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

浥轻尘

进入本世纪以来，世界就没有消停过。世纪之初，被视为恐怖势力的组织袭击了美国，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美国因此开启了伊拉克战争，入侵阿富汗，拉开了反恐怖战争的序幕。之后的叙利亚战争、利比亚战争、伊核协议、朝鲜导弹对峙、亚太战略平衡、南海仲裁、委内瑞拉危机、当前的俄乌冲突等等，都有美国及其美国盟友的身影。美国在世界上到处拱火，唯恐天下不乱。这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代表世界文明的西方世界，到底文明到什么程度？如果文明的结果就是战争，这样的文明能说明什么呢？如果世界是靠铁锤解决问题的，人类有必要从野蛮走向文明社会吗？我反对任何意义上的战争，屠杀人类就是反人类的行为，更何况战争的最终目的就是夺取别人的财富。伏尔泰认为任何一方在战争中赢了，也随即失去了人性。1因此，我必然会对西方的文明产生怀疑。如果掠夺他者的财富和生命是西方文明的全部，没有西方文明我也觉得没啥了不起。当然，我不会狭隘到这种地步，因为我知道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伟大之处，都有自己在人类发展中的位置。我在此提出这样的话题，只是为了后面的陈述。

从上述来看，对于西方世界提出的普世价值体系，是否是人类的终极价值体系，是值得商榷的。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西方的普世价值体系适应地球上每一个人，但当我们为之效仿的西方文明充满血腥的时候，让我不以为然起来。特别是当今世界的各类血腥事件，均是西方世界的手笔，包括目前乌克兰危机，不外乎是美国人导演的一场闹剧。谁能说这样的文明国家能代表世界文明，引领世界前行？人性的光辉在这里散发出来的，是屠杀、掠夺，那么，西方文明里的丛林法则，能成为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吗？答案肯定是相反的。但是，我不否认西方文化对世界的进步作用。我这篇短文不是批判文章，我只是想从西方文化找出与东方文化的差异，经过比较寻找到求同存异的法则。于是，我们就从“以人为本”说开去，说明“仁者爱人”的哲学理念，以及这样的理念在中华文明中的形成，并且是怎么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我无意向世界推广中华文化，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与世界其他民族对话，交流各自的精神文明。在我看来，文化侵略与武力征服一样，都是反人类的行为，都是“种族灭绝”的手段。

所以，从目前的世界状态来看，“以人为本”在西方世界只是一个伪命题，是用来侵略、收割他国的幌子，是地缘政治的噱头。为此，我们需要还原“以人文本”的真实含义，对话世界，寻找到解决世界问题的基本方略。

“以人为本”的历史追溯：前段时间读了楼宇烈先生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是“以人为本”。其实，在最初读到这样的结论时，我是比较犯糊涂的，因为在我过去的阅读经历中，“以人为本”是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的内核，我认定“以人为本”的概念出自西方的卢梭时代，所以读到楼宇烈先生的文章时，我比较吃惊。为了证明先生所说不虚，我开始从古籍中寻找。先到老子、庄子，再到孔子、孟子，不胜枚举，最终在《管子》一书中找到了原话。

《管子》即管仲所书是也，管仲生活在公元前719-645年，比老子、孔子早了一百多年，在中国春秋初期，任齐国的宰相，被称为 “春秋第一相”。“以人为本”是管仲在《管子》这本书的霸言篇中提到，原文是“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里则国固，本乱则国乱。故上明则下敬，政平则人安，士教和则兵胜敌，使能则百事理，亲仁则上不危，任贤则诸侯服。”2关于管子的事迹，在古籍《史记》和《管子》中有记载，这里不再赘述。关于“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后来的中国文化中，演变出来的有“国与民为本”、“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民以食为天”等等，从中体现出来的，均是“以人为本”之意。而这些观念，在诗经、书经中都有说法。《诗经.大雅.抑》中说：“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用以劝戒为人臣者需自警自律，善于治理人民。而《书经》说得更直白，要求治国者应该明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而以民为本，在中国古代就是以人为本的另一种表达。这些典籍距我们现在，已有两千多年，可见中国人从远古就明白“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3道理，对生命的尊重自古以来便是，一以贯之。

类似的观点早于管仲的可追溯到周朝时期的《易经》，易经第十九卦之临卦中的一句爻辞说：“初九 咸临，贞吉。”4意指君子或者帝王亲临百姓，体察民情可获吉祥。我们可以理解为治国者需尊重百姓，以民为本，则可平定天下。所以，中国人在三千年前就懂得尊重人，是为中华人文的基本。中国以人为中心的学说，一直贯穿始终，因此关于人的学问拉出来就有一大箩筐，比如《孝经》《小窗幽记》《菜根谭》《增广贤文》等。以神为学问的，却寥寥无几。

西方文化中提出的人本主义可追溯到公元前490年前，由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他的著名论断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事物的惊讶，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5这个论断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和中国编辑的《辞海》中均可查阅。但是，“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念，随着希腊时代的结束就结束了，没有成为一种文化被罗马帝国继承，到后来上帝的出现，西方社会有了宗教信仰，人的地位让位于神，人被神统治了。这个被神统治的社会一直延伸到罗马帝国的衰落，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兴起。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勇敢的思想家与教会进行了生死较量，并用生命的代价换得了生命的自由。后来又通过法国的启蒙运动，人的地位变得更高，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思想成了社会的主流思想，也成了如今西方社会的普世价值观。西方社会从神权下解放出来，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时间，要是没有文艺复兴运动，把人从神权社会解放出来，西方社会必然还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挣扎。历史是不可假设的，这里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表达在东方社会里，人的地位一直就高于神。

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在中国远古时期，鬼和神都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力量，并高于人的能力。但是对鬼神的敬畏，没有宗教那样虔诚，所以孔子才这样说。的确，人事都没有办好，哪有功夫办神的事呢。我们不会简单的说中国人信不信神的道理，但是从孔子的言语中可以定论，中国人是把人放在第一位的，其次才是鬼神，敬神也是为了人。人道才是最大的道理。有人说西方世界在文艺复兴后形成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哲学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启蒙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伏尔泰曾说：“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 “他们与其他民族特别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史书从未提到某个宗教团体曾经左右他们的法律……他们的史书仅仅是有史时期的历史。”6不难看出，在伏尔泰的论述中，中国人没有把神作为自己的统治者，中国是一个由人治理的国度，神从来就没有统治过中国人。我不敢断言西方的人本主义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是至少也说明，西方社会的人本主义，存在着运用了中国以人为本的观点的可能。

至于古希腊普罗泰戈拉的思想，是西方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直接源头是毋庸置疑的，从西方社会现有的共和制国家，就可以归纳出其文化继承的特点。比如共和制、民主制就是在古希腊城邦时期提倡并实施的。关于中国文化在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中是否影响其思想，有待人们去研究发掘。总之，人类的思想是人类的财富，谁都不比谁高贵，谁也不比谁低贱，只有先后之分。而人类要在宇宙中解放自己，只有团结起来，运用整体人类的智慧才能达到目的。

东西方人本概念的哲学异同：管仲的“以人文本”是与齐桓公讨论治国之道时所说，其本意在于是要求统治者顺应天意，顺应民意，这样就可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本固邦宁”指的就是这个。这里指的人本理念，与我们现在的人本理念，在哲学上是否相通值得讨论。管仲与齐桓公讨论的以人文本，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的，它只是确立了中国人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作为凡人，在中国具体的社会结构中，是不是有重要的地位，我们目前不得而知。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考古资料揭示，中国的等级社会远在8000年前就存在了。新石器早期虽然没有发现用活人殉葬，但是随葬的玉器、陶器等的优劣、多少，说明社会中受尊重的是财富多的人，平民是得不到重视的。在后来的新石器晚期到文明社会的早期，考古发现有用活人殉葬的事例，更加证明中国古代的人本含意与今天是不相符的，从这样一些现象上看，人在当时的社会中，没有人本哲学的地位。不过，从墓葬制度上可以看出，中国先人们对生命的尊重，对更早的先人们的敬畏。

当然，在中国哲学中，“以人为本”的真实含义是人民，统治者的本在人民，因此作为社会中的个体人，在此没有实际的意义，他是以社会中存在的一分子，不足以论道。而个体是不可以载舟，或者覆舟的，有就是个体的存在，在古代中国哲学中没有具体的指向。因此就形成了东西方文化的分水岭。中国哲学中的人本是以社会群体存在论及的，所以，“以人为本”中的人的指向是以社会为经纬来说明的，没有本体论7意义上的人。虽然在后来的相关的中医古籍中，有人体穴位图、人体经络图，涉及到人的本体论，似乎与本体论中的体质人类学存在着某些必然相关，但是从哲学本体论论及人的哲学，似乎也不成体系。中国医学中的针灸，对人体经络的认识是科学的，非常系统，但是并未进入哲学的人论哲学，倒是民间的看相术有几分哲学的意味，但这也是后来的事了，相较于西方关于人的哲学体系，有时间上的差异。另外有一个关键在于，中国哲学中的人，是自然的一分子，存在于自然之中。

西方文化体系中，关于人的本体论论述，可追述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8的《动物志》一书中。在这本书的卷二、卷五中，对人体有系统的记述。这是让我们当代人惊叹的事件。当时，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体系还未出现，亚里士多德就比较成体系的记述了各类动物，以及动物生存的地理环境、生活习性等。在对人体的研究上，应该说是开创了体质人类学的先河，最先成体系的研究了人体结构。虽然当时解剖学还没有出现，但是亚里士多德对人体中的主要血管与动物进行了比较研究，后来科学证明亚里士多德对动物血管的研究有错误的地方，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因此，西方文化体系中的人本主义，是建立在本体论的基础上，不但从人类的体质上予以研究，也从社会属性给予研究。所以西方文化体系下的人论，比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人论来的更科学全面一些。

但是古希腊文明后，西方世界进入到罗马帝国，随着耶稣的复活，基督教的诞生，整个西方开启了神权时代，人的位置被神占据，按历史教科书所说，整个西方社会停滞在黑暗的中世纪。到了但丁时代，但丁终结了西方的古典文学，意大利开启了文艺复兴复兴运动，诞生了文艺复兴的前三杰、后三杰。随后法国开启了启蒙主义运动，终结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却付出了以布鲁洛为代表的先贤们的生命为代价。这一时期，西方人提出了“上帝死了”，人怎么办的问题，象征着西方世界以人为本的思想抬头，并成为西方哲学中的命题之一，关于人的哲学兴盛起来。这一时期诞生了多少英雄豪杰啊！这里就不赘述了。

不过，西方哲学抛弃神论，弘扬人论，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要以为人定胜天是中国人的创举，其实不然，这是西方关于人的哲学的观点。西方哲学认为人是高于自然，并可以改造自然的存在。这个观点从15世纪始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哲学家、科学家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人高于自然。人类借助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能够认识掌握自然规律，并加以合理利用，让自然界为人类造福。

因此西方的理性主义者就认为人的理性无所不能，虽然在当代科学面前，这一理论受到了质疑，并且人们也认识到人的理性能力的局限，但是人与自然的真正关系在哪，当代西方人文哲学也无从论述全面。他们太偏袒自己了，比较固执地认为他们理解的人论、人权才是普遍的真理，并把这些人类的哲学主题冠以“政治正确”的外衣，用来制裁与自己有厉害冲突的民族或者国家。因此，我只能说偏见阻碍了人们正确的认知，这也是西方的人本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以人为本思想的区别之一。

其实，早在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康德就对纯粹理性提出了批判，当代西方哲学家也提出了告别理性的口号。而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就是一大群非理性人。所以怎么认识人本身，找出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正确位置，还是认真体会一下古老的东方哲学吧。

关于平等、自由、博爱的比较：平等、自由、博爱与人权密切相关，在谈到“以人文本”的观念时，我们不可能迈开这些话题，因此，就在这里唠叨几句。平等、自由、博爱是人天赋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也成了人类的普遍价值观。这些关键词似乎不需要过多的说明，均能被世界上各个地方的人认同。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各自的社会立场不同，理解这几个词的字面意义也就各不相同。

在中国古代，对于平等、博爱的哲学，从诸子百家到国民时期，都有明白不误的说法，儒家的仁爱说，墨家的兼爱等等，宣传的就是博爱观点。虽然墨家的兼爱是针对儒家的仁爱提出的，有些对立的意味存在，但是不妨其都是对人性中美好一面的推崇。关于东方与西方在这些范畴中的区别就不赘述了，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性格中的一个方面，就是有关阶级的说法。

在阶级地位中是没有平等之说的，人们一旦打上阶级的烙印，就决定了你在一定的阶层中存在，终身得不到改变。比如英国的皇室，贫民永远冲不破这个层，只能在层外既定的阶层里生存。又比如印度的婆罗门，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不能进，世世代代就只能做婆罗门门生。在美国，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因为美国是梯阶式的社会，每一个美国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梯阶，从较低的梯阶爬到高一个梯阶，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所谓的平等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是一个概念，是人们精神层面的追求，却不是具体的生活。因为不平等，人们才会努力地改变自己的社会梯阶，向高于自己的人靠近，并超越。这个性格符合美国人，是否符合中国人，且有待考察。谈到美式民主的平等，那么在自由地追求自己人生目标时，大家的权利是平等的。9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似乎与此相似，贫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考取功名，用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改变自己的命运。在通往仕途之路的考试中，穷学生们都有自己的自由，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学子，在自由与平等方面是对等的，谁也不比谁高人一等。只有通过考试后，根据各自考试的成绩来确定官职的高低，也就是社会梯阶的高低。这是一条从低向高的路线，和美国的普遍社会相同。

不同的是，美国社会从低向高的努力，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以如此努力来改变自己。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只是针对有些文化的读书阶层的人，其它阶层的人是没有权利享受这种梯阶改变的。另外，美国人的这种命运改变，是通过否定父母来实现的，美国人如果不能超越父母的成就，是不可接受的，是耻辱的，他们成功后不会与父辈分享。在中国，考取功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衣锦还乡，告知父母，成功的学子不先告知父母，是不能接受的，被视为不孝，在今后的仕途中，会被告知不可重用。当然，中国当代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传统的中国方式，除了某些形式上的存在，本质上的社会梯阶以不是从前了。

另外，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自由不是绝对的，不属于天赋人权。自由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相对的，是先要服从集体利益后才可以说自由。因此，这和西方世界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对于集全社会力量办一件事而言，中国的相对自由更容易办到。在中国，你只有在承认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时候才有自由可言，人的自由也只有在尊重他人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所以，对于哪一种文化更尊重人，更满足人权条件，我们这么一说就会明白了。

当然，文化的他者性比较突出，他者的消失可能是西方社会的一厢情愿，或者说是西方世界忽悠人的说辞。我比较喜欢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在文化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以人为本的对话风险：最近读了魏明德先生的一本书，叫《对话如游戏》我不太关心游戏，我对文化间的对话比较感兴趣。但是，游戏是有规则的，也就是说对话是有规则的，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对话是有规则的。10在不同的文化间，通过规则对话是可以达到共识的。这种共识不是“他者的消失”，而是费孝通先生说的美美与共。然而不同文化间的对话需要克服语言的障碍，这样才能将跨文化对话的风险降到最低。进入他者的文化体系，并与其对话，就必须进入他者的语言，共享文化成果。至于跨文化间的对话的可能性，在国家层面上比较困难，民间社团也许可以实现。原因在于文化者本人是有立场的，有了立场就容易被官方裹挟，使其丧失文化人的立场，以政治的立场开展文化对话，这是比较危险的。

在我说来，世界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人种、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对话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对话中不带偏见，一视同仁是世界大团结的象征。我向往这样的世界。这样的人类场景是否能够实现，目前看来还是个问题，可以说是自己的奢望。原因就不多说了，看一看当今世界的乱象，心里什么都明白了。

注释：

1.参阅《世界文明史---卢梭与大革命》上册，作者：【美】威尔.杜兰特，华夏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第175页。

2.见《管子全鉴》，中国纺织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

3.摘录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4.见《周易全书》林之满主编，中国戏曲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7页。《易经》成书时间有争议，但是最迟也不会晚于春秋战国时期。

5.普罗泰戈拉，公元前481年-公元前411年，古希腊哲学家，智者的主要代表。见《西方哲学史》，作者：罗素，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2006年第20次印刷，第111页。《辞海》第七版，陈至立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6.见《风俗论》上册，作者：【法】伏尔泰，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4页。

7.本体论是哲学中研究存在和本原以及有关存在者的分类、本质和范畴的理论。西方哲学从古希腊起就把它当成哲学的核心加以研究。参阅《辞海》第七版，陈至立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8.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古希腊哲学家，师从柏拉图，著有《形而上学》《物理学》《论灵魂》《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

9.参阅《美国人的性格》作者：费孝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2019年第五次印刷。第8页。

10.参阅《对话如游戏》作者：【法】魏明德，商务印书馆2013年出版，第9页。

站在文化的角度，我们发现西方世界的人与世界中的人已经渐行渐远了，不再是世界先进人类的代表，与其对话几乎已经不可能，即令坐下来交流，也是阳奉阴违。有见地的文化人，都被政客们裹挟，被强迫地选择自己的立场。因为他们代表着西方的民粹，西方人的利益。他们不再“以人为本”，而是以资本利益为本，或者是以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为本。也许这就是纯粹理性的悲剧，抑或是我们理性生活中最大的困惑：曾经的伟大却成了人类最大的敌人。

作者：浥轻尘

摄影：浥轻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