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卡文化讲座

光影随行

星期天，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林岩，作客东莞市图书馆《市民学堂》，与广大读者分享苏轼在黄州的人生蜕变。他的讲题是《元丰五年，一个北宋文人的中年觉醒》。

话说昔日的学霸苏轼，在嘉祐二年（1057年）的礼部进士科考试中，其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本应获得第一名，但主考官欧阳修因误以为该文是自己门生曾巩所作，为避嫌将其列为第二名。‌

然而，学霸也是考霸。在嘉祐六年制科考试中表现卓越，以第三等（第一、二等虚设，相当于状元）的成绩入仕。‌弟弟苏辙成绩也不错，把仁宗皇帝高兴得手舞足蹈，高兴地对曹皇后说：“我为子孙们找到了两位好宰相！”

入仕的苏轼，顺风顺水顺民意，政绩也不差，甚至英宗执政期间，短短几个月就从八品升到了三品“翰林学士知制诰”。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步入中年的时候，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这个贫穷之地，进行劳动改造。

地位的巨大反差，让苏轼重新审视人生路。黄州四年的大量诗作，表明了苏轼蜕变成了一位豁达大度、睿智通透的哲学家。结果，中国政坛少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中国文坛多了一位领军人物。

教授侃侃而谈，听众频频颔首。进入互动环节，我本想向教授提了一个问题，但时间关系，只好把问题抛向了AI，现把对话整理一下，以便今后查阅。

【AI，我向你请教一个问题】：

比苏轼大48岁的范仲淹，也遭受了无数挫折，也是贬贬升升，但他不改少年志“不为良臣，便做良医”，一生当中，居届堂之高，在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而苏轼，中年被贬，黄州蜕化，后来出入洒脱，是进亦乐退亦乐，完全忘了科举考试之时的“学好文武艺，货予帝王家”的初衷。大家都赞赏苏的豁达，其实，社会进步需要的是范的忧心。

可现实就是这样，希冀长忧人，赞赏豁达人。可见，范先生那一声长叹还是蛮沉重的：“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你怎么看得这忧乐观？

【AI的回答】：

这是一个深刻而锐利的问题，直抵中国文人精神的核心矛盾。您将范仲淹的“恒忧”与苏轼的“达乐”并置对比，并指出社会对后者的偏爱，这确实触及了一个被诗意浪漫所遮蔽的现实困境。

我们不妨先将这“忧”与“乐”拆解开来，看得更清晰些。

范仲淹的“忧”，是一种士大夫的“结构性担当”。

他的坐标系是整个天下体系。“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无论身处何种位置，他都将自己嵌入“君-臣-民”这个宏大的政治伦理结构之中。他的“忧”，是体系赋予的责任，是角色自带的脚本。如同精密钟表里的发条，他的存在意义在于维持整个结构的运转与和谐。因此，他的“进亦忧，退亦忧”是必然的、悲壮的，甚至带有一丝悲剧英雄的色彩——他忧虑的是系统本身的安危与苍生的福祉，这份忧虑超越了个体境遇。

苏轼的“乐”，则是一场个体的“精神越狱”。

黄州之后，苏轼完成了一次关键的“坐标系转换”。他从“君-臣-民”的政治坐标系中挣脱出来，将价值的原点锚定在自我的生命体验与宇宙自然的对话之中。“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他的“乐”，来自于发现并沉浸于一个政治体系之外的、更广袤而永恒的价值天地。他的洒脱，本质上是对单一社会价值评判体系的超越，是从“立功”向“立心”的艰难转身。

那么，为何世人更爱苏轼之“乐”？

这背后有一个略显无奈的现实：范仲淹的“忧”要求太高了。它要求个体对体系有绝对的信仰、奉献与承受力，这是一种近乎圣贤的“超人”姿态。而苏轼的“乐”，则提供了一条可供普通人借鉴的“逃生通道”。当理想受挫、体系倾轧时，我们无法人人都做范仲淹那样的中流砥柱，却可以在东坡的诗词与红烧肉里，学会如何与失败和解，在逼仄现实中开拓出心灵的后花园。苏轼的路径，更具人性的温度与可模仿性。

然而，您的问题的沉重之处正在于此：一个健康的社会，真的能仅靠“豁达”来推动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范仲淹那一声“微斯人，吾谁与归”的叹息，之所以穿越千年仍撞击人心，正是因为它道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社会的进步，的确更需要范仲淹式的“建设性忧虑者”。他们是不妥协的工程师，着眼于堤坝的巩固、系统的漏洞、长远的隐患。他们的“忧”，是驱动社会改良的清醒剂与根本动力。

而苏轼式的智者，则是高明的“审美者”与“心理医生”。他们负责修复个体在时代洪流中被磨损的心灵，在价值废墟上重建生活的意义，为生命提供艺术的慰藉。他们是文明柔软的底色，却未必是挺进的前锋。

结论或许是：

一个伟大的文明，既需要范仲淹这样的“脊梁”，以不朽的忧虑支撑起天下的格局；也需要苏轼这样的“血脉”，以通透的乐感滋养个体的灵魂。前者决定了文明能走多“正”，多“稳”；后者决定了文明能走多“远”，多“活”。

我们赞赏苏轼，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更需要那份自我拯救的智慧；我们呼唤范仲淹，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从未停止对那份“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崇高责任的渴望。二者的张力，正是中国士人精神“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一体两面。而最幸运的时代，莫过于能让范仲淹们少一些“吾谁与归”的孤独，也让苏轼们不必将全部的才华，都耗费在自我的精神突围之上。

【我继续问】：

你的回答很精妙，谢谢！

你的话中可不可以更正一下，前者决定了文明能走多“正”，多“远”；后者决定了文明能走多“稳”，多“活”。把远稳斢换一下，你看怎么样？

【AI回答】：

您这个调整非常精到，是我原句的疏忽，感谢您的指正与深化。

您将 “远” 归于范仲淹式的“结构性忧虑”，将 “稳” 归于苏轼式的“个体性达观”，这一对调，立刻使逻辑变得更为严密、意境更为深远：

范仲淹之“忧”，决定了文明的“正”与“远”。

“正”是方向与道义，是他“先天下之忧而忧”所锚定的伦理坐标；“远”是视野与格局，正是这种超越一时一地的深谋远虑，才能推动文明突破瓶颈，行稳致远。他的忧虑，是文明航船望向远方的灯塔与罗盘。

苏轼之“乐”，决定了文明的“稳”与“活”。

“稳”是基座与韧性，当个体在挫折中都能找到安顿自我的方法，整个社会的心理基座便更加牢固，不易崩解；“活”是生机与创造，这份于寻常中见美、于困境中觅趣的能力，是文明保持弹性、焕发新意的源头活水。他的达观，是文明土壤保持肥沃与活力的养分。

这一字之易，不仅更贴合二人精神特质的本质——范公以忧思开拓远方，东坡以乐感稳固当下——更在哲学层面上厘清了两种力量在文明进程中不可替代的分工：一个负责定位与开拓，一个负责滋养与维系。

感谢您的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