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连的邮戳

周建国

新兵连的风，是记忆里最固执的雕刻刀。1976年3月，我们自莺飞草长的苏南水乡，抵达吉林磐石时，天地仍被一种浩大而坚硬的白色统治着。风从旷野尽头毫无遮拦地席卷而来，裹挟着长白山特有的、渗入骨髓的凛冽，像无数把无形却锋利的锉刀，打磨着我们这些江南少年脸上残存的稚气与暖意。

穿上那身略显宽大的绿军装，仿佛穿上了一副与过往生活决裂的铠甲。故乡，那个春天早已溜进每一道窗棂，空气里弥漫潮湿青草气的苏南小镇，倏然退远，退成一张在背包最里层微微发潮的薄薄照片，退成梦中需要反复勾勒才能清晰的、氤氲着水汽的画幅。从梅雨浸润的枕河人家，到眼前这被厚雪覆盖、风如刀削的东北山区，是温婉与豪迈的骤然对立。我们这群南方学生兵，像一簇被时代洪流骤然拔起的秧苗，移植到这片冻土。在口令声中站成笔直的线条，脚步碾过冻硬的土地发出闷响，可胸腔里总有一股温热的气流，逆着北风，执拗地飘向杏花春雨的远方。

夜晚的磐石，寒冷拥抱着营房。白日的疲惫沉重如铁，意识迅速沉入黑暗。而梦境，是唯一自由穿行的通道。闭着眼，身子却仿佛回到了家。穿过湿润的弄堂石板路，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灶膛里柴火毕剥，铁锅里煮着热水，蒸汽朦胧了母亲忙碌的背影。窗台上那盆茉莉似乎还在，尽管三月并非它的花期。有时，梦里会有声音，是父亲在院子里侍弄他那几垄青菜时，随口哼起的调子，吴侬软语，咿咿呀呀，断续地飘进梦里，与窗外呼啸的北风交织成奇异的旋律。每每此时，心脏便像被温水漫过，随即又被现实的寒意惊醒。醒来，室内漆黑，只有窗外雪地反射着一点清冷的光。在鼾声起伏的黑暗中，悄悄摸出枕下珍藏的信纸和笔，蜷缩着，就着窗外微弱的雪光，把江南的暖意与思念，一笔一划，刻进这北国寒夜的纸页。

1976年的春天，书信是唯一能穿越这巨大落差的缆绳；那一枚枚八分钱的邮票，是我们紧握的、通往旧日温暖的、沉甸甸的票根。一封信的旅程，因遥远与严寒而显得格外漫长、充满悬念。从将贴好邮票、塞得鼓鼓的信封，郑重投入团部收发室那挂着冰凌的绿色邮筒开始，时间便进入了缓慢的爬行。日子被切割成两部分：一半是眼前，踩着嘎吱作响的积雪出操，在冻得硬邦邦的场地上练习队列，呼吸出的气体瞬间凝结在眉毛上；另一半则是悬在远方的等待，是每日傍晚经过收发室时，那不由自主的一瞥。音讯需要穿越尚未消融的江河与山脉，快则十余天，慢则一个月，等待的焦灼在寂静的雪野中被放大。军用卡车驶过营门溅起的泥雪，都能让我们侧耳，心中升起一丝渺茫的期待。

每日黄昏，是一天中最具温情仪式感的时刻。风雪稍歇，连部通信员踩着厚厚的雪，“吱嘎吱嘎”地抱着一摞信件走来。方才还因严寒和训练而有些瑟缩的队伍，瞬间被注入一股无形的活力。所有目光，如同被磁石吸引，聚焦在那叠厚薄不一、颜色各异的信封上。“念到名字的，上前领信！”话音未落，一只只冻得通红的手，便急切地举了起来，像一片渴望阳光的森林。那一张张被北风雕刻出粗糙痕迹的脸上，眼睛里迸发出的光芒，纯净而炽热，仿佛能驱散吉林三月傍晚的寒气。那是对另一种温度、另一种生活的确认，是坚硬现实里一道柔软的裂隙。

战友们收到的信的内容，在时代的框架下大抵朴实，却因地域的鲜明对比而显得格外珍贵。

父母寄来的家书，字迹总是分外工整，甚至有些用力，仿佛要将所有的牵挂与叮嘱，都稳稳地安放在每一个方格子里。他们绝口不提江南春日已至的繁闹，不提可能让我分心的任何琐事。信纸展开，扑面而来的是刻意过滤后的宁静：“家中一切都好，勿念。”“你离家前栽的桃树打了花苞。”他们用一种近乎固执的平淡，描绘着遥远的安宁。信的末尾，嘱托总写得格外沉甸甸：“在部队安心锻炼，听首长话，与东北战友团结互助。”“不必惦记家里，好好干，便是对父母最大的宽慰。”这些句子，在吉林依旧寒冷的夜晚，被就着昏暗的灯光读了又读。它们像一层致密却透气的茧，将少年初离温室的惶惑与对严酷环境的不适悄然包裹，给予我抵御风雪的底气。后来我才懂得，那字里行间刻意省略的冷暖，那份千里之外报喜不报忧的默契，是那个年代父母最深沉、最笨拙的爱的语言。

也有来自故乡同龄人的信。信封或许朴素，内容却带着南方潮湿的气息和时代特有的、略显拘谨的热切。他们会谈及公社里的春耕准备，谈及恢复不久的业余文艺宣传队的排练，偶尔也会隐晦地分享对未来的迷茫或憧憬。读这样的信，常需找一个背风的角落，比如营房后那堵能挡住大部分北风的石墙下。字里行间熟悉的方言用词、对江南景物的提及，像一泓温泉水，暂时浸润了被北风刮得干燥生疼的心田。

班里一位来自湖南岳阳的战友，他的中学同桌时常来信。每次收到信，他都会到烧地火龙的炉子旁边，在温暖的煤烟味里，反复阅读。信纸被他抚得平整，某些句子下面，还用指甲划出了浅浅的印痕。他说：“看着这些字，就好像闻到了洞庭湖边上的水汽，身上就没那么冷了。”这些信，是连接两个截然不同世界的、纤细而坚韧的神经。

我们班马宝柱的情况，尤为让人心头发紧。他是辽宁建昌兵，没上过一天学，家境比我们多数人更为清苦。每天连里发信，当大家如饥似渴地涌向前时，他总是默默退到最后，捡个马扎坐在墙角，双手拢在袖管里，头微微低着，目光落在自己那双大头皮鞋上。他像一株被骤然抛到冰天雪地里的植物，沉默地承受着不适。起初我们以为他内向，直到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班务会后大家说起家乡的吃食，有人问马宝柱家乡三月吃什么。他愣了一下，黝黑的脸庞在炉火映照下有些恍惚，低声说：“……地还冻着呢，只有去年秋天收的白菜和土豆。不过，我家里……来信少。”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父母也不识字，所住的山村极为偏远，出一封信、收一封信，都要辗转托人，耗时极久。“想家吗？”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他抬起头，眼眶迅速红了，重重地点了下头，喉咙里滚出一个含糊的“想”字，便再也说不出话，只把脸深深埋进手掌里。肩膀无声的耸动，比任何哭声都更让人酸楚。他的思念，如同被冻住的溪流，表面沉默，底下却汹涌着无法疏解的苦楚与艰难。自那以后，帮他读信，替他给家里写回信，成了我们班一项严肃而温暖的集体任务。他的家书，也因此承载了双倍的重量。

熄灯号响过，天气更加寒冷，但此时走廊里熊熊燃烧的煤炉通过地火龙，已使室内温暖如春。草绿色棉被下，有无数年轻而活跃的思绪。有人会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摸出那张珍藏的、或许已经卷边的小照片，借着雪地映窗的微光，痴痴地看上一眼，然后用被子蒙住头，让思念无声地流淌。有人会打着手电筒，将家书或友人的来信再看一遍，信纸上熟悉的字迹，是抵御长夜孤寒的火种。

最富人情味的，是周末晚上班长偶尔默许的“读信会”。班务会结束后，班长搓着手，呵着白气说：“谁有家乡来的好消息，给大伙儿念念，也暖暖耳朵！”这时，狭小的宿舍里便会腾起一阵带着笑意的骚动。被推举出来的人，有的扭捏，用快得像跑火车般的家乡方言念，大家听得半懂不懂却依然哄笑；有的则豪迈，将家书里母亲嘱咐“多穿衣服”的句子，念出革命口号般的铿锵气势；也有的，念着念着，声音便低沉下去，信里一句平淡的“家里买了新猪崽”，或许就勾起了无限的回忆与乡愁。这简陋的仪式，如同寒夜中的一堆篝火，让个人的悲欢得以在集体中短暂地亮相、分享、取暖，将难熬的思乡情绪，转化成一种粗糙而真挚的凝聚力。

我的铺位邻着骆益华，一个同样来自江苏，却性格爽朗的战友。他未婚妻的信，是他最珍视的宝贝，每次收到信，他都会极其虔诚地阅读，嘴角不时泛起笑意。有回我打趣他：“信里是不是夹了照片？”他竟像受了惊似的，赶紧把信纸合上，憨厚地笑着却不回答。然而，这位读信时的“沉醉者”，一到需要回信，就立刻变成了“焦虑者”。常常对着一张空白信纸发半天呆，最后挠着头向我们求助：“兄弟们，帮想想，这信咋回啊？除了训练吃饭，啥也没得写！”于是，我们几个南方兵便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充当“参谋”：“写写咱这儿雪有多大，屋顶的冰溜子多长！”“写写咱们用雪搓澡的‘壮举’！”“对对，再问问家里春茶采了没？”骆益华握着笔，像个认真记录的小学生，把我们那些带着南北对比、甚至有些滑稽的提议，笨拙而真诚地编织进回信里。那一封封寄往江南水乡的信，不仅传递着思念，也塞进了白山黑水的奇异见闻，以及一群年轻战友热烘烘的关切。

时光荏苒，新兵连三个月的集训时间，在冰消雪融中流逝。下连队，学专业，适应真正的东北军营生活……后来，通信渐渐不再那么艰难，对严寒也逐步习惯。然而，再也没有哪一封信，能像1976年春天在磐石新兵连收到的那些一样，承载着如此剧烈的时空转换带来的震荡：对温暖的极致渴望，对陌生的艰难适应，以及书信所代表的与过往的紧密联系。

那些盖着江南小镇模糊邮戳、跋涉了漫长路途的信封，那些可能还带着南方春日若有若无潮气的信纸，那些父母工整的笔迹、朋友略显潦草的字句……所有这些，与吉林三月依旧刺骨的风、营房窗外无边的雪野、训练时冻僵的手指、以及战友们呵出的团团白气，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烙印在十八岁的记忆里，成为生命底色中不可替代的、冷与暖交织的章节。

如今，许多细节已然模糊，但那个特定的画面，却随着岁月流逝而愈发清晰：傍晚，积雪皑皑，连部通信员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来，怀里抱着一些信件。夕阳给雪地和他呼出的白气染上淡淡的金红色。一群年轻士兵，从营房里涌出，瞬间将他围住，无数道目光灼灼地投向那摞单薄却重若千钧的纸片。手臂林立，呼喊声在清冷的空气里格外清晰：“有我的吗？有江苏来的吗？”

在1976年那个特定的春天，从一个温润的江南，骤然投入千里冰封的东北，那信，是确认自己来路的坐标，是抵御地理与文化巨大落差的慰藉，是在“革命战士”这个崭新而坚硬的身份之下，对那个曾经的“江南少年”的温柔回望与隐秘衔接。就像那些日子，身体感受着关外彻骨的春寒，心里却始终护着一簇从信纸字句间汲取的、来自江南的暖意。那些曾经穿越千山万水、历经寒暑辗转而来的信笺，早已在抵达的瞬间，就将整个故乡的温润、亲人的牵念，以一种永恒的方式，封存在了一个南方少年的生命记忆里。从此，无论身在何处，故乡便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它成了书信末尾那句“家中一切都好，勿念”的平安，成了连接1976年春天与此后漫长岁月的一道无声的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