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堡故事

彭堡岁月

寻根记

车停稳在双树村村口时，土路的尽头飘来一缕炊烟，混合着花椒与鸡肉的焦香。我深吸一口气，那股熟悉的柴火灶特有的气息，仿佛一条细线，将此刻与百年前的某个黄昏悄然缝在了一起。

三奶奶家的土坯院墙已显斑驳，木门虚掩着。我推开门，一只褪了色的红冠老公鸡正在院角踱步，羽毛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暗金色的光。三奶奶从灶房里探出头来，脸上皱纹如黄土高原的沟壑般纵横，却在这瞬间绽放成一条深深的、温暖的河。

“来了？”她声音沙哑，像是被岁月打磨过的石磨。

“来了，三奶奶。”我应着，身后的几位娘娘却都静默了——她们的脚步停在门槛外，目光越过我的肩膀，凝视着这个只在父辈口中听过无数次的身影。四娘改萍的眼角最先湿润了，她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快步上前，紧紧握住了三奶奶那双布满老茧的手。

炕上铺着洗得发白的蓝格子床单，我脱了鞋，盘腿坐进被窝深处。棉絮里沉淀着阳光的味道，还有一种更深的、难以言喻的温暖——那是百年来无数个相似的冬日午后，无数个相似的躯体在这里休憩、交谈、做梦，所共同焐热的温度。

“太爷离开的那年，”三奶奶往炉子里添了把柴，火光在她脸上跳跃，“一头挑着你爷爷，一头挑着半袋子糜子、一罐咸菜，就这么走了。”

我闭上眼，试图想象那个画面：年轻的太爷，肩上压着扁担，扁担两头是摇摇晃晃的前途与过往。山路一定比今天更加崎岖，寒风一定更加刺骨。他没有回头，是因为不敢，还是因为不能？

“三奶奶，您看，”我指着炕沿上并排坐着的几位娘娘，“您没想到吧？这些都是您的侄女。而我，是您最攒劲的孙子卯卯。”

屋里爆发出笑声，三奶奶笑得前仰后合，缺了颗门牙的豁口里满是慈祥。笑声中，那些被时间拉长的距离，那些被迁徙割裂的血脉，在这一刻重新接续上了。我看见五娘萍卓悄悄抹去眼角的泪，看见母亲聂彩琴轻轻拍着三奶奶的手背，像在确认这并非梦境。

炉子上的大铁锅里，鸡肉已炖得酥烂。我拿起长柄铁勺，在翻滚的汤汁中寻找——最大的一块鸡腿肉，连着筋和皮，在油亮的汤面上浮沉。捞起时，热气裹挟着香气扑面而来，那是只有用岁月慢炖才能产生的、深入骨髓的鲜美。

荞面坨坨是手捏的，边缘不规整，却格外筋道；油饼子炸得金黄，咬一口，满嘴都是菜籽油的醇香。我们围坐在低矮的方桌旁，没有人说话，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响，和咀嚼时满足的叹息。这顿饭吃得格外慢，每一口都像是在品尝被时间封存的故事。

离别时，三奶奶执意要我们带上荞面坨坨。她用袋袋好，塞进母亲怀里。“路上吃，”她说，“下次来，提前说，我给你们做荞面饸饹。”

车启动了，三奶奶站在院门口的身影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融进黄土高原苍茫的暮色里。

山路蜿蜒，车里异常安静。我知道，每个人都在想同一件事——回家的路。

母亲最先开口：“你爷爷总说，他记得那天早上的雾很大，太爷的扁担咯吱咯吱响了一路。”

“我爸爸说，他们走了三天才到固原。”四娘轻声补充，“路上遇到狼，太爷点起火把，守了一夜。”

我握紧方向盘，目光扫过窗外掠过的山峦。这些沉默的黄土山，百年前也曾这样注视着一个男人，肩挑着家族的未来，一步步走向未知的远方。那时的山路没有护栏，没有柏油，只有裸露的黄土和被脚步踩实的羊肠小道。太爷的草鞋一定磨破了，肩上的皮肉一定被扁担压肿了，但他不能停——停下来，可能就再也走不动了。

车灯切开渐浓的夜色，我忽然明白了这趟旅程的意义。我们不仅是来看望一位老人，品尝一顿家宴，更是来丈量一条路的长度——一条从“离开”到“归来”的路，一条需要四代人才能走完的返乡之路。

太爷当年一头挑着爷爷，一头挑着货物，走向的是生存与希望；今天我们驱车归来，带回的是记忆与认同。扁担换成了方向盘，三天的跋涉缩短为几小时的车程，但那份沉甸甸的重量，从未改变。

山路还在延伸，如同血脉，如同时间。车内，荞面坨坨的香气隐隐飘散，混合着黄土、柴火和鸡肉的味道——那是故乡的味道，是根的味道。在这气味中，我们安静地行驶着，每个人都成为了那条扁担上的一部分，在历史的颤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而我知道，这条回家的路，我们还会再走。因为有些东西，一旦被重新记起，就再也无法遗忘——就像太爷肩上的扁担，一头是故乡，一头是远方，而我们，始终是那个平衡着两端的人。

《彭堡长面》

车子驶过彭堡那块褪了色的蓝底白字路牌时，西大路两边的杨树正齐刷刷地向后倒去。窗外的风是硬的，带着黄土塬上特有的、刀子似的干冷，可车厢里却暖融融的，我的心更像揣着一只小火炉。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了两下，便拨通了那个熟稔于心的号码。

“妈，”我听见自己声音里带着笑，“我快到了。肚子空得能听见回音了，就想您做的那一口——洋芋丝拌面，汤要宽，面要长，油泼辣子得多来一勺。”

电话那头传来母亲聂彩琴爽利的声音，隔着电波，仿佛能看见她系着旧围裙在灶火边转身的样子：“知道啦知道啦，面早醒好了在盆里捂着，洋芋丝也切得了，就等你进门下锅！”背景音里，隐约有白狗兴奋的哼唧和猫咪细软的叫唤，家的气息，瞬间就顺着听筒漫了过来。

油门不由得又往下探了探。思绪却跑得更快，早已飞过最后几十里路程，扑进了那座熟悉的院落。我仿佛看见，白狗“小白”定是竖着耳朵，第一个从门廊下箭一样冲出来，绕着我的裤脚又扑又跳，尾巴摇得像朵欢快的白绒花。那只叫“小小白”的三花猫，则矜持些，只会慢悠悠蹭过来，用脑袋固执地顶我的脚踝，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满足声。而母亲，定然是撩起厨房的布门帘，探出身子，手在围裙上擦着，脸上绽开的笑容，比院子里那棵老杏树在春天开的花还要繁盛、暖和。

进了门，果然如此。厨房里热气氤氲，像个小小的仙境。母亲今年六十六了，身影却依旧麻利，灶火映亮她侧脸上细细的皱纹，那纹路里淌着的都是慈祥。案板上，切得细如发丝的洋芋丝浸在清水里，透着润白；一小碟自家腌的咸韭菜，碧绿点缀着油亮；擀好的长面，匀称地码在案上，像一匹柔顺的丝绸。

卯卯，“路上顺当不？快，洗把手，这就下面！”母亲的话不多，句句都落在实处。锅里的水翻滚起来，白汽“噗”地升腾，模糊了窗玻璃。长面被灵巧地抻开、滑入沸水，洋芋丝在另一口炒锅里伴着葱蒜爆出勾魂的焦香。不过片刻，粗瓷大碗便上了桌——宽汤里卧着莹润的长面，顶上堆着金黄油亮的洋芋丝，一勺猩红喷香的油泼辣子浇下去，再撒上青翠的咸韭菜。热气盘旋着往上冒，熏得人眼眶也跟着发热。

我也顾不得烫，更忘了什么细嚼慢咽的讲究，拿起筷子就是一阵“噗里扑腾”的风卷残云。洋芋丝绵软中带着脆韧，长面爽滑筋道，酸辣咸香的汤汁裹着每一根面条，直熨帖到肠胃的最深处。那不是吃饭，那是一场与乡愁的酣畅和解，是漂泊的胃，终于找到了它的故乡。

抹一把额头上辣出的细汗，心满意足地从随身的包里抽出那份还带着打印机余温的初稿——《彭堡岁月》。我双手递给母亲，带着一点隐秘的骄傲：“妈，您看看，我写的。”

母亲在围裙上仔细地擦了擦手，才接过去。她翻开书页，目光抚过那些整齐的铅字。其实她大字不识一个，可那神情，却庄重得像在阅读最珍贵的经典。她的手指有些粗糙，轻轻摩挲着纸页，嘴角的笑意越来越深，眼角的纹路舒展开，像盛满了蜜。她也许看不懂任何一个句子，但她一定读懂了字里行间渗出的、那片土地的气息，和儿子心底里对她的念想。那一页页翻动的，不是文字，全是无声的、沉甸甸的幸福。

昨夜，我就宿在彭堡老家。奔波的心一落下，疲惫便如山般袭来，竟是沉沉地睡到了日上三竿。今早醒来，已是九点半光景。阳光透过二楼的旧窗帘，在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人还未完全清醒，一股亲切到骨子里的香味，便袅袅地钻进了鼻孔——是洋芋菜在铁锅里被慢火煸出的焦香，混着清甜的、属于家的味道。接着，是煎荷包蛋那“滋滋”的、令人愉悦的轻响，油香猛地一爆，又缓缓弥散开来。

我趿拉着拖鞋下楼，那混合的香气便成了向导。母亲不说“醒了”，也不说“快来吃”，只是笑盈盈地，将盛得冒尖的碗朝我面前推了推。洋芋菜煸得恰到好处，边缘微焦，内里糯软；荷包蛋煎得金黄油润，蛋白脆边，蛋黄还是溏心的，用筷子一戳，暖融融的流金便溢出来，拌进米饭里……

吃饱喝足，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仿佛被唤醒了，注满了妥帖的力气。告别母亲，发动车子，再次驶上通往固原的路。后视镜里，母亲的身影、白狗、老屋、那棵静立的老树，渐渐缩小，融合成彭堡冬日一幅温润的剪影。而车头前方，道路笔直，阳光正好。我将带着这身由胃至心的暖意，去面对车窗外所有纷繁的事务。因为我知道，无论走出多远，身后总有一碗滚烫的拌面，一屋暖香，和一位翻着书页、满脸笑容的母亲，在替我守着那片岁月的根。

彭堡故事第七章

煤油灯的光，是晕开的一小团黄。那光拢不住四壁的土墙，只堪堪照见母亲在案板前的半截身影。我趴在炕沿，鼻子里永远是那股复杂的味道：炕洞里麦草灰的焦香、玉米芯子燃尽的闷烟味、还有我们身上棉袄棉裤被岁月和烟火浸透的、沉甸甸的所谓“人味儿”。灯芯偶尔“噼啪”一响，爆开一朵极小的灯花，母亲的影子便在墙上猛地一颤，又归于平静。她正揉着面，黑面多，白面少，掺和在一起，就成了我们日复一日的主粮。我那时总想不明白，那雪一样的白面，到底都去了哪里？

衣裳是补丁叠着补丁，颜色早已莫辨，只依稀有布的纹理。膝盖和手肘处，母亲用碎布垫了一层又一层，摸上去硬邦邦的，像铠甲。可这铠甲挡不住西北风从领口、袖口钻进来。冬天的棉裤，穿得久了，油光发亮，黑黢黢的，仿佛自己能立起来。但母亲有办法，每晚脱下，总在炕头焙着，第二天套上，竟也有一团暖烘烘的生气。

喂了一年的猪，是家里最大的指望。腊月里宰了，满村都听得到尖利的嚎叫。我兴奋地围着看，热气混着特殊的腥气直冲脑门。可热闹过后，院子里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猪脖子，挂在房檐下。母亲说，那是留给过年包饺子的。其余的肉呢？父亲天不亮就推着车赶集去了，换回来的，是来年的种子、欠久的药钱，或许还有我的一双新鞋面。年夜饭的油饼，在翻滚的油锅里鼓起金黄的泡泡，捞起来，沥着油，香气霸道地占领整个屋子。蘸一点土蜂蜜，那甜，是能一路滚到心里去的，稠得化不开。那一刻，觉得一年所有的寡淡，都被这一口油润和香甜补偿了。

炕是家的心脏。母亲煨炕的手艺，是生活的魔术。她总能将晒干的驴粪、捡来的玉米芯、铡碎的麦草，调配得恰到好处。后半夜，炕面仍是温吞吞的，熨帖着脊背。而我学了几次，不是半夜火熄，全家在寒夜里蜷成一团；就是塞柴太旺，褥子焦糊，惊惶的救火之后，窗门大开，一家人又齐齐冻得鼻塞。那灶下的风箱，是我童年的“噩梦”。“咕哒，咕哒”，拉起来沉闷费力，火星随着节奏从灶口溅出来，燎焦了我的眉梢，空气里满是毛发烧焦的糊味。我一边拉，一边绝望地想，原来当厨师这般辛苦，我这理想，怕是要早早夭折了。

最清晰的，是那些走夜路的早晨。月亮大得吓人，白晃晃地铺满冻硬的土地，照得沟坎、枯草、远处的房屋轮廓分明，却又死寂无声。我要走上四公里去彭堡小学。狗叫声从不同的院落里骤然响起，连成一片，反倒成了我唯一的依仗。它们叫，说明这旷野里还有活物，不只是我一个。路过赵海舅爸废弃的瓦窑，黑魆魆的窑口像一只沉默的眼睛；改良站的鱼池结了厚厚的冰，反射着清冷的光；何家的大涝坝像个巨大的墨池；最后是那座守着一方水土的老庙，飞檐的剪影印在月亮上，森森然，又让人觉得安稳。我就这么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心里揣着怕，也揣着一种莫名的、奔赴什么的急切。三年级的影子，在无边的大月光下，小得像一粒尘埃，却又被拉得老长。

如今回想，那些贫瘠的、被烟火熏燎的日子，那些清冷的、被月光浸泡的夜路，都像是被岁月腌渍过，褪去了当时的涩与苦，反而泛出一种醇厚的、复杂的滋味来。那滋味里有煤油的烟、炕洞的暖、猪脖子的咸香、蜂蜜的黏甜，也有月光如水的清冽，和一个人走向远方时，最初的心跳。

彭堡故事第六章

尘锁

2007年的门槛，像一道被冰雪封死的山口。我们姊妹三个，心里都揣着一块沉甸甸的、名为“最坏打算”的石头，日日夜夜地摩挲它，仿佛这样就能让它的棱角变得圆润，让它的冰冷能被体温焐热。可当那一天真的到来——父亲樊永福，那个像彭堡后蒋口山梁一样沉默而可靠的存在，骤然坍圮下去——我们才明白，所有的预演都是徒劳。心里的那块石头没有变圆，它瞬间崩裂成无数尖锐的碎屑，随着血液流遍全身，所过之处，是一种无法言喻的、钝刀子割肉般的疼。不是嚎啕，不是晕厥，是一种更彻底的东西被抽走了，四肢百骸都空了，轻飘飘的，却又被一种看不见的、巨大的疲惫死死压住。真真是，“东风无力百花残”。那风，是命运呼出的最后一口气，凉透了；而我们，就是那顷刻间失了颜色、掉了魂魄的残瓣。

家，一下子被掏成了个空壳子。我，刚从大同大学那点书本的热气里走出来，迎面就是这人世间最硬的冷风。妹妹的护士帽还没戴稳，就要先学着包扎生活这道最深的伤口。弟弟的十八岁，还没来得及长成一座山，就被推进了成人世界最粗糙的砂纸里打磨。我二十六，妹妹二十三，弟弟十八——三个数字，轻飘飘的，撑不起“顶梁柱”这三个字的千钧重量。我们站在老屋里，环顾四周，才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见什么叫“家徒四壁”。墙壁是黄的，被岁月和烟火熏出一种黯淡的、无望的色调；除了几张磨得油亮的旧桌凳，几口粗陶缸，几乎再无可称之為“物”的东西。空气里浮动着灰尘，还有父亲留下的、淡淡的烟草与汗水混合的气息，但这气息也在飞快地消散。我的几个高中同学闻讯赶来，他们站在屋里，手脚仿佛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眼神里满是震惊与无措。后来，他们中的一个，红着眼圈，声音压得很低地对我说：“卯卯，我……我没见过这么穷的家。”那句话，比任何安慰或怜悯都更锋利，直直地刺穿了我最后一点强撑着的、年轻人的体面。原来，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赤裸的、毫无遮掩的贫寒里，只是从前有父亲那堵墙挡着，我们看不见，或者，不愿看见。

悲痛？那是一种需要本钱的情绪。我们来不及有。扑面而来的，是比悲伤更具体、更磨人的东西——惆怅，像冬日彭堡头顶终年不散的雾，灰蒙蒙地笼罩着前路，你看不清方向，只觉得每一步都踩在虚处；是无奈，像被无数道看不见的绳索捆住了手脚，你明明想奔跑，想怒吼，想砸碎些什么，却发现连抬起一根手指都费力。父亲躺在那里，静静地，变成了一个需要被安排、被送走的“事”。我们姊妹三个，像三个突然被推上舞台、却完全忘了词句的演员，只能凭着本能，磕磕绊绊地处理那些陌生的、冰冷的程序。每一道手续，每一笔花费，都在无声地提醒着我们：从此以后，“樊永福” 这三个字，不再是呼喚就有回应的依靠，而是一个需要被我们提起、被我们铭记、也终将被我们独自面对的世界所逐渐覆盖的符号。

2008年，银川。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个年份，一个城市，而是一道必须翻过去的“坎坎”，一道横在失去父亲之后、真实人生面前的、陡峭而粗糙的坎。我们把母亲聂彩琴，留在了固原彭堡那间骤然空了一半的老屋里。她守着的不再只是一个家，还有四十三亩沉默的土地，和父亲留下的巨大虚空。而我们三个，像被狂风吹散的蒲公英种子，仓皇地落进了银川这个巨大、陌生、闪着冰冷光泽的容器里。我蜷在城东一个建筑工地的板房角落，夜晚能听见老鼠在纸板天花板上奔窜；妹妹在城西一家私人医院做最基础的护工，清洗便盆，搬运被褥，纤细的手指很快变得粗糙；弟弟跟着施工队，像一枚钉子，被锤打到城市最边缘的开发区，住的是随时可能拆除的工棚。银川的三个点，在地图上连不成一个温暖的三角形，只连成一张被生存拉得紧绷到极致的、颤巍巍的网。

维系这张网的，是声音，是信念，是一种近乎自我催眠的“通话”。物理上，是那部老旧电话机。每个周末，或攒够一点钱的时候，我们就轮流给彭堡的母亲打电话。话筒传递的，从来不是愁苦。我的声音努力显得轻松：“妈，这边活儿不累，工头……还行。”妹妹的语调总是带着刻意上扬的尾音：“妈，我今天学了个新护理法，护士长还夸我呢！”弟弟的话最少，通常只是闷闷的一句：“妈，我好着呢，钱够用。”我们把在城市缝隙里挣扎的狼狈，小心翼翼地折叠、藏好，只露出一点点勉强算作“平安”的边角。我们说银川的天气，说食堂的饭菜（尽管我们很少吃得起食堂），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见闻，唯独不说思念，不说害怕，不说深夜被孤独啃噬的滋味。

而母亲聂彩琴，在电话的那一头，在彭堡的老屋里，在那四十三亩地头，也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向我们输送着“士气”。她的声音通过冰冷的线路传来，带着彭堡田野的风声，竟有一种奇异的温暖和力量。“我没事，身子骨硬朗着呢，一天能锄二亩地。”“今年墒情好，麦子长得喜人，秋里肯定是个好收成。”“你爸留下的那些家什，我都拾掇得好好的，你们别惦记家里。”她的话，像一块块厚实的土坯，试图隔开我们周遭的寒冷。她甚至很少问我们的具体境况，只是反复地、坚定地说着家里的“好”，说着土地的“希望”。我们心里都明白，那四十三亩地，对一个骤然失去丈夫的农村妇人意味着怎样的重负；我们也想象得到，空荡荡的老屋里，每一个夜晚是何等的漫长与寂静。但我们默契地不去捅破。我们都在演，为对方演一场“一切安好”的戏。我们娘母子四人，隔着三百里的山河，隔着生死，却在这无形的电波里，构筑起一个奇异的、充满回声的空间。我们相互是对方的“希望”，相互“报平安”，在绝望的深渊之上，用谎言和爱意，架起一座细细的、颤巍巍的桥。

母亲守着的那四十三亩地，成了我们精神世界里最坚实的坐标。那不是普通的土地，那是父亲的汗、母亲的泪和我们姐弟三人的根脉所在。每一粒种子落下，仿佛都带着我们共同的祈祷；每一株麦苗返青，都像是一点点艰难复苏的生机。我们在银川打零工，身份是模糊的、临时的、可以被随时替代的；但一想到彭堡那四十三亩地，我们的身份就又清晰起来——我们是聂彩琴的儿子、女儿，是那片土地未来的继承人（哪怕这继承此刻看来如此渺茫）。这重身份，给了我们一种奇特的尊严，一种“尚有退路”的虚幻安慰。尽管这“退路”，本身已是一片需要母亲用衰老的肩膀独自扛起的、过于沉重的田野。

于是，2008年，我们的生命被割裂成两种质地。在银川，我们是尘埃，是数字，是劳力市场上最便宜的那种青春。我们流汗，忍耐，计算着每一分钱，在城市的夹缝里寻找一点点立足的可能。而在精神上，我们从未离开彭堡。我们的心，像三只风筝，线头永远攥在母亲手里，攥在那四十三亩地里。我们的力气，从每周那几分钟的通话里汲取，从想象中母亲在田埂上直起腰擦汗的身影里汲取，从“不能让母亲再操心”这个最简单的念头里汲取。

许多年过去了，银川的坎，我们总算是一寸一寸地挪了过来。那四十三亩地，后来或许依然在，土地已流转他人。母亲聂彩琴，也用尽了她的力气，不在幸苦的劳作。但2007年到2008年间的这段日子，却像一块无法化开的淤血，积在记忆的最深处。那不是一段可以用“艰难”或“奋斗”简单概括的时光。那是一段被“失去”钉死的岁月，我们姊妹三个，连同远在彭堡的母亲，被困在其中。我们相互用声音取暖，用谎言构筑希望，像在无尽的寒夜里，围着一盏油灯，拼命呵出热气，不让那最后一点光熄灭。那光，来自母亲，来自土地，也来自我们彼此眼中，强行燃起的、不肯认命的星火。

如今，我时常会想起父亲樊永福沉默的脸，想起母亲聂彩琴在电话里强装朗然的声音。但那一年，我们隔着生死与山河，笨拙而顽强地进行的那场“通话”，那些相互“报平安”的日日夜夜，却成了我们姊妹三人生命里，最沉重也最柔软的一把锁。锁住的，是永难消散的哀痛，也是永不敢忘的来路；是“家徒四壁”的荒凉，也是“娘母子”四人，曾用尽全部力气，彼此撑住的那一小片，没有坍塌的天空。

如今母亲聂彩琴依然守护着彭堡我们的家园，前几天带来的苹果，香甜可口，我吃着苹果想着母亲思考者彭堡故事。

彭堡故事

彭堡故事第五章

瓦窑印

我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块来自彭堡瓦窑的制瓦模具。它静静地躺在书架的角落，周身覆盖着一层洗不净的黄土——那是彭堡泥土的颜色，遥远，原始，固执。我从未试图彻底清洁它，仿佛那些嵌在木纹里的土粒，是它从故乡带来的最后一点魂魄。

每当目光与它相遇，我就被瞬间拽回三十五年前的彭堡。黄昏时分，晚霞将西边的天空烧成一片橘红与金紫的织锦。田学良家的羊群正从河滩归来，白色的、褐色的云团“咩咩”叫着，蹄子踏起干燥的烟尘，慢悠悠地路过那座矗立在村口的瓦窑。窑顶的烟囱，在这一天将尽时，已只剩下几缕稀薄的、青白色的烟，袅袅地，倦倦地，融进漫天霞光里。

“樊厂子——下班咯！”田叔嘹亮的、拖着长长尾音的呼喊，像一颗石子投入傍晚宁静的池塘，波纹漾开，整个瓦窑的轮廓在声波里似乎都柔软了片刻。

父亲的身影，就在这声呼唤里，从窑口旁的工棚里钻出来。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灰的蓝布工装，肩膀上落着一层同样洗不净的、极细的窑灰。额头上深刻的皱纹里，嵌着汗水和尘土的混合物，在霞光下闪着细微的光。他直起腰，用搭在脖子上的、早已看不出本色的毛巾，胡乱抹了一把脸，然后朝着羊群的方向，也朝着田叔的方向，挥了挥手。那手势里，有一种劳作了一整日后的、坦然的疲惫。

“老樊，我先回了！”又一个声音传来，是杨学军老叔，推着他的二八大杠，车把上挂着一个装干粮的布兜。父亲点点头，露出被旱烟熏得微黄的牙齿，笑容短促而厚实：“回吧，路上慢些。”

这时，母亲的身影便出现在窑场边的小路上。她臂弯里挎着一个竹篮，篮子上盖着一块素净的白布。夕阳给她瘦削的身形镶上了一圈毛茸茸的金边。她走到父亲平日歇脚的那块青石板前，掀开白布，端出一只粗瓷海碗。碗里是擀得极薄、切得细长的面条，汤色清亮，漂着碧绿的葱花和油花。那是母亲最拿手的“长面”。

父亲在水渠边草草洗了手，坐回石板上。他没有立刻吃面，而是先拿起靠在石板边的、被烟火熏得黢黑的陶罐，对着罐嘴，呷了一口里面熬得浓酽苦涩的“罐罐茶”。然后，从篮子里摸出一块洗得水灵灵的青皮萝卜，“咔嚓”咬下一口，就着萝卜的清脆爽辣，才呼噜噜地开始吃面。他吃得专注而酣畅，喉结有力地滚动着，额角又沁出新的汗珠。那碗面，那罐茶，那块萝卜，似乎不仅仅是在填补肠胃的空虚，更像是在用一种近乎仪式般的方式，安抚、犒劳，并最终完成这一整日与泥土和火焰的博弈。

而我，那时大概只有八九十岁，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蝴蝶（或者更像一只没头没脑的蚂蚱），就在这被霞光、窑火余温、羊膻味、茶香、面香和尘土气息所混合包裹的奇异世界里，奔跑，旋转。我的目标是几只真正的、翅膀上仿佛也沾着金粉的菜粉蝶。我追着它们，从一堆码放整齐的、等待入窑的湿瓦坯旁跑过，惊起几只正在瓦坯缝隙里觅食的麻雀；又绕过那座沉默的、仿佛一个巨人在打盹的瓦窑，窑壁还散发着白日积蓄的、熨人的温热；最后跑到废弃的瓦砾堆边，蝴蝶倏忽不见了，我却看见了舅爷。

舅爷不是瓦窑的人。他是另一种生活的象征——流动的、不确定的、带着田野甜腥气的生活。他拉着一辆架子车，车上满载着滚圆的、有着墨绿花纹的西瓜，正停在窑场外的路边歇脚。看见我，他裂开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嘴，露出朴实的笑容，用粗糙的手掌拍拍身边的西瓜：“娃，来，吃瓜！”我常常觉得，父亲是“定”的，像那座瓦窑，根植于那片土地，与泥土和固定的火焰打交道；而舅爷是“动”的，他的瓜车走过四邻八乡，他的生活里充满了路途、交易和偶遇的风雨。这一动一静，构成了我对“生活”最初的两极认知。

再往更远的、霞光逐渐黯淡下去的田野尽头望去，有时能看到爷爷樊登科的身影。他牵着他那头忠实的老驴，正从饮水的河边缓缓归来。人与驴的剪影，在空旷的天幕下，小而清晰，移动得极其缓慢，仿佛一幅亘古如此的年画。爷爷不常来瓦窑，他守着更古老的田地。他的沉默，比父亲的沉默更加悠长，更像土地本身。

所有这些画面，声音，气息——田叔的吆喝，杨老叔的车铃，母亲碗沿轻微的磕碰声，父亲吃面的吞咽声，舅爷拍打西瓜的闷响，羊群的杂沓，晚风穿过窑场周围白杨树的呜咽，泥土被晒了一整日后散发的、沉甸甸的腥气，柴草燃烧后清冽的焦香，新出窑的瓦片那滚烫的、混合了矿物与火的味道，甚至我自己奔跑时扬起的尘土味儿——它们并非按部就班地依次呈现，而是在我的记忆里，被那巨大的、温暖的晚霞一股脑地熔铸在一起，锻造成一块浑然天成的琉璃，澄澈、坚固，且带着永恒的温度。

而这一切的源头，这一切画面得以附着的骨骼，就是那座瓦窑，以及眼前这块从窑场诞生的模具。它曾是父亲和那些“田叔”、“杨老叔”们日日摩挲的物件。他们的汗水、指纹、力度，他们对每一片瓦成型的期盼，都曾深深印在它光滑的木身上。它吸纳了太多的日光、风尘与人间烟火气。如今，它表面的水分早已被漫长的岁月榨干，木纹皲裂，像老人手背的筋络。那些洗不掉的彭堡泥土，并非污垢，而是它最深层的皮肤，是它与那片土地、那段时光永不割裂的脐带。

我把它带离彭堡，带到这窗明几净、空调恒温的都市高楼里。它躺在这里，格格不入，沉默如禅。有时，我会在会议与会议的间隙，在电话与电话的余音里，不由自主地望向它。目光触碰的刹那，所有的喧嚣便潮水般退去。

我看见了父亲樊永福。不仅仅是在瓦窑下吃面的那个傍晚，还有无数个清晨，他如何用粗糙的大手，将和熟了的、油光黑亮的胶泥“啪”地一声摔进这模具，再用一根细钢丝弓弦，利落地刮去多余的泥坯。那动作简洁、精准，充满了一种劳动者特有的、富有韵律的美感。我看见泥坯被一块块倒出，在空地上排成整齐的、湿润的阵列，等待着阳光和风的第一次塑造。我看见窑火在他精心调控下，如何从温柔的桔红，变为灼烈的炽白，最后又归于沉稳的暗红，将泥土的柔软与脆弱，淬炼成可以遮风挡雨百年的坚硬与担当。

我也看见了母亲聂彩琴。那个永远在“后方”忙碌、操持的身影。她的舞台是灶台、水井、菜畦和我们这些永远衣衫不整、嗷嗷待哺的孩子。她的“产品”不是瓦片，是一日三餐，是洁净的衣裳，是一个无论父亲多晚归来都亮着灯、飘着饭香的家。她将长面送到父亲面前的那个黄昏，是她无数次“送达”中最寻常的一次。她的爱，如同她擀的面条，细密、绵长，无声地渗透在每一天最具体的需要里。父亲用瓦片为家撑起物理的穹庐，而母亲，用她的长面、她的灯盏、她的等候，为这个家铺上了最柔软、最不可或缺的衬底。

我还看见了舅爷的瓜车，爷爷饮驴的河边，田叔的羊群，杨老叔的自行车……所有这些与瓦窑或远或近的人们，他们的生活轨迹，都曾与窑场上升的炊烟，有过或深或浅的交缠。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以“劳作”为最高信仰、以“土地”为最终依归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价值是具象的——是一窑成色上好的青瓦，是一车清甜解渴的西瓜，是一群膘肥体壮的绵羊，是一碗熨帖肺腑的长面。汗水滴落之处，必有回响；付出与收获之间，有一条朴素而坚实的道路相连。

窗外的城市华灯初上，车流如一条光的河。我收回目光，再次落在那块模具上。它依然沉默，身上彭堡的泥土，在办公室冷白的灯光下，呈现出一种固执的、黯淡的黄色。

我终于明白了。我搬不走的，何止是瓦窑。我搬不走的，是父亲被窑火映亮的、专注的侧脸；是母亲站在晚风小路上，臂弯挎着竹篮的消瘦身影；是舅爷拍打西瓜时，那一声沉闷而充满希望的脆响；是整个彭堡的黄昏，那辽阔的、将一切人畜与屋舍都温柔包裹的霞光。

我带走的，只有这块沉默的木头。它是我从那片土地上撷取的一小块“舍利”，是凝固的时光，是具象的乡愁。它躺在我的书架，像一个古老的坐标，提醒着我的来路。让我在计算与权衡的间隙，还能触摸到一种来自泥土的、坚实的温度；让我在追逐着无数虚幻蝴蝶的奔跑中，还能记得，生命最初的“窑火”曾在何处燃烧，那供养了我筋骨与魂魄的“长面”，又出自怎样一双永夜不息操劳的手。

碎布门帘处，十九年一帘幽梦

梦醒时，枕上是湿的。银川十二月的夜，暖气刚好，空气里还浮着料峭的薄寒。我瞪着眼，看着天花板被窗外未熄的霓虹染上一层混沌的暗红色，耳畔是自己失了节律的心跳。有足足一分钟，我动弹不得，仿佛魂魄还被遗落在梦的那一头，遗落在彭堡老家那扇贴着褪色年画的老木门前。

梦的质地是那样真切。我开着一辆看不清牌子的车，颠簸在回彭堡的土路上，两边的白杨树“唰唰”地向后掠去，像极了那些年里，我坐在父亲自行车后座上看到的景象。老屋就在路尽头，土黄的墙，青灰的瓦，安静地趴在那里，时间在它身上仿佛只是多盖了几层尘埃。我下了车，推开那扇虚掩的、被岁月吮吸得有些干裂的木门。然后，我就看见了它——那副用碎布连缀起来的门帘。

那是我母亲，用一家子穿旧了的衣裳、用裁剪后剩余的边角，一片一片，拼凑起来的。蓝的是父亲工装的衣袖，碎花的是姐姐一条早就不合身的裙子，一块褪了色的藏青，是我小学第一条红领巾的“邻居”……布片大小不一，颜色纷杂，却被母亲用密密麻麻的针脚，缝合得熨熨帖帖。它挂在那里，不遮风，也难完全蔽日，却像一道温柔的闸口，隔开了外头纷扬的尘土与里头琐细的烟火。童年时，我总爱用脏兮兮的小手去拨弄它，听着那些布片相互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像秋日里扫过落叶的风。此刻，它就在梦里，在我眼前，微微晃动着，颜色旧得如同往事本身，却连一根布丝的纹路都清晰可辨。

帘子被一只手掀开了。是父亲。还是我记忆中最后的样子，清癯，脸上刻着劳碌的皱纹，花白的头发梳得整齐。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四个口袋的中山装，眼睛看着我，亮亮的，却不说话。他只是那么望着我，嘴角抿着一点我极熟悉的、温和而略带歉意的笑，仿佛在说：这么远，你怎么回来了。然后，他侧过身，用一个固执的、不容商量的手势，一个劲地朝屋里指，让我进去。

“爸爸（父亲）！”我听见自己在梦里喊，声音急切得变了调，“我回来接你！跟我回银川去！我那摊子账，乱麻一样，非得你来帮我理理不可！”

我几乎是喊出了这些话。父亲是村子里少有的“文化人”，打得一手好算盘，记的账目清清爽爽，毛笔字也写得端正。小时候，多少个夜晚，我就趴在那张油漆剥落的方桌上，就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写作业，对面就是他，鼻梁上架着老花镜，手指在算盘珠上飞快地跳跃，嘴里低声念着我听不懂的斤两与数目，那“噼啪”声，是我童年最安神的夜曲。后来我进城，做生意，账目往来庞杂，心里发虚时，总会想，要是父亲在就好了。这念头，在梦里，便成了最理直气壮的理由。

可父亲不说话。对我的急切，对我的央求，他只是那样微笑着，轻轻地摇头。那笑容里有宽慰，有理解，似乎还有一丝我无法读懂的、遥远的东西。他依然维持着那个掀帘的姿势，身后的屋子里，是一片我渴望踏入却又看不清的、暖融融的昏暗。我越发急了，伸手想去拉他的胳膊……

就在这一瞬间，我醒了。从彭堡老屋的门槛，直直跌回银川这具宽大却空寂的床上。喉咙里那句“爸爸”的尾音，似乎还哽在那里。而那股拽他、拉他的力道，猛地落了空，让我的心脏狠狠地向下一坠，旋即，是无边无际的空洞。屋里一片死寂，只有电子钟发出微弱的、荧光绿色的数字，冷漠地跳动着：04:27。

原来，是个梦。

父亲去世，已经十九年了。坟头的柏树，想来已有碗口粗了。我在哪里接他呢？我能去哪里接他呢？

泪水这时才毫无征兆地、汹涌地漫上来。不是嚎啕，只是无声地，顺着眼角，滚烫地流进鬓发，流进耳朵。我忽然想起昨天下午，我鬼使神差地翻出了那个收放父亲遗物的铁皮盒子。里面没有什么贵重东西，几本泛黄的工作笔记，一沓用细麻绳捆好的、牛皮纸封面的账本，还有一摞书信。信纸脆得几乎要碎裂，墨水也淡成了浅浅的灰蓝色。我小心翼翼地展开，那是他早年在外做工时，写给母亲的家书。信里没有思念的字眼，只是细细地报着平安，嘱咐着地里的农时，孩子的功课，末尾总是那句：“我一切都好，勿念。钱附于信内，贴补家用。”

我用手指，极轻地抚过那些字迹。透过那工整的、力透纸背的笔画，我仿佛又触到了他食指上那层硬硬的、被算盘珠和钢笔磨出的茧。就是这双手，拨弄过算盘，握过犁铧，也曾在我高烧不退的夜里，整宿整宿地用温水毛巾，敷我的额头。

十九年了。我在这世上奔波，得意或失意，总觉得自己是孤身一人面对所有的风雨与账目。我习惯了没有他的日子，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坚硬。可就在昨夜，就在我抚过那些冰凉信纸的昨夜，他回来了。他不乘风云，不托明月，只悄无声息地，走入我毫无防备的梦里，掀开了那一道碎布连缀的旧门帘。

那道帘子，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梦中，它是阻隔，也是邀请；是旧日的标记，也是通往回忆的甬道。父亲掀开了它，却终究没有让我进去，也没有跟我出来。他只是站在那里，站在门帘之下，光明与昏暗的交界线上，微笑着，沉默着。现在想来，那沉默并非无话可说。他一生的话，是不是都已说尽了？说在了那噼啪的算盘声里，说在了那报平安的家书中，说在了他沉默的劳作与望向我们时，那温和的眼神里。他无需再说什么。他掀开帘子的那个动作本身，便是一种交付，一种确认——确认家还在那里，确认那些用无数个平凡日夜缝合起来的生活，依然完整，依然值得我频频回首。

而我那番急着要他回来“整理账目”的梦话，此刻品来，何其幼稚，又何其真实。我哪里是真的需要他来整理那些票据与数字呢？我渴望的，是他能像小时候那样，为我理清生活的头绪，抚平心头的褶皱，让我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还能找到一个像那间老屋一样，虽然简陋却绝对安稳、绝对清晰的坐标。我想要的，不过是他还在。

可他不在了。十九年的光阴，是一条我无法泅渡的河。我在此岸，他在彼岸。我能做的，似乎只是在某些被回忆击中的深夜，比如翻阅旧信的昨夜，比如此刻梦醒的时分，独自淌一会冰冷的河水，让那思念的寒彻，浸透我的四肢百骸。

天光，终于一丝一丝地，从厚重的窗帘缝隙里渗进来了。房间里物体的轮廓，渐渐清晰。梦，彻底散了。碎布门帘，老屋，父亲温和而沉默的脸，都退回了记忆最幽深的角落，像潮水退下后，湿润而寂寥的沙滩。

我坐起身，抹了一把脸。脸上冰凉一片，分不清是汗是泪。我知道，新的一天，依旧会带着它所有的账单、事务与喧嚣，不由分说地扑来。我依旧要独自去面对，去打理。

只是，在起身的刹那，我忽然觉得心里某个地方，有些不一样了。那空了一块的地方，依然空着，疼着，但似乎，也被那场梦，被那道碎布门帘后的微笑，轻轻地覆盖了一层什么。像母亲当年缝补衣裳时，最后打上的那个细密的结，不显眼，却让一切有了着落，不再轻易散开。

父亲，我不再接你了。我知道，我接不到你了。

但我会带着你留给我的那本“账”，那本关于坚韧、关于沉默的爱的账，继续往下算。算清生活的得失，算明人世的本心。或许，这便是你掀开那道门帘，想让我看见，却终究要我自己走进去的，那间屋子里的全部意义。

窗外，传来早班公交车进站时，沉闷的刹车声。人间的一天，开始了。我深吸了一口气，那空气里，仿佛还残存着一丝来自梦境的、旧布匹与干泥土的，遥远而安心的气息。

彭堡岁月……第四章

《1976年彭堡大队会计樊永福是我父亲》

午后阳光斜斜地穿透窗格，在泛黄的水泥地上投下菱形的光影。我翻开那本硬壳封面的大队记账本，牛皮纸的扉页上，“彭堡大队——1976”几个钢笔字依然清晰，墨迹里藏着那个年代的重量。

父亲那年十七八。我从未见过那个年纪的他。

账本一页页翻过，每一笔都工整得像印刷体：“5月3日，购尿素十二袋，计人民币陆拾元整”“7月22日，陆发祥支借口粮款伍元”“9月14日，大队猪场售生猪两头，得款壹佰贰拾捌元”……数字与事由之间，总能看到父亲名字的落款——“经手：樊永福”，或“审核：樊永福”。那个名字签得潇洒，最后一笔总会微微上扬，带着那个年纪特有的、藏不住的少年意气。

母亲说过，父亲打算盘从不用看手指，噼里啪啦一阵脆响，结果就出来了。账本边角常有他随手记下的算式，像是某天算到一半被喊去开会，留下的半道除法。我试着把指尖按在他当年按过的数字上，忽然听见算珠碰撞的余音，穿越四十八年的晨昏，抵达这个寻常的午后。

1976年的彭堡，黄土高原的风应该正吹过塬上的麦田。年轻的父亲夹着账本，从大队部的办公室走向场院。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挽起，露出精瘦的小臂。口袋里别着两支钢笔——一支记账，一支写材料。脚步是轻快的，遇到老农问起工分，他会停下来，从另一个口袋掏出小本子，不用翻就能说出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的数字。

秋后算账的日子最忙。煤油灯下，他伏在木桌上，鼻尖几乎贴到纸面。窗外是深不见底的高原之夜，窗内一灯如豆。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在他眼里不是负担，而是秩序的化身，是让一个几百口人的大队能顺畅运转的密码。他一定也偷偷算过自己家的工分吧？算到全家能分多少口粮时，会不会在心底悄悄松了一口气？

账本最后几页是年终分配方案。我看到父亲的名字出现在“应分粮：叁佰贰拾斤”那一栏。下面是更小的字迹：“弟永宏用拾元，母抓药支叁元……”原来那时的他，已经是家里的顶梁柱了。

翻到末页，意外发现空白处有一行极小的字，与账目无关：“今日彭堡上杏花开了。”没写日期，墨色比前面的深些，可能是后来添的。我仿佛看见那个已经不再年轻的大队会计，在某个同样安静的午后翻看旧账本，突然想起什么，提笔补了这一句。

账本合上时，阳光已经移到墙角。原来父亲把最好的年华都锁进了这些数字里——十七八岁，本该在课堂里读书写诗的年纪，他却用最严谨的方式，为一个时代做着最朴素的注脚。那些清晰工整的笔迹，不只是账目，更是一个年轻人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方式：看，我能把生活算得清清楚楚，能让这些数字分毫不差。

风从窗外吹进来，翻动了最后的空白页。我忽然明白，真正清晰的从来不只是账目，而是那个在黄土高原的晨曦与暮色中，一笔一画写下自己名字的少年。他把青春兑换成算珠的脆响、墨水的印记，兑换成塬上年年开放的杏花，以及一个家庭、一个村庄有序运转的每一天。

而所有这些，最终都兑换成了我此刻指尖的温热——当我触摸那些褪色的字迹时，触摸到的是永远停留在1976年的、从未老去的父亲。

《我岁姑父是隔城子陆宏亮》第三章

车子稳稳地开着，像是要把方才那段沉重的回忆，轻轻卸在身后无尽的路途上。岁爸也似乎从那股寒凉的旧梦里挣脱出来，望着窗外渐次稠密的灯火，那是固原城在招手了。车里的沉默不再是潮湿的哀伤，而变成了一种被熨贴过的、温热的宁静。

许是想从方才那堵透风的土墙后头彻底走出来，岁爸的嘴角动了动，忽然扯出一点极淡的笑纹，声音也松快了些：“你萍卓娘娘出嫁那天，你可是‘上姑舅’，风光的很。”

这一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心湖，漾开的却是金闪闪、暖洋洋的波纹。眼前灰黄的暮色，骤然被记忆中那个喧腾的、披着红绸的白日所取代。

那是萍卓娘娘的好日子。风是暖的，带着黄土高原春天特有的、蓬松的尘土气息。彭堡村那座熟悉的院子，里里外外贴满了红“囍”字，像一夜之间开遍了浓烈的花。最气派的，是那辆东风大卡车，车头也挂着红绸扎的大花，敞着的车厢里，嫁妆堆得小山一样——红漆的木箱，崭新的被褥，花花绿绿的暖瓶脸盆，在太阳底下反着光，亮晃晃的，宣告着一种郑重而充满希望的迁移。

而我，一个半大孩子，被赋予了神圣的职责——押娇。我坐的不是卡车，是一辆绿色的北京吉普，小轿车哩！车窗摇下来，我穿着可能还是借来的、略显宽大的新衣裳，挺直了腰板坐在里头，觉得自己忽然高大起来，肩负着守护娘娘、守护这份喜气平安抵达的使命。车子开动前，鞭炮炸响了，那不是零星的响动，是成千上万颗喜悦一齐迸发的轰鸣，噼里啪啦，震耳欲聋，红色的纸屑漫天飞舞，像下着一场喜庆的雨，硝烟的味道辛辣而欢腾，钻进每个人的鼻子，也钻进心里，痒痒的，让人想笑。

车子缓缓驶出村口，驶向隔城子陆家。路途似乎并不遥远，但在那个仪式感的烘托下，仿佛是一段庄重的旅程。等到了陆家门前，更是人声鼎沸。我的吉普车被围住了。岁姑父陆鸿亮，那时还是个脸庞红润、眼里有光的青年，他领着人，笑着，闹着，来到我的车门前。他手里拿着一个红包，厚厚的，隔着纸我能感觉到那硬挺的纸币轮廓。

“请咱们的‘上姑舅’下车喽！”有人高声喊着，带着浓浓的、善意的起哄味道。

岁姑父把红包从车窗递进来，手指头或许因为兴奋或紧张，有些微的汗意。他笑着，那笑容里有对姻亲的敬重，有达成一桩人生大事的如释重负，更有对我这个“侄儿”的哄逗与讨好。“快下车，席都摆好了，就等你啦！”

我接过那红包，手心微微发烫。十块钱。在那时，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一笔能压塌口袋的巨款，是能买无数包糖、无数挂小鞭的财富。但比钱更烫的，是那种被郑重对待的感觉。我不是个随随便便跟来的小孩，我是“上姑舅”，是娘家人的代表，是这场盛大交接中一个有名分、有位置的环节。我的下车，是需要被“请”的。

那一刻，属于孩子的拘谨和属于“大人”的责任感奇异地混合在一起，让我心里涨满了某种饱满的情绪。我捏着红包，努力绷着脸，做出稳重的样子，推开车门，在一片笑声和喧闹中踏上了陆家的土地。吃席，八碗九碟，肉香扑鼻；缓汤，那碗热腾腾的、漂着葱花油花的汤下肚，通体舒泰。我看着萍卓娘娘，她已换上了红色的新衣，头发梳得光光的，脸上染着胭脂，羞怯地笑着，目光偶尔与岁姑父碰上，便飞快地闪开，那眼波里，不再是土墙后的惊恐与无助，而是有了着落的、对未来的羞涩期盼。

她的新人生，就在这鞭炮的硝烟、人们的祝福、和我这个“上姑舅”捏得紧紧的红包里，热热闹闹地开启了。那辆东风卡车卸下了她的嫁妆，也仿佛卸下了旧日所有的寒凉与飘摇。从此，彭堡村少了一个需要兄长庇护的妹妹，隔城子陆家，多了一个操持生计、生儿育女的女人。

车窗外的灯火越来越近，越来越密，固原城到了。岁爸轻轻叹了口气，那叹息里，已然没有了先前的刺痛，倒像是一种长途跋涉后，终于望见家园灯火的安然。

“你娘娘她……后来光阴也过得不错。”他像是总结，又像是自语。

我没接话，只是点了点头。我知道，那个在寒风土墙后发抖的小女孩，终于走进了一个可以有墙遮风、有瓦避雨、有烟火暖身的，属于自己的“光阴”里。而我手里那份早已花掉的十元红包，那份被郑重“请”下车的温暖，却像一颗小小的、不会熄灭的火种，始终在我记忆的某个角落，静静地散发着光与热。

《岁娘娘萍卓欠我半个西瓜》

彭堡的故事

那个下午的太阳，是长在脊背上的。它不光是晒，是咬，一口一口，咬得皮肉火辣辣的疼。黄土路被晒得发了白，虚晃晃的，像一条烤干了的、冒着烟的带子，软沓沓地伸向远处。我和母亲拉着那架老旧的木板车，车轮每滚一圈，就发出干涩的“吱呀”一声，像碾在人的骨节上。车上是几袋沉重的小麦，我们去彭堡的磨坊。我的汗，不是流下来的，是直接从每一个毛孔里被挤榨出来，额前的头发绺成一撮，咸涩的汗水流进眼角，蜇得生疼。母亲在后面推着，我听见她粗重的、拉风箱一样的喘息。

就在路的拐弯处，那棵老槐树的树冠底下，那台墨绿色变压器的阴影里，撞见了那一幕。

我岁娘娘萍卓，还有我岁姑父，正坐在一小片难得的阴凉里。他们挨得很近，中间是一牙切开的西瓜——那是怎样一种红啊！鲜凌凌的，汪着水光，籽是黑亮亮的，在毒日头底下，那红像是会发光，会流动，把周围一片灰扑扑的土黄色都比得失了颜色。岁娘娘穿着一件水红的确良衫子，正用小勺挖着瓜瓤，往嘴边送，嘴角弯弯的，那笑意是从心里满出来的，甜得像蜜。岁姑父侧着脸看她，眼神里有一种我那时还不懂、却莫名觉得心头一热的东西。

他们看见了我们，确切地说，是我的岁娘娘先看见了。她脸上的笑意一下子冻住了，像盛夏里忽然泼下一瓢冰水。她“呀”地低呼了一声，手忙脚乱地抓起放在旁边的一件月白色外衫，不是披上，而是慌乱地、彻底地，兜头把自己罩了起来。那件衣服瞬间鼓起一个包，严严实实，仿佛只要遮住了脸，整个人也就从这世界消失了。

我愣住了，脚步没停，架子车还在“吱呀吱呀”地往前挪。我看见了，看得清清楚楚。可岁娘娘在衣服底下，一定以为自己是成功的，像个受惊的鸵鸟，把头埋进沙土，便以为危险已过。那一刻，她不是我的长辈，不是什么“娘娘”，她只是一个被撞破了甜蜜秘密的少女，用最笨拙、最天真的方式，守护着那份羞怯的慌乱。那鲜红的西瓜，那水红的衫子，那月白色的“掩体”，还有她瞬间绯红的脸颊和不知所措的眼神，在黄土与烈日构成的无情幕布上，构成了一个多么生动、多么柔嫩的焦点。

母亲在我身后，极轻地笑了一声，那是过来人宽容的、了然的笑。她没有说话，只是更用力地推了一把车子。

我们就这样，汗流浃背地，从那一小片阴凉、那一牙惊心动魄的红、那一团羞涩的月白色旁边，走了过去。谁也没提，谁也没喊。世界只剩下车轮的呻吟，和远处磨坊隐隐传来的、沉闷的轰鸣。

很多年过去了，那牙西瓜的“红”，总在某些时刻，毫无征兆地撞进我心里。它红得那么不管不顾，那么理直气壮，像青春本身一样饱满、多汁、酣畅淋漓。它衬得我记忆里那个酷热的、疲惫的、为生计奔波的下午，都有了别样的光彩。我后来吃过很多瓜，再没有那样一牙，红得让人心头一颤。

我那羞答答的岁娘娘啊，最终嫁到了隔城子陆家。她大概早忘了那个下午。她永远不会知道，那个汗流浃背拉着架子车的少年，在那一刻，并非全然不懂。他看见的，是苦难生活缝隙里，忽然开出的一朵花；是漫长干旱旅途上，惊鸿一瞥的绿洲。他有点羡慕，有点好奇，还有一点点，因为被排除在那份甜蜜之外而生出的、淡淡的委屈——毕竟，她慌得只顾蒙住自己的脸，都忘了招呼那个快被太阳烤焦的侄儿卯卯，过去吃一口那晶莹红润的瓜。

架子车拉着日子，吱吱呀呀地走远了。可那股混合着尘土、汗水、以及某种清甜气息的味道，那抹灼目而羞涩的红，却永远地，留在了那个少年的夏天里。

第二章

车子在福银高速上跑着，像一枚沉默的箭，划开西北大地辽远而粗粝的黄昏。天是灰黄掺着些铁青的颜色，远处的山峦只剩下乌沉的轮廓，一层叠着一层，沉默地压向天际。岁爸樊永宏坐在副驾驶上，话不多，偶尔指点一下远处的某个塬峁，说些旧地名。车厢里弥漫着一种男人之间、两代人之间特有的安静，并不尴尬，只是沉甸甸的，像这车外的土地。

不知怎么，话头就引到了奶奶张秀兰身上。岁爸的声音起初是平的，像在叙述别人的事。“你奶奶走的那年，天冷得早。”他说，目光投向窗外飞速倒退的、千篇一律的防护林。“她那个病，拖了小半年，。最后那几天，奶奶异常清楚，眼睛就看着我们几个，挨个看，看不够似的。”

车里更静了，只有引擎低沉的嗡鸣。我握着方向盘，感觉手里的皮质包裹有些发凉。

“咽了气，家里……那就不是个家了。”岁爸顿了顿，喉结滚动了一下。“灵堂设着，人来人往，声音嘈嘈杂杂的，可我心里头觉得，屋是空的，风能直接穿过去，呼呼地响。你三娘娘改花，四娘娘改萍，五娘娘萍卓……都还小，改萍最爱哭，那几天眼睛肿得跟桃儿一样，可后来，眼泪也流干了，就剩下瞪着眼睛，呆呆地看人。”

我仿佛能看见那幅景象：黄土墙围起的院子，白惨惨的孝布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几个穿着不合身孝衣的小小身影，像秋天菜地里没来得及收、被霜打了的秧苗，蔫蔫地杵在那儿，巨大的悲伤和茫然把他们压得透不过气。

岁爸的声音低了下去，掺进了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属于遥远童年的颤抖。“出殡那天，风大得邪乎，把坟头的纸钱、幡子吹得满天都是，迷眼睛。大人们忙着下葬，填土。我们……我领着她们三个，不敢近前，就悄悄躲到一面塌了半截的土墙后头，扒着墙缝，往那边看。”

我的呼吸屏住了。车速不自觉地慢了下来，右侧的车灯汇成一条缓慢流淌的河。我眼前不再是高速公路，而是彭堡村外那片荒凉的山坡。冬天的风，那不是风，是无数把看不见的、冰冷的小刀子，从领口、袖口、裤脚所有缝隙往里钻，割着孩子们单薄的肌肤。那面残破的土墙根本挡不住什么，只提供一个象征性的、自欺欺人的遮蔽。四个小小的脑袋，高低错落地挤在墙缝边。他们看见的，是深黄的泥土，一锹一锹，泼洒在那个刚刚安放了他们母亲的黑漆漆的坑穴里。每一声泥土落下的闷响，都像砸在他们空空的心口上。世界失去了最后的柔软和温热，只剩下无边无际的、坚硬的寒冷，和那个正在被泥土迅速掩埋、从此再也触摸不到的“娘”。

“就那么看着，”岁爸的声音哽住了，他抬手极快地在眼角抹了一下，动作仓促得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看着那土堆起来，越来越高……我知道，娘没了，以后，就真的没了。”

他说不下去了。车厢里陷入一种巨大的、潮湿的寂静。我的视线猛地模糊了，挡风玻璃外流动的光带化开成一片晕染的、颤抖的金黄。我赶紧眨了眨眼，狠狠吸了一下鼻子，双手更紧地握住方向盘，仿佛那是唯一实在的、可以抓住的东西。我将车缓缓并入右侧慢车道，速度降下来，让后面不耐烦的车灯一道道超越我们。

在那一瞬间，隔着几十年的光阴，我看见了。我清楚地看见了——不是通过想象，而是某种血缘深处的连接与刺痛——那面摇摇欲坠的土墙后，四个紧紧依偎、在彻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小小身影。他们是我的父亲，我的娘娘们。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天空，他们的土地就此龟裂。那个叫“张秀兰”的女人，带走了她无尽的爱与牵挂，也抽走了这个家最后一缕暖意，留下一个“四面漏风的光阴”，和几个必须在飓风中立刻学会站直、学会觅食、学会在荒芜里寻找生机的幼雏。

车窗外，暮色彻底四合，远山隐没，近处的灯火点点亮起。温暖的车厢内，我和岁爸长久地沉默着。高速公路笔直地伸向固原的方向，伸向我们都要回去的、那个由他们用一生修补搭建起来的“家”。但那阵来自彭堡村旧年代的寒风，似乎穿透了钢铁与玻璃，久久地，盘旋在我们心头，带着泥土的腥气，和永远无法被时间捂热的、离别的冰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