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普通人共享科技发展的红利

彭院宝

让普通人共享科技发展红利

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不断突破，推动生产力指数级增长。

然而，技术进步的果实并未均匀分配——部分群体享受着科技带来的财富与便利，而另一部分人却因技能鸿沟、资源壁垒或制度缺陷被边缘化。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目标，正是打破这一困局，让普通人成为科技红利的“共同创造者”与“直接受益者”。

一、技能重塑：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参与

科技发展对就业结构的冲击，本质是技能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的错配。传统分配制度下，低技能劳动者易被自动化取代，而高技能岗位则因稀缺性获得超额回报。改革需构建“终身技能账户”制度，将个人技能提升与税收优惠、社保补贴挂钩。

案例：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通过企业与学校深度合作，使学徒在获得理论教育的同时积累实践经验。数据显示，德国青年失业率长期低于欧盟平均水平，且制造业岗位中近60%由职校毕业生担任。若将此类模式与科技企业合作扩展至AI训练师、数据标注员等新兴职业，可为普通人开辟“低门槛、高适配”的就业路径。

二、数据普惠：从“资源垄断”到“价值共享

数据是数字时代的“新石油”，但当前数据所有权高度集中于科技巨头，普通人仅作为数据生产者存在，却无法分享其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需明确数据产权，建立“个人数据合作社”机制，允许用户通过授权使用数据获得分红。

案例：中国“数据二十条”政策提出“数据产权三权分置”，即数据资源持有权、加工使用权、产品经营权分离。若进一步细化规则，例如要求平台企业将数据收益的10%按用户贡献度分配，或允许用户以数据入股参与企业利润分成，则可让普通人从“数据工具人”转变为“数据股东”。以某社交平台为例，若其年广告收入中0.1%用于用户分红，按10亿用户计算，每人年均可获数十元收益，虽微小但象征意义重大。

三、税收调节：从“效率优先”到“公平导向”

科技企业的高利润率与低税负形成鲜明对比。例如，某跨国科技公司2023年全球利润超3000亿美元，但有效税率不足15%，远低于传统制造业。分配制度改革需重构税收体系，对自动化生产、算法交易等科技驱动的盈利模式征收“数字服务税”或“机器人税”，并将资金用于全民基本收入（UBI）试点。

案例：芬兰2017-2018年开展的UBI实验，向2000名随机选中的失业者每月发放560欧元，发现受试者幸福感显著提升，且未减少工作意愿。若将科技税收入部分用于UBI，可形成“科技发展-税收增加-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假设对全球前100家科技企业征收2%的数字税，年收入可达数百亿美元，足以支撑覆盖数亿人的基础保障。

四、伦理约束：从“技术狂奔”到“价值引领”

科技发展若缺乏伦理框架，可能加剧不平等。例如，基因编辑技术若仅服务于高收入群体，将导致“基因鸿沟”；算法推荐若强化信息茧房，可能撕裂社会共识。分配制度改革需将“科技向善”纳入立法，要求企业公开算法逻辑、限制技术滥用，并建立“科技影响评估”制度，对可能扩大贫富差距的技术应用设置红线。

案例：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将AI系统按风险等级分类监管，禁止实时远程生物识别、社会评分等高风险应用。此类规则可防止科技成为“富人游戏”，确保普通人免受技术歧视。

结语：科技红利的终极目标是人

分配制度改革不是对科技发展的限制，而是对其方向的校准。**当技能培训让外卖小哥转型为无人机调度员，当数据分红让农村老人共享电商红利，当UBI让创业者无后顾之忧地追逐梦想——科技才能真正成为“人的解放者”而非“异化力量”。这一过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形成合力，但最关键的，是始终将“普通人”置于改革的核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