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红水概况

田国兴

我的故乡红水，藏在景泰县西部的群山褶皱里，像一颗被风沙轻抚了数百年的石子，沉默却有温度。站在高处望去，古城遗址静静躺在红水河的盆谷中，四面环山，天地辽阔。小时候听老人讲，这地方曾是北古丝绸之路的必经驿站，明万历年间筑堡屯兵，城墙南北长三百五十米，东西三百米，高十米，开东西两门，城内还有泉水从东北角汩汩流出。如今放眼望去，只剩断壁残垣蜿蜒在黄土坡上，像是大地的伤疤，也是岁月的印章。

进村的路口立着一块石碑，灰底红字，“红水堡遗址”四个大字被阳光晒得发亮。碑身粗粝，没有雕饰，却透着一股子倔强。风从山口吹过来，卷起尘土掠过碑脚，仿佛在低语那些早已无人细说的往事。小时候我常在这里停下自行车，仰头看那几个字，总觉得它们不只是刻在石头上，更像是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命里。

红水堡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久远。秦代以前，这里是月氏与匈奴的游牧之地；西汉设媪围县，属武威郡管辖；到了明朝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才正式修筑城堡。据县志记载，当年沿边四百里建了十二座堡寨，三眼井便是其中之一。它东接媪围，西连大靖营、土门营，一路通向武威，正是最早丝绸之路的脉络。这土地，自古就不是荒芜之地，而是兵家必争、商旅往来的咽喉要道。

另一块石碑立在遗址外围，上面写着“保护范围为遗址四周以外50米，建设控制地带外延500米”。字迹规整，像是现代人对历史的一纸承诺。可放眼四周，除了稀疏的骆驼刺和几丛干草，什么也没有。电线杆孤零零地立着，横穿天际的电线像是连接古今的弦，偶尔有鸟停在上面，一颤一颤地，像在试音。

走近城墙，土黄色的墙体早已风化剥落，像一块块干裂的饼。有些地方塌了半截，露出内部夯土的层理，一层一层，像是年轮，又像是祖先的呼吸。红水堡的墙，是用黄土、砂石和草筋一层层夯出来的，没有砖，却挺立了四百多年。如今虽残破，仍能看出它当年的轮廓——方正、坚固、不屈。

城墙顺着山势起伏，像一条沉睡的龙。部分墙体还保持着两米多高的样子，顶部平坦，曾是士兵巡逻的走道。我曾幻想自己穿着铠甲，手持长矛，在黄昏时分踱步其上，看落日熔金，照在昌林山的密林间。那时溪水潺潺，山中出药材，飞鸟走兽成群，城内酒肆茶亭喧闹，民房青瓦素砖，拱门拱窗，一派烟火人间。

红水县的历史，从1739年设分县开始，到1933年裁撤，历经194年。县址先在宽沟，后迁红水堡。那条传说中的“老婆河”，原名如此，后来因边关征役，妇人泣泪染红河水，才改称“红水河”。这名字里，有血，有泪，也有坚韧。我们的先辈，多是山西大槐树、陕西大柳树迁来的戍边后裔，宋元明清，代代扎根，与风沙争地，与干旱争命。

城里的庙宇曾星罗棋布：城隍庙、圣帝庙、魁星阁……每一座都承载着一方信仰。可惜，1958年和1966年，这些古迹在动荡中被毁，只剩地基和零星碑石。如今走在旧城街巷，已不见香火，但老人们仍会指着某片荒地，说：“这儿原来是魁星阁，读书人常来祭拜。”

随着丝路衰落，红水堡也渐渐沉寂。干旱加剧，沙漠侵袭，经济凋敝。可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前，这里仍是乡政府所在地，有学校、粮站、邮电所，甚至还有陶瓷厂。我父亲就曾在粮站工作，他说那时虽穷，但人心齐，逢年过节，街上还能听见秦腔的锣鼓声。

如今的红水镇，早已不是当年模样。街道四纵四横，油路平整，沿街小楼三四层高，商铺林立，饭馆、银行、五金店、农机修理一应俱全。孩子们上学不再翻山越岭，卫生院也有了基本诊疗。镇政府前的小广场，晚上还有人跳广场舞。这变化，是几代人与天斗、与地斗拼出来的。我们叫它——“红水魂”。

1988年乡政府迁到红岘村，2002年红水乡与四个山乡合并，后来升格为镇。行政名称在变，但红水人的根没变。我们仍记得哪块地曾是练兵场，哪口泉眼曾养活一城人。现代的车流与古老的夯土墙，在同一片天空下共存，像是时间的对话。

站在高处回望，古城遗址在荒漠中若隐若现，残垣断壁与远处的现代建筑同框。风依旧从昌林山吹来，带着黄土的气息，也带着新栽树苗的绿意。我知道，红水不会被遗忘。它或许不再繁华，但它活着——以一种沉默而倔强的方式，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活在这片土地的每一次呼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