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

追根溯源

姨

作者：由之

妈妈曾经对我说，你有一个姨。非常温和的口气，她好像在回忆。那时候，我还小，只是在照片上见过您。很年轻，也很秀丽。烫得蓬松的长发，弯弯曲曲地披散在窄窄的两肩上。我总是想用浪漫一词形容您。您和妈妈一样喜欢微笑。不过您的微笑和妈妈的微笑似乎又有所不同。妈妈的微笑宽和随意，带着做长辈的慈祥与洞察明悉。而您的微笑却仿佛隐含着小鸟依人的柔弱。也许，是因为您的身体总是不大好的缘故。

妈妈说过，您一生下来就常常生病，没完没了，还接二连三地做过几次手术。可是，您16岁就考取了辅仁大学数学系，并且数学成绩名列前茅。妈妈说您聪明过人。而我更喜欢您照片上的年轻与秀丽，还有那种我不曾脱口而出的浪漫气息。

有妈妈的日子里，有大树下的一片绿荫，安宁而温馨。所以，我很少想起您，即使偶尔想起您，也带着一种非常遥远的神秘。第一次见到您，是在妈妈去世以后。那一年我才14岁，但心里却已经埋下了恐惧。可还是想打开一扇逃脱恐惧的窗，去寻找些新奇。于是，我和一个同样的女孩子混了张证明，夜晚偷偷地摸上火车，开始了席卷全国的大串联。从上海到郑州又辗转到了北京，没想到北京那么冷，也就十一月初，风吹在脸上寒嗖嗖的，我却只穿着一件很薄的毛衣。于是，我去找您。直到我气喘吁吁地站在麟阁路上一座安静的小院落前，心才蓦地一跳。妈妈去世了，您会问我些什么？您还会像照片上一样一直很有耐心地微笑吗？毕竟您只是我的姨，毕竟我只在照片上见过您，过去那种非常遥远的神秘与亲切变成了隔膜与陌生，我迟疑了好一会儿，才举起手来敲门。

您还没回家。迎接我的是您的儿子平弟，还有外公外婆。我只见过外婆，还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她带着哥从北京来看我们。外婆已经很老了，萧萧白发，像小矮人国里的圣诞老婆婆，但脸色却很红润。她把我搂在怀里，很快乐地连声说：好啊，好啊。可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外公呢，像一座沉睡的钟，坐在椅子上打瞌睡。他睁开眼睛，迷迷糊糊地看我，用我听不懂的福建话和外婆说了一堆，在光秃秃的大脑袋上扣一顶深黑色的帽子，就拄着拐杖出门了。只有平弟兴高采烈地和我聊天，还给我泡了一杯加了蜂蜜的花茶。很新鲜，也是第一次喝，口很渴，喝不够的喝。不一会儿，外公也回来了，手里提着一纸袋京白梨，还有一包糖炒栗子。 他把梨和栗子，都放到桌子上，向我嘟哝了一句。我虽然没听懂他在说什么，但却明白，是给我买的。平弟拿起一个梨，用削水果的小刀飞快地旋转，完完整整一个梨就递到我手中。都把我看傻了。

天都黑尽了，院子外边，远远近近的街灯都亮了，哥哥、姨夫，还有您——姨才回到家中。您是最后一个。没有想到您 会那样：张大眼睛，且伴着一声孩子般惊喜的呼喊。您只唤我名字的最后一个字。 除了您，这世界上没有人这样唤我，连妈妈也不。我又一次感觉到您的浪漫气息。

最初的几天里，您不断用好吃的东西填塞我饿坏的肚皮，拔丝红薯、核桃糖、樱桃丸子，还有肉饼……妈妈只会从商店里买蛋糕和巧克力，这样可口的小吃，她一样也做不出来。似乎您身上洋溢着更浓郁、更温暖的家庭气息。

让我难堪的话，您一句也没问。妈妈的死，您是知道的。您只是平静地坐在我面前，用一忽儿的沉默，小心翼翼地掩盖了这一件当时我们生活中最沉重的丧亲之痛。我懂得，这对您并不仅仅意味着失去一个亲人的悲戚。直到我要离开北京了，您才抚着我的肩，不放心地叮咛一句：乖，回去要听爸爸的话。您看了我好一会儿，又说：一定哟。接下来，仍旧是微笑，很有耐心的微笑。您让我问爸爸好。要他保重。

您担心爸爸的健康，怕他心力交瘁，无法再支撑起我们那个已经倒塌了一半的家庭。我想您是敬重爸爸的，就像您爱妈妈一样。

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我携着小弟的手，第二次走进麟阁路上那座安静的小院落里，我们的家已经不复存在。您很想把我和小弟永远地留在您身边，可是，怎么可能？连您自己也必须离开这座安静的小院落，去乡下，用汗水和泥土搓揉灵魂。夜晚，我坐在灯的阴影里，一声不吭，默默地看您飞针走线——缝制御寒的棉衣。哥将带我和小弟去的陕北，听说陕北很寒冷。

那一个深秋的夜晚，时常浮现在我眼前。我独自走到院子里的自来水池边，弯着腰搓洗被单。月光冰冷如秋水。沁出额头的汗水也是冷冷的，然后是泪水。没有人吩咐我洗被单，是我自己想躲出来，躲到一个只有我一个人的角落里——哭，或者一边哭，一边回想。我喜欢像抚摸细腻的绸缎一样，来来回回把已经过去的日子抖散开来。自来水哗哗地流淌着，仿佛过去的日子也就这么哗哗地淌过去了。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发现您站在我面前。您说：哭吧。我本能地用湿淋淋的手去抹眼泪。您嘴角向上一弯，又浮现出一个我早已从照片上就熟悉了的耐心的微笑：真是个小娃娃。我不好意思地咧了咧嘴巴。

以后，年年都来磨缠您。大雪还没有把盘山公路覆盖的时候，您就给我们寄来了路费，随后是一封短短的信，信上只几句短短的叮咛：早点儿回来。我喜欢幻想，用幻想填补深山老林里的寂寞与疲惫。可是，我却无法想像没有您还有姑姑，我将会怎样活下去。也许，我会像妈妈一样，回到大地的怀抱，鼓起的坟包早已是青草萋萋。

第一次从陕北回到北京，在安静的小院里却没有您的身影。平弟告诉我，您去干校了，在北京的郊区昌平县的一个村落里。于是，我攥着平弟写给我的那张纸条去找您。

长途汽车，步行，弯弯绕绕。找到您时，您还在冷风中干活：挖沟。您高兴地向我迎来，手里握着铁锹，还是像过去一样，只唤着我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也就一年的时间吧，您好像突然老去，嘴唇干裂，脸上的红润也变得暗淡了。去你们的“饭厅”吃饭时，解开包裹严实的毛线围巾，您竟满头白发。那时，您也不过刚刚四十岁。一夜就白了头？没有饭桌，也没有凳子，老老少少都捧着一个大茶缸，底下是米饭，上面堆着菜，蹲在地上吃。大白菜烧豆腐，还夹着几片大肥肉。比我们陕北山圪崂里的吃食好多了，白米饭，还有豆腐和肉。您把自个儿茶缸里的肥肉片，小心的挑出来，夹给我。

晚上，住的是集体宿舍，没有床，打地铺，一间像教室一样的大屋子，长长两排。我和您挤一个被窝，挨着我的是一个年轻的中学音乐老师，会弹钢琴。她小声地问我，在陕北吃什么，住什么样的房子。她没有见过窑洞，也没有吃过荞面，更不知道糜子是什么东东，充满了新奇。您却悄悄拍拍我，轻声叮嘱：别影响大伙儿休息，都累了一天。

后来我才知道，您是怕我说秃嘟了嘴，不知轻重，给自己也给年轻的音乐老师带来麻烦。

第二天一早，您就催我回去。您最不放心的就是平弟，怕他乱花钱，管束不了自己，又怕他乱说话，捅漏子。那时，和您一样身为中学老师的姨夫也下放了，家里就外公和外婆。您说，他们管不了平弟，还经常被他糊弄。您很担心。

我不在意地笑：怎么会？

那时候，很多半大的孩子都和平弟一样，父母去了干校和乡下，独自留守家中。平弟好赖还有外公外婆陪伴，虽然他们很老了，照顾不到平弟，还要平弟给他们做饭。平弟和小弟一样大，15岁，他就算很幸运的，没有上山下乡。虽然，也没有学上，整天瞎逛悠，但毕竟是在北京城里。

就这样， 一年又一年，每年回北京一次，享受一个月的好吃食，跟着哥还有平弟和小弟，骑着车，到处玩，香山，长城八达岭，还有密云水库。因为，姑姑下放在那里。平弟还给我做了一张假月票，每次上公交车我都怕得要死，但竟没有一个售票员发现，和我过不去。也许，她们也看出了真假，只是看我瘦瘦弱弱，不点破而已。

平弟叮嘱我，只要你自己别心虚就得了。又笑，发现也没啥了不起，无非被骂几句，赶下车去。

我当了民小老师后，有一年冬天带着孩子们进山背柴，摔坏了腿，根本没办法走出积雪覆盖的七十里山路，去县城搭车。只好一个人独自留在大山深处，好在有学生娃娃们相伴，婆姨女子也纷纷给我送来黄米馍馍油馍馍，还有扁食，也就是城里人口中的饺子。深夜，娃娃和婆姨女子散去后，窑洞外响起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偶尔窗纸上还会跳上一抹烟花的余辉。山里穷，老乡买烟花的很少。鞭炮噼噼啪啪的响声和烟花的余辉中，又涌出您平和的笑容，想必您和外公外婆们正围炉包饺子吧？

那一年，我是春末夏初，才辗转回到北京，您很费周折地请了假，带我去瞧您熟悉的一位老中医。还好，和您一样满头白发的老中医，仔细检查了一番，笑道：没事，只是伤了筋，没有动骨。让我坚持天天到他诊所按摩一段时间就会好的，保证不会落下残迹。

我在北京整整呆了将近半年，先是天天去按摩，一个月后，隔几天去一次。再回陕北时，已健步如常，看不出腿受过伤。

我一直想告诉您，您给我和小弟还有哥当姨，不容易。妈妈说，她16岁就离开了家，多亏有您，与二老相依为命。要不外婆会发疯，外公会孤寂。后来，妈妈又把刚生下来的哥交到您手里，这一交就是一辈子。哥很瘦弱，生下来又不足月，您常常抱着他，奔波于大小医院之间，何况又缺奶。对一个女人来说，一个孩子就是一条锁链，一份责任，虽然其中也蕴含着母爱温馨的快乐。妈妈说哥是您的儿子。我也这么想。哥念书念得好，亦深受您的滋润与教育，文革后的第一代博士。哥是您培养出来的，而不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我常常觉得哥的血液里也流淌着您的宽厚与优柔。

初到北京时，见到姑姑，姑姑曾叹息，说我和小弟像野地的树，缺乏管束。但在您的梳理与教导下，只读过小学的小弟，连a+b =c的方程式也不懂，也考上了大学。他78年初，决定参加高考，在您的辅导下，短短几个月，数学考了38分，在文科考生中数学分数还算高得。因其他科目虽比数学高一些，但只能上个大专，没上。第二年，在您的建议下，主攻地理、历史，总分大大提高，考进了安徽大学法律系。小弟总是说，您讲数学，他一听就明白，再做您给他的那些题，豁然开朗，感觉数学很神奇，也很好玩。当初楼道里想考好高中好大学的孩子们，您都一一辅导，（因为外公外婆的原因，文革中，姨一家不得已，搬离了麟阁路上那座安静的小院，移居北新桥一座拥挤的居民楼里，只一间半房，有很小的一个卫生间，没厨房，各家都在楼道里做饭。在那时，也算是很好的了。），小二、林林等等，都考上了很好的高中或大学。植桃李于身畔。

因为您，左邻右居，对外公外婆也多加照顾。

您对您的学生也一样。我回到合肥后，1981年，也就是儿子刚刚出生那一年，您的学生，15岁的女孩侯波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初到合肥，她很不习惯。与北京的天高地阔相比，这儿狭小，拥挤。街道窄窄的，人行道几乎全被梧桐树枝枝杈杈的树冠遮挡。而且，夏天湿热，汗湿的衣服总是粘粘搭搭地贴在身上，冬天呢，湿冷，连被窝都散发着潮气。当然这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她想家想爸爸妈妈。于是，她给您写信，说不想在这儿读书，想回北京，又不知怎样才能回北京。于是，您又给我写信，嘱咐我怎样照顾小姑娘。

一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个子挺高，满脸的稚气。她一进门，就被摇篮里儿子所吸引，摇他，逗他笑，和他说话。又很疑惑地问我：他怎么不跟我说话呀？

我笑笑：他还不会说话。

她很着急：那他什么时候会说话？
我学着您，用一堆好饭菜安慰她：红烧肉，鸡蛋炒韭菜，紫菜虾皮汤。虽然和您厨艺相差万里，但小侯波还是吃得津津有味。饭后，小憩了一会儿，她就安安静静地趴在饭桌开始看书，做功课。

我很吃惊，好学生原来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最初两年，她几乎每周都来我家，话不多，也不少，絮叨他们的科大，老师同学，还有他们班的学霸。对北京的思念，渐渐少了些。我也跟着她长了不少见识。她又总是急不可耐地想和摇篮里宝宝说话，总是催问：他怎么还不会说话？

直到第四年，她来的少了，要备考。除了学校的科目，还有托福。她告诉我，她要去美国读研。笑问她：不想北京，不想爸妈了吗？她曾经对我说，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就是北京。

她呵呵一笑：那也得去呀！

又甩给我一句：蔡老师最支持我去了，走得远，才能看得远呀！

原来，她还一直和您保持着联系。

小姑娘最终还是选择了：走得远，看得远，去了遥远的大洋彼岸。

您对您的学生一向如此，很少批评，轻轻叮咛。本来，有些事情做起来很繁琐困难，且还要付出许多许多的事情，您总是看得轻描淡写，您不喜欢别人感激您，那样您反而不自在，心里又平添一份歉意。您总是语调轻轻地唤着我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一遍又一遍地嘱咐我：咱们别让人家感到咱们是在帮助他，懂吗？我有时懂，有时又不懂，干嘛在帮助别人时反而像欠着人家什么侯的？所以，我无法面对您的眼睛，面对您持久而耐心的微笑，说出我心里一直很想告诉您的话，并不仅仅是您的养育之恩。

很多年后，当我和哥一样，也变成了您的女儿，您的思想和行为不知不觉渗透到我的生活里，我才明明白白地发现，其实您并不浪漫，一点儿也不，您只讲道理。您用您的道理教导您的学生，也用您的道理约束您自己。可是——

当您的学生小候波，远渡重洋后，您却回到那个远离北京的小村庄里，姨夫的老家。深夜，您的窗前一定还有一小片不太明亮的灯光。过去，您总是劳累之后的深夜里读书，读不完的书。那条被唤作三条的狗，静静地卧在门边的黑暗中。我不喜欢三条，虽然它是条母狗，但却过于凶猛、机警而狡黠，出击如闪电一般陌生人还没来得及感到恐惧或准备反抗，便被它撕咬得小腿肚血肉模糊。可是在乡下，人们需要的就是这种狗。那种温和驯良的狗好是好，但是没有用。村里的人都这么说。

我想给您一个意外的惊喜，就像当年去干校看您，所以招呼也没打，匆匆去了您的小村庄。当您腰间系着围裙，一手握着水瓢，一手按着三条的脑袋，碎步向我走来时，我心里忍不住发出一声叹息，就仿佛当年您一夜之间白了头。我再也找不到您照片上的年轻与秀丽，更主要的是我一直珍藏在心头的浪漫气息，全都没有了。

好吗？我问。您嘴角又浮现出我所熟悉的微笑：现在这样挺好。您告诉我，后院紧贴着一片果园，有苹果、有梨，还有桃。春天梨花开时，一片雪白，一路飘香。不下雨的日子里，天空蓝得像海，没有一丝黑烟，而城里边只有很多的人和车。

不要安慰我，您不是为了一路飘香的梨花，蓝得像海的天空才来到这里。您出于无奈。在生活中您总是小心翼翼地退而求其次。

退而求其次，您曾经耐心地我解释，这是回避痛苦、麻烦与纠纷的途径。我和哥在几千里外的担心着您，而您却一点儿也不顾惜自己，每天操劳不已：做饭、饲狗、给鸡场的工人们烧水、扫院子……还有那么一大本我看不懂的帐本。您说：一箪食，一瓢饮 ，足矣。而您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您的小孙子——毛毛。毛毛曾唤起您许多美好的回忆，包括再培养出一个博士的信心与快乐。可是，你们分开了，虽然离得不太远。

您默默地来到这个小村庄里，是为了帮衬平弟照料他苦心经营的养鸡场。平弟最有条件考大学，不知为何，他却没有考。他从小就喜欢都市的繁华与热闹，他是在那些快乐的滋润下长大的——溜冰、游泳、跳舞、交女朋友……可是，现在他却要自食其力。他不想当工人，辞了职，辞了职就意味着一切全得靠自己。

办场做生意，会碰到许许多多的弯曲，还有没有道理的道理。您没有办法理解，张大眼睛，惶惑不解：怎么能够这样？

有一次，在电车上，您昏昏欲睡，小偷想偷您那只小巧的瑞士金表，刀片割破了您的手腕，而您却想和年轻的小偷说一说您那些温和的道理。

怎么能够这样？您常常喃喃地指责。很茫然。不知道应该指责平弟，还是那些没有道理的道理。平弟却不以为然：这有什么？现在就这样做生意嘛。

您却弄不懂。

而在北京，在那两间您住了许多年的单元房里，我几乎找不到您的痕迹。墙壁上贴着带花纹的贴墙布，地上铺着深绿色的地毯，还有音响、安乐椅、最新款式的组合家具……您的玻璃书橱和古老的写字台统统送到乡下去了。只有外公从海外带回来的那一幅镶着金边木框的油画依旧挂在墙上。整个画面却与色彩跳的房间很不协调。好像那只不过是一个夸张的炫耀，仅仅因为它是从海外带回来的。

过去，您常常对我说，您欣赏这幅画，因为它能带给人哲学意义上的回味。您退后两步，仰着脸，静静地站在那幅画前：潺潺的清泉从石缝流淌出来，小树在微风中摇摆，远处的蓝天衬着一缕白云，悠远而漫长。您说，这就是永恒。您希望每一个早晨醒来，世界都是这样平和，洒满明媚的阳光。

平和？您这一辈子都这么平和。您默默地吞咽下苦难、屈辱，还有种种细小琐碎的折磨，退而求其次。然后，得到平和。一辈子？平和与拍案一怒的痛快，究竟哪样更好？我的朋友说：这是个理智与情感的问题。这个领域过于宽阔，我永远分辨不清。
天快要亮了。城里的夜一点儿都不静谧。楼下不时传来的婴儿的啼哭，还有大卡车从马路上压过去的轰鸣声。而在乡下，您窗前的那一小片灯光该熄灭了吧？在即将明亮起来的黑暗中，三条不会再静卧门边，它一定在灰蒙蒙的夜色里悄无声息地走动着，随时窥机向一只小鸟或一个人的黑影扑过去。

我思索了许久。我想这些，好像是为了摆脱我自己。似乎，我的血液里流动着并不完全是您日积月累的道理。我也并不希望每一个早晨醒来，周遭都是平和的。有时，我也渴望暴风雨，看黑压压的乌云从天空滚过，大雨淋漓。而隐藏在我心头的仍然是您照片上那一份年轻而热情的浪漫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