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什么是左？什么是右？

一然

政治上，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其概念起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彼时，法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阶级博弈与制度变革中，议会内部分化出两大对立阵营：支持彻底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倡导共和政体、主张削弱贵族与教会特权、推行社会平等改革的激进派议员，习惯性坐在议会主席的左侧；而拥护君主立宪制、维护传统贵族与教会既得利益、反对剧烈社会变革的保守派议员，则坐在议会主席的右侧。这种基于座位分布的阵营划分，最初只是便于议事的空间安排，却随着革命的推进逐渐固化为界定政治立场的核心符号。此后，左逐渐与进步、变革、平等的政治诉求绑定，右则与保守、守成、秩序的价值取向关联，这一划分范式也被后世各国广泛沿用，成为解读政治立场的基础框架。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左与右的倾向曾多次显现，其带来的经验与教训深刻影响了革命路线的走向，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情与革命规律的认知深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占据主导。该思想片面夸大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认为中国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在国民党右派相继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反共事件时，陈独秀等人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下令限制工农运动，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行径一味妥协退让。这种放弃革命领导权的错误路线，直接导致1927年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民党右派相继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走向失败。左倾在革命语境中，特指思想超越客观实际、政策激进冒进、行动盲目冲动的政治倾向，往往披着革命的外衣，却违背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曾先后出现三次典型的左倾错误：一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主导的左倾盲动主义，无视革命处于低潮的客观形势，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城市武装暴动，结果导致革命力量进一步受损；二是1930年李立三主导的左倾冒险主义，盲目夸大革命形势，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激进口号，强令各地红军进攻中心城市，最终引发国民党大规模围剿，红军被迫撤退，革命根据地大面积丢失；三是1931年至1935年王明主导的左倾教条主义，这是危害最严重的一次左倾错误。王明等人照搬苏联革命经验，坚持“城市中心论”，否认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军事上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排挤毛泽东等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人。此次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踏上漫漫长征路，革命事业一度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中国革命在多次经历左与右的错误冲击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深刻反思，逐步认识到：革命路线的制定必须立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此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反对右倾妥协退让的错误倾向，也批判左倾激进冒进的空想主义，立足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既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又灵活处理国共合作关系，避免了“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极端倾向。正是在不断纠左反右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符合国情的革命路线，最终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政治上左与右路线的划分，本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立场标识，却在不同国家的革命实践中被赋予了具体内涵。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左与右的错误之所以会造成严重危害，核心症结在于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右倾错误屈服于现实压力，放弃了革命的核心原则；左倾错误则沉溺于主观空想，违背了革命的发展规律。二者看似立场相反，实则同属主观主义的范畴，都是对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背离。而中国革命最终走向胜利的关键，正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以历史教训为镜鉴，破除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桎梏，在纠左反右的过程中，找到一条立足国情、贴合民心的正确道路。这一历史经验也深刻昭示：任何政治路线的制定，都必须扎根于具体的现实土壤，而非拘泥于抽象的左右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