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暖光

秀儿

一

一九七三年，北京的冬天。寒风像一把钝刀，刮过空旷的街道与灰扑扑的墙垣。墙上那些标语的残迹，红的、黑的，在风霜侵蚀下已斑驳难辨，却依然固执地诉说着什么。街上的人们穿着色调统一的蓝绿棉服，脸上是一种被岁月磨平棱角后的呆滞。四下里很安静，但那静，却比风声更刺骨——那是整个时代巨大喧嚣过后，沉淀在每一寸空气里的、无声的重量。

太阳悬在天上，光却是冷的。

　　在北京街头，我常望着潮水般的自行车流发呆。那些穿梭的身影都有方向，而我却像一粒被风吹散的草籽，不知该在哪里扎根。一个念头总会固执地冒出来：什么时候，我才能在北京有份工作？至于继续上学——那更是一个不敢想的梦。

　　

“插队落户”。写下这四个字只需两秒，可当年那一千七百万学生，却为此交付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甚至生命。户口跟着人走——这张薄纸曾是人生旅途的通行证，是开启城市之门的金钥匙；如今，它是看不见的枷锁，沉沉地铐住我的脚。

我从小身体弱，农活怎么也干不好。在村里，女子最高工分是七分，我起初还能挣六分半。后来有一天，队长宣布我这个月只记六分。心里“咯噔”一沉——这是女子最低的工分了。是我哪里没做好吗？汗流得还不够多吗？割麦子时，我明明是在中间还靠前啊……

到年终，知青点宣布我辛苦一年的收获是三元钱、好像还有几斤白面。我们知青点里实行“共产主义”，男生很照顾女生，大家平分那一点微薄的所得。但最后谁也没有拿到一分钱，那点钱和粮，都被当成了集体灶上的备用金。

锄起锄落，日升月降，永远锄不完这片土地。可心底的不甘总在暗暗地涌、悄悄地顶——像冻土深处不知名的根，非要挣破这层坚硬的、望不到边的寒冬。

南梧桐村插队知青，前排右三作者

修渠

作者插队时期

一有机会回北京，我就四处打听门路。很多单位和工厂缺人，可没有北京户口，一切都免谈。

后来有人告诉我：只有一条路——参军，部队不要户口。"好几个部队文工团招人呢，总政，空政，海政……"

我从来没想过当演员。可那时，这似乎是唯一的出路。仗着还能唱几首歌，几句样板戏，一连考了好几个部队文工团。每次到最后，考官都惋惜地告诉我：

“你业务通过了，政审不合格……”

只因为父亲是起义人员，戴着“间谍”、“特务”的帽子，正在内蒙古劳动改造。

　　

直到宁夏文工团来北京招生。那是第一个进京招生的省级文艺团体，属于地方编制，政审並不严苛。我想，不管怎样，先离开农村再说。

一考即中。户口从山西迁到宁夏，我，成了一名演员。

说是演员，实则是个“万金油”——仗着儿时的钢琴底子，我弹钢琴伴奏、拉手风琴、唱小合唱，什么都干。后来排演红色娘子军，缺一个竖琴演奏员，团里一位音乐学院毕业的盛老师教我，没几次，我居然囫囵吞枣地把整场《红色娘子军》的竖琴伴奏，凑合给划拉了下来。绝对是滥竽充数。

作者在钢琴伴奏

作者在手风琴伴奏

二

北京，隆冬。天色是那种冻透了的灰白，树的枝桠早已落尽了叶子，光秃秃地在风里瑟瑟地抖，于寒空中划出疏朗而锐利的线条，像是用炭笔速写成的冬天。我和朋友小丽坐着公交来到百万庄大街。她说要给我介绍一位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她妈妈的朋友，认识人多还特别爱帮助人，说不定能帮上我呢。

穿过外交学院的小道，走进一座筒子楼，推开那扇漆色斑驳的木门，一股裹挟着饭菜香的热气迎面扑来。我下意识地搓了搓冻僵的手指——真暖和啊。

"陈玲阿姨，这是霍秀。她现在在宁夏文工团呢，想调回北京，可是没有路子。″小丽介绍着。

陈玲阿姨个子不算高，但舞蹈老师特有的挺拔让她亭亭玉立。她让我们坐下，倒上茶水，自己也坐在桌边。她仔细端详着我，亮亮的眼晴漾出笑意：“你条件真好，从外貌到声音，都是当演员的料。”这句轻轻的肯定，让我心里的小鼓扑腾腾，暖融融的。

筒子楼的走廊里飘散着各家各户的饭菜香。陈玲阿姨和她的爱人蒋华轩老师热情地留我们吃饭。蒋老师当时是总政歌舞团舞蹈队的，他们对门住着的，是三十年代就声名显赫的演员蓝马先生——那时他是总政话剧团的副团长。

陈玲阿姨

七十年代的陈玲阿姨和蒋华轩老师

陈玲阿姨笑着说，在筒子楼，一抬腿就可以进到别人家。常常是蓝马随意地推开她家的门，兴致勃勃地讲起今天相亲的经过。

那年，58岁的蓝马刚被“解放”。出狱平反后，单位补发了他一万多元工资，一夜之间成了让人羡慕的“万元户”。说媒的人络绎不绝，他的日常就成了东奔西走的相亲。从姑娘、大姐到大妈，相亲的人无一例外都愿意和他“深入交往”。陈玲阿姨说，会把我介绍给蓝马。我吓了一大跳。她接着说，不是介绍对象，是让蓝马帮帮我的忙，他认识的大导演多，看是否有上戏的可能。如能在电影中担任个角色，调回京就有可能了。"哦，太谢谢您了。"我轻轻舒了一口气。

1966年起，总政文工团等部队文艺团体陆续被解散或精简。到了1969年，按照军委规定，除了几个大军区和军种保留文工团，其余一律撤销。外交学院有些闲置的房子，这些刚刚解散的总政文工团成员，便暂时安置在这里，等待分配。

一天，陈玲阿姨牵着我的手，敲开了对面的门。“蓝马，你看看这姑娘条件怎么样？你别瞎想，她还小呢。我是想让你帮帮她的忙。”

一张乱糟糟的床，被窝褥子揉成了一团，床沿坐着大明星蓝马老师。他站起身来，可以看到他皱巴巴的军装上衣，和满带油渍的裤子，就像个食堂大师傅。可那张在《万水千山》里饰演教导员李有国的、坚毅又亲切的脸，我是那么熟悉。见到心目中的英雄，兴奋而又紧张。

他走过来，眯着眼，仔细打量我：“呵呵，不错，是个演员坯子。”陈玲阿姨接过话：“这孩子还在外地，没调回北京呢。有时间让你认识的导演见见，留个印象，将来有机会也能想着点。”蓝马老师爽快地点着头。接着，他就兴致勃勃地说起今天的相亲经过。遇到一位肥胖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一见面就先忆苦思甜，然后给他上思想课，末了还追问什么时候能结婚。他绘声绘色地模仿起来，同时扮演两个角色，说今天乖乖地开了一次会。我和陈玲阿姨笑得前仰后合。那一刻，屋里的空气被笑声烘得暖融融的。

我一点也不怕蓝马老师了。

蓝马在《万水千山》中饰李有国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蓝马已是叱咤风云的银幕巨星。他在《万家灯火》《万水千山》等经典中塑造的形象，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而鲜为人知的是，他也亲手照亮了另一颗明星的升起——初入影坛的上官云珠，正是在他倾囊相授、悉心指点下，一步步从边缘走向中央，最终淬炼成闪耀一个时代的影后。

她是他塑造的最成功的“作品”，亦是他一生未能放下的最深牵挂。他们同居三年多，即便后来劳燕分飞，即便她另嫁他人，蓝马心底最重的位置，始终为她留存。

年过不惑，他在别人介绍下与董淑敏成家，却终难同心，无儿无女。文革中蓝马被关押批斗，董淑敏当众揭发他，并扇了他耳光，最终导致离婚。直到如今，年近花甲的他，才终于能像正常人一样，带着过往所有的故事，走进一场场相亲。

电影万家灯火

蓝马多部影片剧照

上官云珠

再见到蓝马老师时，他让我准备一篇朗诵。当时我肚子里除了“毛选”就是语录，实在想不出别的，便怯怯地问：“背毛主席诗词……行吗？”

他笑了：“还会背点散文不？”

我低头想了半晌，忽然记起朱自清的《春》。因为真心喜欢，曾经几乎背下来过。

我像朗诵“北国风光”那样，抑扬顿挫、字正腔圆地给他背了一遍，自觉颇有几分气势。

蓝马老师听完，却温和地笑了笑。他看着我，语重心长地说：

“演戏和朗诵啊，就像做人——最要紧的是真，千万别‘过’。而且台上朗诵和面对面说话，是两码事，要有距离感。观众离你多远，你就用多大音量。”他放慢语速，一字一句像在为我揭开一层纱，“面对面时，就要像平常说话那样，朴实、温和、真诚，让人相信你就是作品里的那个人。至于舞台上、电影里……都一样的，”他顿了顿，“会演戏的演人，不会演戏的，才在‘演戏’。”

“谢谢您，蓝马老师！”我心中明白了一些。朗诵不能过火，不能演，要真实。过于澎湃的情感，就像把菜烧焦了，失去了应有的鲜美，只剩糊味儿。

临走时，我鼓起勇气问蓝马老师是否能送我一张照片作纪念？

他二话不说，转身就从柜子里抱出整本相册，摊在我面前：“随便挑！”

我小心地选了两张。一张是蓝马老师帅气的单人照，另一张，是蓝马、赵丹和谢添并肩站在观礼台上的合影。这三个身影真是一个时代。

蓝马

赵丹，蓝马，谢添

三

蓝马老师言出必行。没过几天，他就带着我和陈玲阿姨来到了凌子风导演家里。

那时凌导演的家非常小，就是一间屋，并无客厅卧室之分。进门之后，一抬腿右边便是灶台。可这小小的空间，却被主人布置得极富雅趣，我惊讶地欣赏着每一处细节，一时竟挪不动脚步。这里，到处都流露出一丝不苟的秩序感与高雅情趣。在那个尚贫尚粗砺的年代，这精致的小屋就像一幅幸存于世的小资产阶级油画，在灰扑扑的背景中，清晰地勾勒出一种不容湮没的艺术家情怀。

我想，自己也布置房间，却始终未能企及这般境界的审美。

艺术的高下，终在境界，境界层上，一步一层天。有时候咫尺之隔，终成云泥之别。

凌子风导演，中国第三代导演的旗帜人物之一，新中国电影的奠基人。他的作品《中华女儿》、《红旗谱》、《骆驼祥子》、《边城》，每一部都是写入历史的经典。

在我出生之时，我父亲就是因为看了《中华女儿》感动万分，故给我起名叫霍秀儿，做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之意。文革之后改名霍秀，是因被人污说秀儿是资产阶级小姐之名。我和凌导演说了此事，他颔首微笑说，秀儿，好！

那天为了招待我们，他和夫人石联星老师正在忙活。石老师是著名演员，电影《赵一曼》中赵一曼的饰演者。他们说请我们吃"蒸拌面"，还细致地讲解着这种面的做法：一早起来擀面条，先煮个半熟，再拧成麻花状的小卷，刷上油，上笼蒸透。蒸好了，摊在笼屉上晾凉。

我们来的时候，那些麻花状的小卷已经齐刷刷的摆在笼屉上了。我们看着凌导演熟练地亲自掌勺：热油煨香花椒、大料、桂皮，滤掉渣子，用余温烫熟白芝麻，再兑入酱油、醋和少许白糖。吃的时候，拌上蒜泥、黄瓜丝和那勺点睛的芝麻调料——面条入口绵韧，香气层层叠叠，在齿间久久不散。我们都吃得吸溜带响没了模样，把人家一笼屉的面条吃了个精光。

在那个肉票、粮票、油票样样紧缺的年代，凌导演夫妇却用有限的票据，把清贫的日子熬煮成了诗。

　　面吃饱了，人也熟悉了。饭后，凌子风导演便让我站到屋子中间，朗诵一段熟悉的诗歌或散文。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我轻声念着朱自清的《春》，虽然有蓝马老师的点拨，但我仍因声音紧张而微微发涩。屋子里静极了，几位老师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审慎而专注。我能感觉到手心里的湿汗，背脊上一阵热一阵凉，贴身的内衣早已被汗水浸透，紧紧粘在皮肤上。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全身力气，才从喉咙里小心翼翼地送出来。

　　 不曾想，凌导演会那样耐心地为我讲解朗诵的要素。如何与作品的情感共鸣，如何控制气息、找准重音，他还讲到“视像”的构建——要让文字在脑海里活起来，变成具体的画面，再从你的眼睛和声音里“看”得见。我贪婪地听着，使劲点头。

凌子风导演

电影红旗谱

电影骆驼祥子

　　那个特殊的年代，电影制片厂的大门沉重地阖着，导演们手中没有剧本，当然没有任何角色的选择。但那份来自长辈艺术家的鼓励和无私的奔走，已温暖着那个寒冬，成为支撑我前行的信心。

陈玲阿姨仍不甘心，总想再多见几位导演，等待机会。过了几天，她催促着蓝马:"别忘了，我们还等着你再引荐呢。″

　　

四

这是北影大院一座普通的单元楼，蓝马老师敲开了谢添导演家的门。门开了条缝，谢导探出头来：“啊，你们好，快进来！”

我们刚进屋，谢导却朝门外张望了几下，又赶紧把门关上。他转过身，故作紧张地压低声音说：“你们今天来得巧，我老伴不在。她要在，家里连一只母蚊子都飞不进来。”蓝马大笑：“这可怎么整？我今天给你带来了两只母蚊子。你快听听这姑娘的朗诵，我们不多待。”

陈玲阿姨和我对视了一下，抿着嘴笑:"不行咱就走吧。″我憋着笑想，谢导演能在陌生人面前这样调侃，他们的生活肯定是充满了战斗和情趣。幽默真是润滑剂，能减少摩擦，化解矛盾，哈哈一笑解尴尬。导演与夫人的生活充满了什么样的喜剧色彩，才让他调侃得像一碗酸辣汤？

后来看到网上的介绍，说由于谢导演经常外出拍电影，他们的生活聚少离多。离开的时候，双方非常思念对方，鸿雁传书不断，语言浓烈炽热。但回京后，常因小事磕磕绊绊。他们在争吵中相爱，在磕绊中相守。这就是他们真实而平凡的婚姻生活，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的真实人生。

谢添导演

我们还是没有走。谢导演坐在一把太师椅上，蓝马老师催促着我：“快给谢导演朗诵！”我点着头，“嗯！”

由于有了凌子风导演的辅导，我的朗诵得到了谢导演的夸赞。“很不错，我记住你了，霍秀。”他亲切地说。道谢之后，我们赶紧开门，溜之大吉。

谢添导演是新中国电影奠基人之一。其执导的《洪湖赤卫队》《茶馆》《甜蜜的事业》等作品，成为跨越时代的银幕记忆。“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等经典台词，让老百姓深深记住了那位《七品芝麻官》。陪着无数孩子长大的《花儿朵朵》《小铃铛》，是他留给几代中国观众最珍贵的童年礼物。他被誉为“中国的卓别林”，在幽默与深刻间，雕刻出一个民族的文化肖像。

后来，我虽未有机会出演他的电影，却得到了他一次至关重要的帮助。1985年，我报考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电影专业，需要三位国内教授级专家的推荐信。我思前想后，鼓起勇气再次找到谢添导演，忐忑地提出请求。他听罢，非常痛快地点头应允。

问清我演过的几部电影后，他在书案前坐下，铺开信纸，略一沉吟，便提起笔来——手腕悬转自如，笔尖行走如流，眉宇间是那种在片场说“开机”时的专注与笃定。纸面上很快便落满了疏朗有致的字迹，字字沉着，一气呵成，毫无滞涩。那一刻，我看见的不是一位伏案的长者，而是那位在片场运筹帷幄、挥洒自如的大导演。

他的夫人杨雪明老师那日恰巧在家。她亲切地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话着家常。我心中的忐忑渐渐消散，对着杨老师露出有些不好意思的傻笑，心里想着：她并没有把我当成“母蚊子”呀。

他俩是众所周知的模范夫妻。在谢添被关进牛棚受尽折磨生不如死的艰难岁月，杨雪明始终坚定地站在他身边，她的爱与坚贞，成了谢添在黑暗中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谢添导演说，逗老婆开心，是他晚年生活的第一件大事。

谢添，杨雪明夫妇

电影七品芝麻官

电影《小铃铛》

五

新街口外大街甲25号院有一栋小楼，曾是北影演员剧团的宿舍楼，小楼里居住的都是名演员。有张平、于洋、陈强，赵联、于文仲、秦文、陈志坚等，年轻的演员毕鉴昌、侯冠群、郑建民等也住在这里。

踩着嘎吱作响的木楼梯，蓝马带我们走上二楼。这楼只两层，每户仅一间房，没有厨房，没有厕所，也没有暖气。家家门口立着蜂窝煤炉子，炊烟饭香都散在楼道里。门帘一道道垂着，既挡风，也守着各家一点私密。人声、笑声从帘子后面漏出来，热热闹闹的。

蓝马在楼道中间停下，一扇门敞着。他抬手敲了敲木门框，里面传来一声：“谁呀？进来。”

桌边的人抬起头——秃顶，宽额，那张在银幕上让人恨得牙痒的脸，此刻正笑得像个邻家伯伯。我心跳快了一倍，心里忍不住喊：“南霸天！南霸天！”

没等蓝马开口，我和陈玲阿姨已齐声唤道：“陈强老师，您好！”

陈强老师笑呵呵地迎上来，开口便是一句：“我是好人，别害怕，别恨我啊。”

这句玩笑背后，藏着他作为演员的幸与不幸。1961年，他在《红色娘子军》中饰演的南霸天太过逼真，竟被入戏的群众演员打伤直至住院。更早之前，在歌剧《白毛女》的舞台上，他扮演的黄世仁让一位年轻战士愤然举枪，幸亏旁边观众看到及时制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些惊心动魄的往事，恰恰印证了他塑造角色的巨大成功。那份让观众刻骨铭心的“恨”，正是对他艺术生命最高的、却也是最沉重的褒奖。

　　陈强老师认真地听完了我的朗诵。

“不错，有味道，”他点点头，思绪却还停留在方才的句子上，“不过有几处，还可以有动作性，观众看什么？就看你的语言中是不是有戏。”

他站起身，径自示范起来。同样是朱自清的《春》，从他口中念出，却带上了一种更鲜明、更近乎戏剧的节奏。该扬时，他声音里的那股劲道仿佛能顶破屋顶；该顿处，他又收得干脆利落，留下沉甸甸的空白。我忽然明白，这或许就是他塑造那些“反派”时，那股子让观众又恨又记的力道——他把文字也当成了角色。

蓝马老师反复叮嘱的是“真”——真实的生活，真诚的表达，像呼吸一样自然。

凌导演讲求的则是意境与浸润，如细雨湿衣，让情感和画面慢慢渗入观者心底；陈强老师点拨的则是筋骨与锋芒，似刀锋刻木，每一笔都要力透纸背，留下深刻的印记。

一位是水墨，渲染的是氛围与气韵；一位是木刻，雕刻的是结构与力量。而蓝马老师所守护的，是这一切的根基——那份未经修饰的、活生生的“人”的温度。

三条路径，三种光芒，却都在那座名为“艺术”的圣殿深处悄然交汇。而我何其有幸，在青春的转角处，同时接过了他们递来的三把钥匙。

陈强老师

六

带我们拜望多位老艺术家的期间，蓝马老师已经找到了伴侣小宋——一位在石景山工作的护士。陈玲阿姨笑着说，蓝马现在简直变了个人：衣着干净笔挺，头发梳得整齐，整个人精神得像新郎官。他那间曾经凌乱的屋子，也被小宋收拾得窗明几净，还添了几盆绿植，显得温馨又亮堂。

蓝马老师的心情明显好了许多。一天，他兴致勃勃地对陈玲阿姨说：“走，我带你们去‘老莫’吃西餐！”

那时候，北京人口中的“老莫”——莫斯科餐厅，是一个让人向往的时尚存在。它那高耸的穹顶、雕花的廊柱，与门外那个标语满墙的时代仿佛隔着时空。对许多人而言，能在“老莫”用一次餐，不仅是口腹之欲的满足，更是一种高贵的身份体现。

我们靠窗坐下。蓝马老师熟练地点了红菜汤、牛排和罐焖牛肉，随即微微抬手向服务员从容示意：

“劳驾，辣酱油。”

服务员双手托着一瓶辣酱油，半躬着身轻轻放在桌上。

待她走远，蓝马老师才压低声音，带着几分得意笑起来：“前些天我和小宋来，问他们要辣酱油，他们说没有。我说吃牛排怎能没有辣酱油？他们说我们这里不提供辣酱油。我可真气着了。”他眼睛一瞪，接着说，“临走时看见门口有留言簿，我就写了一行：‘为什么没有辣酱油？下次来如果还没有，我就砸了你们的吊灯！’”顿了一下，他诡异地笑着，“最后落款我写了三个大字——‘一 外 宾’。哈哈，你们瞧瞧，瞧瞧！″他拿起辣酱油在眼前晃了又晃。"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来看看。他们看见是‘外宾’留言才慌了吧！”

蓝马老师这办法真是妙极了。

离开前，我们特意到门口翻看那本留言簿。蓝马老师留言的那一页，已经被整齐地撕掉了。

但从那以后，莫斯科餐厅的每张餐桌上，都常备着一瓶辣酱油——渐渐成了那里一道不言而喻的“特色″。

莫斯科餐厅

两三年间，蓝马老师和陈玲阿姨不辞辛苦地带着我四处奔走，但在那个电影停拍、制片厂大门紧闭的年代，始终无戏可上，我的户口，依然孤零零地留在遥远的宁夏。

虽未能如愿调回京，我却有幸走近这些艺术大家。他们在艺术领域的造诣、精益求精与待人的真诚，为我推开了艺术的大门。他们在我生命的行囊里，悄悄装入金灿灿的种子，得以滋养往后很长很长的路。

七

我那时是边远文工团的小演员，收入微薄，拿不出像样的感谢。跟着陈玲阿姨和蓝马老师四处奔走，心里总揣着亏欠。他们却什么也不图，只是默默帮衬。

更让我动容的是，陈玲阿姨竟还操心着我的终身大事。她为我介绍了一位部队话剧演员。见面时气氛肃穆，我们只默默对望了一眼。他相貌端正，眼神却有些游离。

之后通了三四封信，他便来信婉拒。陈玲阿姨后来告诉我，是他的领导认为我“出身不好，户口在外地”。还没开始，也谈不上结束，我反倒庆幸。

陈玲阿姨很生那军人的气，她又急切地为我介绍了一位医生，是高干子弟。我不忍拂她好意，见过几面。人虽朴实，却极为木讷，交流如同隔墙。我终究无法继续。

向陈玲阿姨说明时，她并未生气，只是拉着我的手轻声说：“这人别人介绍的，我也不熟。若是我认识的，绝不会介绍给你。”

八

直到1976年8月，仍旧未调回京。

那次我回京探亲，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陈玲阿姨和蓝马老师。没想到的是，陈玲阿姨悲痛地告诉我，蓝马老师于7月30日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他才61岁。

五雷轰顶。他和陈玲阿姨对于我已经是亲人般的存在。这应是我生命中离开的第一位最亲近的人了。

悲戚的小宋带着我们去扫墓。她与蓝马老师相伴不过两年多，感情却刻进了彼此的生命。这些时日，她一直无法自拔。

八宝山骨灰堂里，四面墙从地到顶，密密麻麻栖着成千上万个沉默的盒子。蓝马老师的骨灰盒放在我们抬手能够到的位置，还是崭新的，上面贴着他常带笑意的那张照片。小宋靠在门框上，擦着眼睛，肩膀一下一下地抽搐。我和陈玲阿姨没有说话，只轻轻把带去的鲜花，放在他那方小小的、还带着漆味的“屋子”下面。

心很疼很疼。眼泪终于掉下来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他坐在莫斯科餐厅里，眼睛发亮地讲着“辣酱油”的故事。那么一位鲜活的人，怎么就决然地走了。

　　一抬眼，我却怔住了。

就在蓝马老师骨灰盒的斜上方，一个旧得发暗的盒子歪在那里，上面蒙着厚厚的灰。照片也斜了，一角脱了胶，软软地垂下来——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人来看过她了。

而照片上的人，竟是上官云珠。

1968年11月22日，被反复批斗审讯的一代影后上官云珠不堪其辱，从高楼一跃而下，美人香消玉殒，她的生命被定格在48岁。

命运竟会这样落笔。他们生时未能并肩，别后天各一方，最后竟被时光安放在这同一方架子上，只隔着几寸微尘。

蓝马老师念了她一辈子。如今，他终于能和心底的那个人，静静地说上几句话了。

我轻轻扶正了上官云珠那张垂落的照片，拭去她骨灰盒上厚厚的积尘，拿了一支鲜花放到她身边。然后退后一步，向着这两个静静相对的盒子——向着这段被时光安放在一起的未尽之缘，深深、深深地鞠了一躬。

九

一九七七年，大地回春。经历了漫长的冬夜，人们终于在天光熹微中，望见了地平线。社会机器重新开始运转，大学恢复了高考，文化单位恢复工作，电影厂也响起了久违的“开机”声——一切，都像是被一双无形的手，悄悄按下了重启键。

当我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调令轻轻放在宁夏文工团周团长的办公桌上时，心跳如擂鼓。我怕——怕他不批，怕那支笔不肯落下，怕自己永远也走不出这片苍凉的西北边陲。

我抬起眼，近乎讨好地望着他，才发觉自己这辈子从未如此低微过。

周团长是山东人，一口乡音浓重，人却憨厚善良。他本是教育部调来的“调干”，对文工团业务一窍不通，却已做了四五年团长。记得他曾笑呵呵地表扬舞蹈队演员的平转技巧：“他的车轱辘转，很好嘛。”

此刻，他拿起我的调令，凑近看了看，缓缓摘下老花镜。

“很好，”他抬头，眼里带着朴实的笑意，“上大学的事，我一定支持。我同意！”

笔尖落下，名字签就——我的命运，就在这一挥之间尘埃落定。

我连连鞠躬道谢，抓起调令转身就走，生怕他下一秒就会反悔。我心中暗笑，他把调令看成是录取通知书，把“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看成了“中国儿童艺术学院”——他以为，我是要去北京上大学。

走出那扇门时，午后的阳光正亮。命运之神，原来一直就站在那里，默默推了我一把。

户口，终于回来了。那道无形的脚镣，“咔哒”一声，打开了。

从八十年代起，我便忙得像颗停不下来的陀螺。接连拍了几部电影、十几部电视剧，常常一走就是大半年。去看了几次陈玲阿姨，但有一次离京几个月后，又赶到那扇熟悉的门前，却只见大门紧闭。那时没有手机，我向邻居打听，邻居说，她与蒋老师已经去了国外，可能是新加坡。

我们，就这样断了线。

电影《这不是误会》剧照

电影《乱世郎中》剧照

作者任北京电视台《东芝动物乐园》栏目导演时与主持人观众合影

后来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心猛的一坠：总政大院里，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孩意外走了。别人描述的样貌性情，我霎时明白——那是陈玲阿姨唯一的儿子。

握着听筒，半晌说不出话。没有她的地址，没有电话，我连一句“保重”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寄。

再后来，我在北京电视台工作了很多年。总政歌舞团的大院，就在台斜对面，几乎每天上下班都会从门前经过。有几次，我特意走进去，敲敲门，无人应答，她家住一楼，我就从窗户往里看。

窗户总是暗的。没有灯光，没有声响，没有一丝烟火气息。

　　从1999年到2012年，凌子风，谢添，陈强三位电影艺术家相继去世。我怀着沉痛的心情，送别了三位老艺术家。他们的离去，如同电影中那些经典的镜头，缓缓拉下帷幕，但他们的作品，是一座座艺术的丰碑，永远矗立在电影的历史长河中。

十

不过是几番风雨、几度晨昏，抬眼间——

樱桃又悄然缀满枝头，梧桐绿得愈发深沉。

草木兀自轮回，人生，已在季节无声的流转里，被岁月决然地推向了下半程。

我和陈玲阿姨这一别，就是30多年。

　　二〇一七年，与一位朋友闲谈时他偶然提起，认识原舞蹈学院的一位老师小裴。我急忙托他打听：是否知道陈玲阿姨？她退休后还在学院吗？可有联系方式？

世事竟如此之巧。小裴当年正是受陈玲阿姨先生蒋老师帮助，才进入香港演艺学院的。她谨慎地先打电话询问：“您可认识一位叫霍秀的女士？”

电话那头，陈玲阿姨的声音骤然亮了起来：“当然认识！快把我的电话给她！”

那晚，我们在电话里聊了两个多小时。次日见面，手握着手又说了几个钟头，她的头发全白了，我也退休好几年，是花甲老太了。桌上的茶饭早凉透，三十年的光阴，岂是几个小时说得尽的？

我和陈玲阿姨

　　陈玲阿姨最早是中国建筑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她功底扎实，表现力极强，接连担纲《画中人》等舞剧的主演。后来文工团解散，凭借系统进修和超乎常人的努力，她考入北京舞蹈学院任教师。她与蒋老师的爱情一波三折，百转千回，终成眷属。

陈玲阿姨，蒋华轩老师

陈玲阿姨，蒋华轩老师在比萨斜塔。他们俏皮地照了一张歪斜的照片

　　她告诉我，与蒋老师这些年一直在新加坡和香港工作。她先在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教授舞蹈课，后来去香港演艺学院做舞蹈老师。

　　

他们是舞蹈界著名的恩爱伉俪。蒋老师是卓越的舞蹈艺术家，创编的作品多不胜数，蜚声国际。其中，《割不断的琴弦》，《刑场上的婚礼》《战马嘶鸣》舞蹈等获国内外多项大奖。

在香港时，他担任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期间他创作了大型舞剧《梁祝》、《西游记》、《菊豆》及《黄土．黄河》等。

他培养的年青舞蹈艺术家遍及东南亚，为舞蹈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战马嘶鸣》剧照

《割不断的琴弦》剧照

《刑场上的婚礼》剧照

谈及蒋老师时，陈玲阿姨每每都眼角含笑。她骄傲地向我说："他还是个帅哥呢。"

我当然知道蒋老师风采不凡。退休后他每日去公园健身，练就了肌肉线条流畅的身材，是位精神矍铄的长者。他衣着朴素，生活低调，身上毫无炫耀之态。但因相貌英挺，曾有星探一眼相中，竟一路追到家中，邀请他饰演周总理。蒋老师婉言谢绝：既已退休，无心再涉足演艺界。细看照片，确有几分形似呢。

陈玲阿姨还告诉我，2012年她患了淋巴癌，但是一年就治好了，恢复了精气神，与蒋老师又去了世界很多地方旅游。

金婚照片

十一

佛教有个核心观点“无常”，揭示着世间万物的本质——壮阔山河也好，微渺尘埃也罢；青春容颜终成暮年老态；欢聚盛宴终归离散愁绪——无一能逃脱变化与更迭。有生必有灭，有聚必有散，我们渴望岁月从容，亦敌不过似水流年。

2020年，陈玲阿姨告诉我一个沉重的消息，淋巴癌复发了，且已悄然蔓延至全身四处。 她年事已高，病灶分散，已不能手术，化疗成了唯一的生路。那侵入骨髓的煎熬，将身体每一寸都碾轧在痛苦之下，她以钢铁般的意志，硬生生扛着。

　　灾难却如影随形。2021年，更沉重的打击降临：每日晨练、思维敏捷如昔的蒋老师，记忆力开始无声地塌陷，继而，连吞咽也成了困难甚至酷刑。301医院的诊断是：早期阿尔兹海默症，并发食道癌。

两位相依为命的灵魂，双双陷入癌症的围城， 无亲人照料他们。唯一的儿子，早已先他们而去。命运的重锤，竟如此密集地砸下。

深知转移癌的凶险无情，陈玲阿姨异常冷静地铺排着身后事。她原以为会是走在前面的人，眼见蒋老师记忆力的急剧衰退已无法独立生活，便耗尽心力为他寻定了监护人，立下遗嘱——字里行间，浸满了欲放而不能的万般牵念。

仿佛冥冥中感知到妻子的这份万般不放心，2023年7月13日，蒋老师竟先一步离她而去。那无声的告别，宛如在天堂低语：“亲爱的，我先行一步了，这儿很好，莫再挂怀。爱你。”

这张照片是蒋老师还没生病，但陈玲阿姨病重时照的照片。蒋老师精神矍铄，陈玲阿姨强展笑颜。

　　送别了生命中最深的依恋，陈玲阿姨与癌症孤独地生活在荆棘路上。或许是上天终于动了恻隐之心，为她遣来一位天使般的保姆——小高。小高的聪慧、善良与无微不至的照护，成了陈玲阿姨生活中最好的陪伴。在小高悉心照料下，她体内的一处病灶，竟悄然开始缩小。

就是在自身承受如此巨大病痛之时，她给予朋友的关怀从未停止。 那日，我收到了一个不知哪里寄来的邮件。打开一看，是陈玲阿姨把我俩的一张照片放大打印出来，并配上了镜框。她太有心了，把我俩的友谊永远定格在这个镜框中。我的眼睛又一次湿润。家里到处都可以看到陈玲阿姨送我的纪念品，衣服，裙子，包包，各种高级的点心和食物……每次我都是意外收到，然后千叮咛万嘱咐她：“可不要给我再寄任何东西了。谢谢你，千万不要再寄了，我这里什么都不缺。”我这话说了和没说一样，过些时日，又一盒巧克力糖果寄到了。

这些年，不仅是我，她的许多朋友都时常意外地收到她的礼物。对那些生活困难的朋友，她更是默默寄去力所能及的帮助。对陈玲阿姨而言，关爱他人从来不是偶尔的善举，而是她生命的常态。哪怕在病重体弱、连握笔都费力时，她仍会用那双颤抖的手，在快递单上仔细填好朋友的地址。

陈玲阿姨寄来的照片

然而，2024年秋天，一声闷响，陈阿姨不慎跌倒，腿部膝盖骨裂。消息传来，我的心骤然一沉——老人跌倒，往往起不来了。但生命的韧性远超想象！ 仅仅两三个月，她竟告诉我，已能扶着助行器，一寸寸地挪动脚步。这几乎是个奇迹！那时我亦因运动损伤养病在家，却未曾想，她带着小高，打车穿越半个北京城过来看望我。

十二

就在曙光似乎降临之际，几个月后的微信语音里，陈玲阿姨的声音缓慢而沉重：她又不慎摔倒，这次伤及腰椎。“完全不能动了，”她说，“平躺着，翻不了身，坐不起身，连吃饭都困难，更别提去卫生间……” 一字一句，透着深切的无力。

我无法分担她身体的痛苦，只能每天尽量满足她精神上的需求。于是，每天用一个多小时，精心挑选、发送各类新奇趣闻、暖心故事、哲思图文，试图填满她病榻上漫长空洞的时光。

　　癌细胞在体内肆虐，每次化疗如赴刀山火海；生命中的亲人都离她而去；接连两次致命的摔倒……就在这层层叠叠的无常劫难几乎要将她彻底吞没之际——

陈玲阿姨，缓慢而坚定地，挺直脊梁，又站了起来。

现在，她已经能够走出家门，到院子里散步了。她用荆棘编织了桂冠。

史铁生说：“不知道命运是什么，才知道什么是命运。”

原来生命最壮阔的叙事，不是避开所有坠落，而是每次跌倒后，依然向光生长的姿态。

如今，五十二年过去了。从筒子楼里那个手足无措的姑娘，到病榻前彼此照望的白发人——我们心中从未松开过手。陈玲阿姨太棒了。她的坚韧，对生活的豁达，对朋友的关爱，永远是我的榜样。

明年，春暖花开的时节，我会到陈玲阿姨家的院子里，和她一起，在这丛盛开的月季花下，再照一张合影。

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