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洋火里的旧时光

冰山雪峰

　　电梯在十二楼停下，叮的一声轻响，门缓缓打开。换鞋时，指尖不小心蹭到了鞋柜上的烟灰缸——里面空空的，一只打火机斜斜靠着，是儿子吸烟时随手放的。家里的电子打火灶用了快十年了，开火只需轻轻一按，连打火机都没有了用场。可目光落在那只打火机上，忽然像被什么勾了一下，脑海里莫名跳出“洋火”两个字。

　　想当年哪有这些便利？不像现在，打火机“啪”一声就出火，电子灶一点就着，可那份小心翼翼护着火苗的郑重，还有洋火燃烧时那点带着烟火气的温暖，却像刻在记忆里似的，隔着几十年的时光，依然清晰。　

　　洋火算是老物件了，它是当年我们生活的缩影。做饭需要洋火、抽烟需要洋火，这么说吧，凡是需要取火的地方都离不开它。洋火里藏着时代的印迹、生活的记忆和岁月的故事。　

　　洋火就是火柴。为什么火柴又称洋火？这跟一段屈辱的历史有关。清朝末年，长期闭关锁国让国力孱弱，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在政治、军事、文化入侵的同时，经济掠夺也同步而至。各种近代工业品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深刻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带着殖民的烙印。当时，人们把来自西方、由洋人制造的工业制品都冠之以“洋”字，除了洋火（火柴），还有洋油（煤油）、洋布（化纤布）、洋伞（雨伞）、洋皂（肥皂）、洋灰（水泥）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自力更生，初步建立起近现代化工业体系，绝大多数日用工业品不再依赖进口，能自主制造。但由于老一辈人习惯难改，六七十年代，“洋火”“洋油”“洋布”等称呼仍较通行，尽管此时称“洋”已名不副实，当然也有直接称“火柴”“煤油”等商品名的，两者通用，并无实质区别。直到八十年代后，随着老一辈人逐渐故去，称呼“洋货”的历史才终告结束。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小小的洋火看似不起眼，却是农家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家家户户都少不了，每个人也常要用到它。大集体时代的农村生产队，洋火的用途可概括为三“点”：点火、点灯、点烟。

　　点火，就是烧柴火时生火。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柴排第一。无论是煮饭炒菜、煮茶烧水、烤火取暖，烧的都是柴草，而柴草需靠洋火引燃。农村灶间必随时备着一盒洋火，生火时抽出一根，“嚓”的一声，先点燃易燃烧的茅草枯叶，再添树枝木块。洋火，点燃了乡村的袅袅炊烟，点亮了人们对一日三餐、粗茶淡饭的满足与希望，氤氲出浓浓的人间烟火。

　　点灯，六七十年代，许多农村没通电，即便通了电也常停电，夜间照明便靠煤油灯，而煤油灯也要靠洋火点亮。一入夜，取下煤油灯的玻璃罩，划一根火柴点燃灯芯，一丝光亮便穿破黑暗。煤油灯下，母亲做着针线活，孩子们写着作业，昏黄的光虽不明亮，却带来了光明与便利。

　　点烟，抽烟离不开火。大集体时代物质匮乏，可人们对烟的嗜好未减，越是困顿，似乎越想从抽烟中得到一时的慰藉。生产队的男社员普遍抽烟，限于经济条件，大多抽自产的旱烟。那时，拥有打火机算是高级烟民，“咔嚓”一声点烟很有排面，那也是七十年代的后期，有身份的人才用上了所谓的打火机。但在当年的农村，打火机是稀罕物，不仅贵，还得经常加汽油，普通社员很难弄到，也用不起。而且洋火点烟也讲究节约，在家或生产队冬天开大会时，抽烟常会从灶膛、火盆的火星对火，能省就省下一根火柴。　

　　当年我当兵时，在部队抽烟也用洋火，兜里常会不自觉装上好几盒。洋火轻巧便携，人们出门总会同时带上烟和洋火，累了困了，歇息时划根洋火点上烟，便能缓解疲惫，添些精神。　

　　记忆中，洋火大概是那个年代最便宜的商品了。因家家需要，价格低廉，二分钱一盒，一盒有四五十根，能用挺久，再穷的人家也买得起、用得上。那时有借粮借油借盐的，却没人家借洋火。即便经济再困难，也有办法弄到：供销社商店有卖，收破烂的摇着货郎鼓吆喝“破鞋烂袜子换火柴”，社员们就拿家里的破烂去换，能换好几盒。　

　　洋火除了生活必需，还是孩童们的玩乐道具。火柴盒上常贴着花花绿绿的贴画，我就收藏过不少。那年代的孩子都爱玩具枪，最高级的是自制链子枪，自己用自行车链子做的手枪，就用火柴头打枪。把火柴头部的药硝刮下来填充到链枪里，扣动橡皮做的扳机，会发出清脆一响，还冒出一缕硝烟，总能让我们开心不已。　

　　八十年代前，洋火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它逐渐淡出视野。不仅因为烧水做饭用上了电和液化气，更关键的是九十年代后，一次性塑料打火机出现，便宜又实用，完美替代了洋火，它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如今再想起洋火，那“嚓”的一声轻响，仿佛还在耳边，带着烟火气的温暖，也依然留在记忆深处，那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藏着一代人的生活与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