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案的奇迹，卢浮宫——印度、伊朗与奥斯曼的艺术杰作

王旭东PPT美篇版

摄影、制作：王旭东音乐：Dhivara部分图文源于网络2025年12月16日 2025年12月13日起，浦东美术馆携手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带来“图案的奇迹: 卢浮宫印度、伊朗与奥斯曼的艺术杰作”。趁着刚开展，人潮未至，我几乎是在第一时间赶来观看。毕竟卢浮宫的希世珍宝到了家门口，机不可失，先睹为快。 展览“图案的奇迹”依托卢浮宫的丰富馆藏，旨在展现16至19世纪印度、伊朗与奥斯曼文明艺术创作的非凡造诣与卓越成就。 这些地区的艺术以其独特而丰富的图案美学所著称，如自然花卉、诗歌意象、几何花纹等，既折射出当时的文化与历史脉络，也为后世的艺术与设计注入新的观念与方法。在当代的珠宝、建筑、书籍装帧、装饰与平面设计领域，我们依然能看到这些图案的踪影。它们跨越时代与地域，持续地启迪着不同世代的创作，堪称奇迹。 “图案的奇迹”是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的上海首展。浦东美术馆有幸成为上海首个与卢浮宫这一世界顶级博物馆达成展览合作的艺术机构。 卢浮宫最初是法国王宫，1793年法国大革命期间转型为国家博物馆。自建馆之初，其藏品即包含伊斯兰艺术品。这些作品最初与西方艺术品共同展出，自1892年起逐步汇集，最终于2012年入驻由建筑师鲁迪·里齐奥蒂与马里奥·贝利尼精心设计的专属展区。如今，该收藏逾2万件，展示了从西班牙到印度横跨14个世纪的艺术瑰宝。卢浮宫博物馆我去过两次。馆内的希腊胜利女神像，维纳斯女神以及蒙娜丽莎这三大镇馆之宝，我都看过。但每次区区两个小时，根本无法细细游览，更谈不上关注到这次展出的这些精美展品。所以这次送上门的展出可谓机不可失。 本次展览精选卢浮宫伊斯兰艺术部约300件珍品，呈现16至19世纪印度、伊朗和奥斯曼世界的璀璨艺术。 展览所聚焦的历史时期有着特殊意义：不间断的文化接触与交流，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世界的面貌，同时也深刻影响了艺术创作，革新了审美范式与潮流，并在东西方之间构建全新的互动关系。 展览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板块聚焦印度艺术，第二板块展现伊朗艺术，第三板块则设于四楼展厅，重点呈现奥斯曼帝国的艺术。需要说明的是：本展中所用“印度”“伊朗”“土耳其”等地名仅作现代地理参照，并非展品制作时期的国家名称。 本次展览具有展品媒介高度多样化的特点，涵盖了陶瓷、珠宝、玉石、玻璃、金属、地毯、书法、绘画、雕塑、木质雕刻等多个伊斯兰艺术中的重要品类。 卢浮宫馆藏中的伊斯兰艺术收藏堪称伊斯兰艺术遗产中的典范之作。许多展品越是近距离欣赏，越能感受到伊斯兰匠人们巧夺天工的绝妙技艺。可以说，“图案的奇迹”是一场绝对“经得起细看”的展览。 这批藏品在成为法国国家收藏之前，曾装点了卢浮宫、杜伊勒里宫、凡尔赛宫等法国王室行宫，尽显法国艺术发展极致繁荣时期的审美趣味。 缘起：一位国王的收藏15、16世纪之交，法国王室收藏初具雏形，这些早期珍品构成了现今卢浮宫馆藏的核心。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年）雅好艺术，深谙艺术品收藏对于君主的重要意义，于是购置大量珍玩。他所收藏的硬石花瓶中，有部分来自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珍品曾被用于装饰卢浮宫、凡尔赛宫等王室宫殿，亦是首批入藏卢浮宫的伊斯兰艺术品。 馆藏珍品：天球仪17世纪莫卧儿帝国制品，原型来自13世纪伊朗；艺术见证伊斯兰世界中天文与占星学的发展；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欲推动知识传播跨越时空。 馆藏珍品：镌有萨法维王朝阿巴斯大帝（1587-1629年在位）名号的笔盒同类作品中，用珍贵原材料打造的罕见佳作；曾隶属著名珠宝商--路易·卡地亚收藏；赋予卡地亚品牌设计灵感，从多幅设计稿件与成品中可窥见其深远影响。 馆藏珍品：匕首17世纪莫卧儿帝国的玉石雕琢技艺到达巅峰；兽首形匕柄雕刻难度极高，均为稀世珍品；该作品可能为赏赐重臣或结盟家族的显贵，或宫廷朝觐时的御赐之物。 窗屏从自然元素中汲取灵感的典范；彰显17世纪对植物图鉴与花卉品味的兴起；伊斯兰生活家居美学中，有机与秩序的完美平衡--体现自然主义风格的同时注重对称性设计。 馆藏珍品：赛诗会饰板陶砖工艺在萨法维王朝臻于鼎盛的代表作之一，由63块彩色陶砖组成；两位王子在花园中举办诗会的场景，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尽显伊斯法罕宫廷生活松弛优雅的“仪式感”。 龙纹瓶东方艺术的影响：中国陶瓷原型被巧妙改造，成为萨法维艺术语汇的重要组成部分；“龙”元素-伊斯兰与中国文化的交流融合；17世纪英国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伊朗陶器出口欧洲，进一步传播陶瓷文化。 馆藏珍品：法特赫-阿里·沙阿·卡扎尔肖像西方艺术的影响：17至18世纪伊斯兰文明地区盛行“欧风”绘画；装饰王室宫殿与伊斯法罕的富人豪宅，形成审美流行；该作品为卡扎尔王朝第二任统治者肖像，曾作为外交礼物赠予拿破仑一世。 “玫瑰与夜莺”图案的书籍装帧，伊朗，1775-1825年。内刻萨迪《果园》诗句。 “夜莺与玫瑰“图案的书籍装帧伊斯兰艺术中，书籍装饰占据重要地位；华丽精美的动植物图案反映人文精神；代表主题“夜莺与玫瑰”，借物抒情以传达浪漫叙事。 砖梅枝、郁金香、康乃馨与云纹砖土耳其，伊兹尼克，约1540-1545年。釉陶，透明釉下化妆土上彩绘。“流动的盛宴”；经典蓝白配色体现传统东方陶瓷之美；设计感十足的有机图案装点建筑空间。 馆藏珍品：碗奥斯曼帝国陶瓷重镇伊兹尼克出品；钴蓝底色上的留白装饰，灵感来自元代青花瓷；在奥斯曼宫廷，雍容华贵的器物受到大力追捧。 书写桌伊斯兰文明中，书法被认为是最高形式的艺术之一；书写桌被用于存放书写员的工具，同样具有高贵的属性；珍贵原材料搭配精巧的镶嵌工艺，体现伊斯兰匠人的高超技巧。 馆藏珍品：杯错落有致的花卉图案：康乃馨、玫瑰、郁金香等；明艳的珊瑚红打破当时普遍的蓝白双色样式；伊斯兰艺术中典型的自然元素抽象化处理。 馆藏珍品：执壶与托盘来自以珍珠母工艺而闻名的印度西部古吉拉特地区；珍珠母制品在欧洲备受珍视，常陈列于奇珍阁与王室收藏；16世纪的欧洲宫廷尤其痴迷印度工艺品，珍珠母器物常作为外交赠礼。带有米赫丽玛·苏丹公主（1812-1838）名号的执壶及执壶、承盘组合曾是奥斯曼帝国公主-苏丹马哈茂德二世之女的所有物；金属器物上饰有类似欧洲水晶器的菱形晶格纹，符合奥斯曼精英阶层审美；奥斯曼帝国后宫女性广泛使用此类器皿，用于餐前餐后净手，或每日祷告前的净礼。 馆藏珍品：孔雀纹盘小小的圆盘上呈现一座美不胜收的奇幻花园；作为主角的孔雀--或受波斯文化影响，象征王权与威仪；同时期器皿中鸟类纹饰极为罕见，尤显珍贵。 璀璨的莫卧儿帝国自古以来，印度始终处于文明交汇的核心地带，通过陆路与海路将物产与文化传播至亚洲各地。1526年，中亚王子巴布尔进军印度次大陆，取代了德里苏丹国易卜拉欣·洛迪的统治，建立莫卧儿王朝，为日后举世瞩目的大帝国奠定了基础。 莫卧儿艺术熔铸波斯传统与印度本土多元文化，形成独特的审美语言，在阿克巴、贾汉吉尔与沙贾汗三任帝王治下迎来黄金时代。至17世纪末，莫卧儿帝国进入鼎盛时期，其疆域几乎覆盖整个印度次大陆。然而，18世纪的王位争夺战与外敌入侵损耗了国力，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该地区的征服行动进一步加速了帝国的衰亡。1857年爆发的印度民族大起义，终究未能扭转颓势。 玉镜印欧交流的影响16世纪，欧洲人日渐主导印度洋海上贸易，该地区的权力格局因此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书籍、商品和艺术品加速流通，推动了器物形制与用途的革新。 玉镜16世纪末，多支耶稣会传教团将大量植物版画与印刷品带到印度，充分反映了自然主义在莫卧儿帝国的风靡。艺术家们以植物图鉴为灵感，创新花卉再现方式，将正面与侧面视角结合，赋予叶片与花瓣动感。17世纪中叶，植物绘画历经范式转变，逐渐演变为构图对称的装饰图案。 玉镜自15世纪末葡萄牙人抵达印度以来，当地就开始产出融合欧洲、波斯与莫卧儿三种风格的“混搭”工艺品。根据目标市场的不同定位，工匠们专门调整设计，修改样式。因此，为果阿（当时为葡属印度）的葡萄牙人市场设计的产品中，就可能包括欧式器物。 伊朗 IRAN 萨法维帝国 (1501-1736)1501年，苏菲派首领的后裔-沙阿伊斯玛仪一世建立萨法维王朝，一统广袤疆域。以今伊朗为中心，王朝版图从亚美尼亚延伸至阿富汗。 他将伊斯兰教什叶派奉为官方宗教，与周边几大逊尼派势力对峙：西面的奥斯曼帝国、东北方向的乌兹别克，以及东面的莫卧儿王朝。 1555年5月，《阿马西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最终休战。1587年，沙阿阿巴斯一世执政。在他治下，帝国国力雄厚、内政稳定，促进了同欧洲强国之间的贸易与文化交流。 阿巴斯使萨法维王朝焕然一新，呈现出繁荣兴盛的气象。他迁都中部城市伊斯法罕，推动了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行政体系由沙阿直接控制。 这座古城内，至今留存着诸多壮丽的纪念性建筑，它们见证了“伊斯法罕的世纪”。该城更因其繁华鼎盛，享有“天下的一半”之美誉。 这一时期，全国大兴土木，广建宏丽建筑，并为此生产了大量陶砖。然而，尽管阿巴斯的继任者们勉力维系盛世，仍难免王权式微。1736年，萨法维王朝彻底落幕。 从中国到伊朗17世纪，贸易活动蓬勃发展：传统陆路商道依然畅通，海上航线则由不断扩张的欧洲势力所主导。沙阿阿巴斯一世终结了葡萄牙的垄断地位，并推动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的设立。 来自欧洲和东亚的商品影响了萨法维时期的工艺品生产，尤其以陶瓷业为甚--当时试图烧制出可与青花瓷相媲美的陶器。 萨法维陶工竭力仿制备受精英阶层推崇的中国青花瓷，作品与原型极为相似，但有时也会采用不同的工艺与色调加以改动。 卡扎尔王朝(1794-1925)经过一个世纪的动荡，卡扎尔王朝于1794年建立，使伊朗政局归于稳定。土库曼裔的卡扎尔人定都德黑兰，实行君主专制。整个19世纪，他们不断遭受奥斯曼帝国、英国和俄国的侵略，这些外敌强占了高加索地区的部分原属地和卡扎尔王朝东北部的部分领土。 法特赫-阿里·沙阿（1797-1834年在位）建立了等级分明的行政体系，推进军队现代化，并最终确定了国家的疆界。他还从伊朗文化根源中汲取养分，推动了艺术的复兴。 纳赛尔·丁·沙阿（1848-1896年在位）推行改革，鼓励商贸与工业发展。他多次亲赴欧洲，将新思潮带回国内。1851年，他创办了伊朗第一所现代高等教育机构，1871年乂仿照欧洲国家的模式组建政府。 然而，外部势力的干涉日益严重。政府对欧洲特权的让步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加之新的政治理念涌现，遂引发1905至1911年的立宪革命，并推动了伊朗议会的诞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争夺石油资源，俄英军队曾占领伊朗。最终在1925年，礼萨·汗·巴列维推翻了卡扎尔王朝。 接眼泪的铜瓶 法特赫-阿里·沙阿·卡扎尔（1797-1834年在位）肖像（米尔·阿里作）伊朗，1800-1806年，布面油画属凡尔赛官，现长期寄存于卢浮宫博物馆这幅肖像描绘的是卡扎尔王朝第二任统治者-法特赫-阿里·沙阿。作品被认为出自米尔·阿里之手，他是19世纪初伊朗最有名的肖像画家之一。画中君主端坐于宝石镶嵌的王座之上，各类权力象征物描绘得精巧细致，构图与技法明显受到西方影响。此画曾 双叶门卢浮宫博物馆经细致研究，此门的装饰分为两层，来自两个不同的时期：第一层或制作于17世纪，其风格明显受书籍艺术的影响，绘有莲花、玫瑰、茎叶等植物纹样，以及北山羊、牡鹿、猫科动物、狐狸等动物纹样，纹样以棕黑色绘制，并以金彩勾勒。第二层或制作于19世纪，彩绘团花覆盖前一层纹饰，团花内绘萨法维风格的人物肖像与庭院景致。19世纪时，萨法维王朝被视为艺术创作的黄金时代，成为画家们争相效法的典范。这可能解释了为何此门第二层装饰借鉴了萨法维时期的艺术范式。 穆罕默德·沙阿·卡扎尔（1834-1848年在位）肖像（穆罕默德·哈桑·阿夫沙尔作）伊朗，1837-1838年，布面油画属凡尔赛宫，现长期寄存于卢浮宫博物馆卡扎尔王朝第三任统治者穆罕默德·沙阿·卡扎尔的这幅肖像，反映出欧洲绘画传统愈发深入的影响。这幅作品主色调暗沉，背景呈现出自然主义风景的开阔景致。人物装饰亦呈现微妙变化：摒弃金饰，代之以白银与钻石，镶嵌在朴素的底衬上；不设王座，代之以身后的欧式桌案，桌上摆放着一把欧洲制造的手枪。 玫瑰与夜莺图（卢特夫·阿里·汗·设拉兹作）伊朗，约1850年，彩料、纸 手绘图册的一页（穆罕默德·哈桑作）伊朗，约1840-1845年，墨、彩料、纸 兼顾印度与波斯传统多样的印度传统与波斯世界的文化交融，孕育出莫卧儿美学风格。印度的影响带来了崇尚写实的动物造型以及对传统器物形制的偏好，尤以兵器为甚。 以象牙、玉、水晶等贵重且具备象征性的材质雕琢而成，这些新样式最终化为艺术品，为新君麾下的精英群体所拥有。 这些材质稀有而珍贵，曾广为流通，在东西方备受追捧。经能工巧匠之手，它们摇身一变成为精致的器物，彰显其主人的权力与品位。 奢华的奥斯曼世界奥斯曼帝国发轫于13、14世纪之交的安纳托利亚。14世纪，其势力在巴尔干地区不断扩张，最终于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结束了拜占庭的统治。此后短短数十年间，在这座昔日的拜占庭都城内，奥斯曼苏丹、朝臣与权贵们兴建了大量公共建筑。16世纪，帝国步入鼎盛，疆域横跨东欧、巴尔干、小亚细亚、中东及北非。帝国的两大核心都市-伊斯坦布尔（旧称君士坦丁堡）与开罗人口密集，众多陆海商路在此交汇。至17世纪，奥斯曼的领土扩张陷入停滞，帝国由盛转衰，直至1924年覆灭。奥斯曼人大力赞助艺术，创作了精美的图书艺术、精湛的纺织品与陶瓷，这些作品如今成为卢浮宫的核心馆藏。 奥斯曼土耳其语诗歌铭文砖（三件）土耳其，约1720-1740年，釉陶属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现长期寄存于卢浮宫博物馆奥斯曼土耳其语铭文：“此花显圣，俯拾即见” 带有苏丹马哈茂德一世花押的可携式笔盒与墨水瓶土耳其，约1730-1754年银合金、金、石榴石 书法用具:小刀、用于削芦苇笔的金属板、匙、剪刀。土耳其，18-19世纪。铁、铜、金、象牙、珊瑚、钢、银。部分展品为卢浮宫博物馆藏品，部分属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现长期寄存于卢浮宫。 书法册土耳其，1650-1700年，皮革、纸、墨、彩料、金书法奥斯曼帝国的装饰艺术从自然中汲取灵感，既有想象，亦不乏写实，而铭文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帝国内通行多门语言，但皆采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奥斯曼土耳其语用于帝国官方函件、行政文书及文学作品，阿拉伯语用于宗教场合与地方行政文书，波斯语用于文学创作。 《古兰经》抄本土耳其，16世纪，皮革、墨、金、纸属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现长期寄存于卢浮宫博物馆书法在各门艺术中享有崇高地位，除抄本外，书法广泛应用于建筑、陶瓷、金属器、玻璃器与纺织品。这些铭文既有装饰作用，也承载宗教、政治、神秘主义或象征性意义。“书法在装帧中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可以看到两种风格，一种类似行书，另一种是几何形的。从装饰性和传承性来说，也许是与中国书法的一种‘相遇’，但它们的技巧是不一样的，中国书法用的是毛笔，伊斯兰书法用的是芦苇笔。 陶瓷大师大约自1470年起，伊兹尼克的陶工开始烧制优质石胎陶，欲以其白度与光泽媲美中国瓷器。初期以蓝白纹饰为主，仿效当时中国瓷器的风格；至16世纪中叶前后，色彩体系方趋于丰富。 这些陶瓷的精良工艺，反映了奥斯曼宫廷作为艺术品赞助方的雄心壮志，体现其对奢华器物愈发强烈的追求。伊兹尼克陶盘流通于奥斯曼帝国全境，并远销意大利与西欧地区。 16世纪中期，随着众多公共建筑与宫殿的陆续建成，伊兹尼克的陶砖制作在宫廷委托的推动下迅速兴盛。陶砖的纹饰题材及所用色彩日趋多样，与餐具的发展一脉相承。 帝国与中国的互动奥斯曼帝国地处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陆海强国。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该国成为不同地区、各类文化的连接枢纽，这种地缘关联也促进了文艺交流。 特别是来自中国与欧洲的消费品，在奥斯曼帝国广泛流通，成为传播观念的载体。其中，中国瓷器（特别是青瓷）备受追捧，售价高昂。伊兹尼克的工匠们从中汲取了许多灵感，或仿效式样，或加以演绎。 从大马士革到开罗奥斯曼帝国各省重要城市里的纪念性建筑，其装饰风格兼具浓厚的地方传统与反映奥斯曼帝国审美的新趋势。相较于伊兹尼克作坊的产品，大马士革所制的陶砖饰板在构图对称度与整体规整性上均略逊一筹，其用色以绿松石蓝、铬绿和茄褐为主。这些陶砖有时也销往埃及，与来自其他产地的陶砖组合使用。埃及在建筑装饰领域颇为守旧，对马穆鲁克时期的装饰传统几乎未加改动。传统木制花格高窗与带有几何纹样的木门便是明证。而出口到埃及的伊兹尼克陶砖，被用于民居内饰与公共建筑之中，这也进一步推广了奥斯曼艺术中典型的花草图案风格。 如果在每个展品前驻足半分钟，看完300件作品需要近三小时，在一些作品边，还能读到优美的诗句，这是一个需要花时间慢慢欣赏的展览——来自卢浮宫的“图案的奇迹。 如果说卢浮宫大展带来了文化艺术在符号与图案中的不断延续，那么紧随其后的“非常毕加索：保罗·史密斯的新视角”则以另一重纬度揭示颠覆了20世纪的现代视觉革命如何在21世纪被当代时尚界传奇设计师保罗·史密斯（Sir Paul Smith）重新呈现。现代艺术的创始人之一、立体主义的先驱、超现实主义的核心人物、现代绘画的主要代表——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无疑是西方现代艺术史上最具创造力与影响力的名字之一。这几年浦东美术馆越来越为我所喜爱，连续推出的世界顶级巡展，让我大饱眼福！发自内心的为其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