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 “知青岁月”系列(之六) 糗事

定海神针53911250(拒聊)

　　我是1975年1月高中毕业的，春节过后到武乡区徐家坡公社三郊二队插队落户，距今整整五十年了，前些日子回去过一次，老人大都不在了，跟他们的子孙聊不了几句便冷了场。日近晌午，趁房东孙辈张罗做饭的当儿，我绕着村子转了转，看着那熟悉的坡梁、梯田、小河，当年插队的情景，尤其是插队头半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大小糗事又浮现在眼前……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插队也是如此。城里人到农村，就像银环进了朝阳沟，只是几天的新鲜，不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磨合，你想融入当地生活只是一种奢望。

首先是生活关。三郊大队没有知青点，十几个知青分到五个小队，我和邓同学、赵同学分到二队，又名杨家村，住在一农户家的堂屋，靠门一侧盘了个柴火灶，自己做饭。烧稻草，烟熏火燎就不说了，村里没有水井，吃水要去坡下小河里挑，这不仅是个力气活，还是个技巧活，光河边甩桶灌满就学了好些天。让我出糗的不是水桶漂浮难倒，而是霖雨天气挑水上坡的艰难。坡不长但有点陡，晴天挑水踩着脚窝一口气就上去了，雨天不行，脚下打滑，边走边洒，等上到坡顶满桶成了半桶。这还是好的，人仰桶翻不是没发生过，好在人没事，桶经摔。刚插队时房东俩儿子一到雨天就给我们挑水，时间长了我们也不好意思，便赶早下河挑水。庄户人实在，河边挑水遇上了，见我脚下不稳，不分男女老少，抢过扁担便挑水上坡，我跟在后面一个劲地道谢，那一张张憨厚的笑脸让我至今难忘。

接着是劳动关。杨家村是个穷村，一个工年底结算值一两毛钱，在五个小队中最低。不少人家除了灶具农具外，没一件像样的家具，用“家徒四壁”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庄稼人啥都缺，唯独不缺力气。年轻小伙挑上二百斤的担子健步如飞，大姑娘小媳婦也能轻轻松松挑上一百多斤。男壮劳力固定工分10分，妇女8分，生产队给刚来的知青定为8分，起初我们心里还有些不忿，干了几天活后，不忿没有了，代之的是受宠若惊。

(我的两本劳动工分手册)

　　杨家村地处丘陵，早春二月仍寒气逼人，农闲时活路不多，主要是整地和运肥。简单地说整地就是用锄头敲碎土块，运肥就是把农户积攒的圈肥运到地里。整地按天计工，运肥按担计工。整地时社员们一字排开，锄起锄落，齐头并进，你动作慢了，很快就落在后边，成了“显眼包”。运肥按担计工，一个个挑上装满圈肥的土撮箕在田坎上跑得飞快，我们的担数往往只有别人的一半，甚至不到一半。

几天时间，握锄的手掌便磨破了皮，形成了血泡，包扎一下，戴上手套，还得坚持，真真像《朝阳沟》里银环唱的那样：“上午挑下午抬，累得我腰疼脖子歪。”早上收工回来冰锅冷灶还要做饭，好在三个人做，饭菜也简单，吃完歇不了多久，又要上工了。

其实苦点累点都不算什么，知青都是这么走过来的，社员们也没人笑话我们，只是自己觉得有点那个，干活走不到人前去，只能慢慢来。

日子在指缝间溜走，天气渐暖，农村的活路多了起来，我们也逐渐适应了乡村的生活和艰苦的劳动，就在一切向好的当儿，我生病了，病得突兀，秧母田里拔草，别人都好好的，我得了接触性皮炎。起初两小腿出现红斑，我并未在意，不久红斑变成针尖大小的丘疹，密集分布，瘙痒难耐，忍不住了便用手抓。赤脚医生看了两次，效果不彰，让我回城去看。城里医生给我开了一堆药，有内服外涂的，还有洗剂，记得好像是炉甘石洗剂，因为有渗液。洗完后涂上药膏，本应该晾着不用包扎，但要下地干活怕细菌感染，只能用纱布条缠上几圈再系一下。光坐着不动没事，一干活就出糗了，不一会纱布条就松了，褪到了脚脖子上，只好走到田边重新系好。社员们见了，有人打趣道：“你又不是老婆婆，还裹起脚来了？”话音未落，笑声一片。

一个多月后，皮炎好了，此后没再复发。

　　还有乡俗关，需要更多一点时间了解和适应。人常说“入乡随俗”，稍有不慎，也会闹出糗事。

比如农村人的辈分属于乡俗，名字中的字辈直接反映辈份，高辈分者在家族成员中受到低辈分者的尊重，享有话语权甚至决策权。杨家村一百多口人除了娶进门的媳妇都姓杨，名字中带“长”字辈分最高，如杨长安；带“明”字次之，如杨明宽；带“炳字辈分最低，如杨炳合。刚插队那会，没弄清辈分，光看头发白不白，便闹出笑话。

有一天我跟两个正在地头歇气的老农打招呼，喊他俩”大爷”，一个“嗳”了一声，冲着我笑，一个愣是没敢应声。原来“嗳”了一声的是爷爷辈，没敢出声的是孙子辈。自此以后，我小心了许多，在小小的杨家村，不是谁都能当我大爷的！

还有农村人的一些忌讳，也算是乡俗吧，不能触碰，不然便会惹上麻烦。插队没几个月，我就因脱口而出的一句“臭婆娘”，被邻队的一个寻猪草的小媳妇不依不饶地跟了半里地，在当地知青中传为笑谈。

记不得是五月还是六月了，那天我和邓同学在坡梁上护青，闲得无聊，我便扯起嗓子吼起了《老房东查铺》，刚吼到“老房东半夜三更来查铺”时，邓同学喊道：“别查铺了，查人吧，你看前边那个寻猪草的是不是在偷割田坎上的胡豆杆？”“走！过去看看！”我俩三步并作两步赶上前去，是个二十来岁的小媳妇，不认识，可能是邻队的。“你在干啥？”“寻猪草。”“你把背兜里的猪草扒拉一下，让我看看。”她迟疑了一下，很不情愿地用手扒了扒，底下是结满了胡豆角的胡豆杆。“你个臭婆娘，寻猪草你割胡豆杆干啥？”万万没想到就这么一句“臭婆娘”，让我在接下来的骂战中完全落了下风，若不是队上的一个老农及时出现，一时间还真脱不了身。

听到我骂她“臭婆娘”，她先是一楞，接着便“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边哭边向我扑来，我忙闪开，她扑了个空。我有点纳闷，不就骂了句“臭婆娘”嘛，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吗？过后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根子就在这个“臭”字上。你骂她懒婆娘、碎婆娘，坏婆娘都没关系，就是不能骂她“臭婆娘”，就像女人可以骂男人“坏怂”，不能骂男人“杂种”一样。你骂了就等于你说她有“狐臭”，这就犯了当地人的大忌。狐臭在当地又称“门户”，年轻人嫁娶事先都要托人打听一下对方有没有“门户”，问清楚了再行下一步。

小媳妇边哭边扑，我不明就理，一顿输出：“你个臭婆娘，偷割胡豆还有理了？”小媳妇见镇不住我，脱掉外衣，两手高高举起，露出腋窝，冲我喊道：“你闻你闻，臭不臭？哪里臭？”邓同学拦在中间，劝了这个劝那个，一时间难分胜负。

眼看到了午饭时分，我先认怂，转身就走，小媳妇不肯罢休，跟在后面，讨要说法。约莫走了半里地，迎面碰上队上的一个“长”字辈老农扛着犁头走了过来，问了下缘由，喝住了她：“你是黄家村的吧？你跟知青缠啥筋？缠下去能有啥结果吧？”小媳妇不吭声了，背着背兜停下了脚步。我和邓同学赶紧走下坡梁，身后飘来了小媳妇声嘶力竭的喊声：“这事没完，你骂我是臭婆娘，我男人不要我了，我还要来找你！”

这件事过去半个世纪了，今天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后排左一是本文作者)

　　还有一些糗事，与乡村贫困有关，在我的心底也留下了印迹，简单提一下，就不细说了。

刚到队上那阵子，天还冷，我穿了件蓝色长棉大衣，很普通的那种，都掉色了，就这走到别的生产队，社员们都把我当驻队干部，递上羊群烟，点燃火柴，客气得不行。我说自己是知青，他们有点尴尬，我也跟着傻笑。

对了，还有我母亲，唯一一次去生产队看我，也出了一回糗。她穿上平时舍不得穿的衣裳，干干净净，利利索索，搭公社的拖拉机到了村口，刚下来就被几个衣衫破旧的妇女和碎娃看见了，碎娃喊“叫花花来了”，“叫花花”就是“叫花子”，大人赶忙喝住，屁股上拍两下，说：“你才是叫花花，人家穿得那么好，能是叫花花？”

正想得入神，房东孙子隔着水塘喊我吃饭，走进堂屋，一桌子都是我爱吃的农家菜，还喝了点包谷酒，饭后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一会，我就告辞了，一家人送我到村口。

车子驶上了村道，透过后车窗望去，杨家村越来越模糊了，拐了一个弯，再也看不见了。

别了，杨家村，我的第二故乡！一切都回不来了，也不应该回来，我在心里坚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