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编辑部——突围·在《无名文学》（1）

肖泰

1981年元旦，由沧州地区文化局主办的内部文学杂志《沧州文艺》，改刊《无名文学》，正式向全国公开发行。《无名文学》为报纸型半月刊，对开四版。一至三版主要发小说、散文与评论；第四版为诗歌与文化副刊《大观园》。主要面向青年作者，而且许诺“每稿必复”。

因为稿件太多，编辑部人手少，忙不过来，领导决定在全地区招聘编辑。于是，孙柏昌老师推荐了我。在此之前，作为业余文学爱好者，我已经得到《沧州文艺》编辑部可华、李学通与崔兴林三位老师的扶持与指导，所以，柏昌老师的推荐，很快得到了批准。斯时，我供职于交河县根治海河指挥部。按照国家政策，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根治海河”运动，指挥部并入水利局。我们这些“聘干”（“聘请干部”的简称，其实就是不干体力活的临时工）何去何从？就成了风雨中的漂萍，面临着失业的可能。《无名文学》的创刊，给我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但是，因为海河指挥部的善后工作迟迟不能结束，我到《无名文学》报到的日子也一直在推迟。直到1981年3月9日，我才带着行李踏上了去沧州的公共汽车。

《无名文学》编辑部设在维明路一号原地区文教局院内。当时，文教已经分家，教育局是北面一座三层的大楼，而文化局人少，则在南面的二层小楼。文艺科与编辑部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可华老师是科长兼主编，而副科长李子（李树栋）老师则分管社会文艺创作。两个人都是名家，是沧州地区文学创作的两面旗帜。

编辑部的构成为：主编可华，主持编辑部全面工作；李学通，小说散文组组长；崔兴林，副刊组组长；王培元，评论组组长（外出学习）；赵文彬，美术编辑；何香久，诗歌组组长，但他不在沧州，而是在黄骅文化馆遥控指挥；宋文玲，发行组组长。被聘来的四位张洪举（南皮）、于湘海（肃宁）、史学平（泊头）与我（泊头）。不久张洪举回去，顶替他的是吴桥的王长青；最后，又增添了肃宁的闫国瑞。闻章与何亚京当时还在沧县化肥厂，后来也来到编辑部，他俩住在交通局招待所。

《无名文学》一创刊就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斯时文革刚刚结束，被压抑的心灵一下子被解放出来，憋了多年的话要倾吐，文学就成了最好的出口。千军万马都挤在这一条小道上，当时文学刊物很少，专门面向青年的就更少，比较著名的是上海的《萌芽》与南京的《青春》（其实，《青春》的创刊比《无名文学》还要晚），后来才有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青年文学》与成都的《青年作家》。“写诗的比读诗的人都多”，绝大部分作者写了稿子投寄到报刊编辑部，连个动静都没有，顶多就是一张冷冰冰的铅印退稿签。因此，写出稿子却无处发表，就成了卡在文学作者面前的一道关卡。此时《无名文学》的创刊让业余作者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尤其是“每稿必复”的许诺，使那些发表无门的作者们惊喜欲狂，奔走相告，于是大量的稿件涌到了我们这个小小的编辑部。几个年轻人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附近的邮局去取来信来稿，回来时抬着一个大大的麻袋。

一个地区级刊物，一下子在全国火了。很多当地的报刊纷纷予以报道，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关注。原籍献县的著名作家、《战斗的青春》作者雪克（孙振）在殿堂级的《人民日报》上专门发文进行推荐。

如果循着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没有后来文化圈内部激烈的矛盾与冲突，它的前途真的不可限量。可惜，历史没有假设，路线的冲突加上私人的恩怨，让势头雄健的《无名文学》走向了下坡路，日渐式微，终于泯然“众刊”矣；并且最终由公开发行退回到“内部刊物”。文化界的内耗，无法不令人发一浩叹。

年底，上级部门对《无名文学》进行改版，由报纸型改为月刊杂志，编辑部也大换血，主编可华老师换成了李子老师。大树倒了，喽啰们自然也纷纷做鸟兽散，我也离开了沧州。

我在《无名文学》的日子并不长，但是，经历的那些人与那些事，却足以供我咀嚼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