信任，你是这个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员。这个过程，能有效培养孩子的责任感、规划能力和现实感，稀释唯分数论的虚幻权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进行平等、开放的对话。不要总以教导的姿态开头。可以聊聊新闻、电影、各自读的书，分享彼此的看法，允许观点碰撞。在孩子擅长的领域，甚至可以虚心向他请教。当孩子感受到被尊重、被倾听，他的防御心才会放下，才可能接受引导。”

我看着陈父若有所思的脸，总结道：“所谓叛逆，往往是对不当管束的对抗；而真正的成长，源于被理解后的自我建构。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去拆除他凭借成绩建立起来的城堡，而是帮助他在城堡旁边，开辟更广阔、更多元的疆土。当他的世界大了，一座城堡的地位，自然就不会显得那么绝对，那么需要誓死捍卫了。”

四、父亲的认输与少年的泪。陈父离开我办公室时，步伐不再虚浮，眼神里多了些沉重而清晰的思考。我的建议，他听进去了，但知易行难，尤其是要扭转根深蒂固的观念和行为模式。

接下来的两周，对陈父而言是艰难的尝试期。他按照我的提醒，开始笨拙地调整。他翻出儿子尘封的模型工具，试探着问要不要一起完成个新作品；他在饭桌上，不再只问分数和排名，而是谈起自己工作中遇到的一个技术难题，像同事讨论般，问问儿子有什么想法；他甚至就一次家庭出游的目的地，郑重其事地征求了小杰的意见。

小杰的回应起初是冷淡、怀疑的。他警惕地观察着父亲的变化，认为这可能是新的战术。但陈父坚持着，努力收敛指责，尝试倾听。变化在细微处悄然发生。小杰不再总是紧闭房门，偶尔会到客厅倒水，停留片刻。对父亲关于科普话题的讨论，他会简短地回应几句，眼神里闪过一丝被认同的光亮。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一个周日的傍晚。因为一道复杂的数学拓展题，陈父和儿子发生了分歧。按照旧模式，陈父可能会以我吃过的盐比你吃的米多来终结争论。但这一次，他想起我的话。他深吸一口气，仔细听了儿子的解题思路，发现其中确有自己未想到的巧妙角度。

沉默了几秒，陈父看着儿子依旧倔强、准备迎接批评的脸，用一种平静而清晰的声音说：“这道题，你的解法比我的更简洁。是爸爸想复杂了。这方面，你比我强。我认输。”

“我认输。”这三个字，轻飘飘地落在安静的客厅里，却仿佛有千钧之力。小杰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父亲。父亲脸上没有嘲讽，没有无奈，只有坦诚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那一瞬间，小杰精心构筑的、用于对抗的盔甲，出现了裂缝。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迅速低下头，盯着地板，耳根却慢慢红了。

那天晚上，陈父注意到，儿子房间的门，没有完全关死。又过了几天，陈父在打扫儿子房间时（经过允许），发现被撕碎的奖状，被人用透明胶带，小心翼翼地、背面粘合了起来，虽然痕迹犹在，但已经被平整地压在了书桌玻璃板下。旁边，多了一张父子俩多年前在科技馆门口的合影，那时的小杰，笑得毫无阴霾。陈父悄悄退出房间，眼眶发热。他给我发了一条简短的信息：“戴校长，胶带粘上了。谢谢您。路还长，但我知道方向了。”

五、我的沉思与叩问。收到陈父信息时，我正在整理一份关于“学生心理健康与学业发展均衡支持”的校园提案。我放下手机，走到办公室的窗边。窗外，夕阳给教学楼镀上一层金辉，放学后的校园渐渐安静下来。

小杰的故事暂告一段落，但我深知，这绝非个例。在追求教育卓越的道路上，有多少家庭正陷入类似的迷思？有多少小杰在分数的光环与自我的迷茫中挣扎？有多少父母的爱，因表达方式的错位，变成了无形的压力，甚至刺向彼此的利剑？

我回想起自己多年教育生涯中接触的案例：那个竞赛获奖无数却不懂如何与同学相处的少年；那个成绩优异却因焦虑过度而失眠的女生；还有那些将全部人生价值寄托于孩子分数，最终亲子双双疲惫不堪的家庭……这些问题，都指向同一个核心：我们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在奋力托举孩子智识高度的同时，是否足够关注他们人格基座的广度与韧性？我们是否在无意中，协助孩子建造了一座以分数为唯一支柱的危楼，却忽略了支撑一个完整人生所需的多样化承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