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木箱里的军挎包

笑傲斜阳

我那只老樟木箱的底层，有一个洗得发白，四角磨损成絮状，正中用红线绣着褪成浅粉色五角星的军挎包。
每次整理旧物触到它，上世纪六十年代小学时光的记忆便轰然升起——那是一个口号与标语覆盖墙壁的年代，五七指示的光辉照耀着我们。到处充满着阳光晒透的农田、轰鸣的工厂机器，麦香与机油参杂的独特味道，粉笔灰和汗水混合的浓郁尘土气息。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每日清晨踏进校门，先对着主席像行礼，而后扯着嗓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然而在那些宏大的词语缝隙里，真实的生活，尤其是老师与我们之间、同学与同学之间那种粗粝而牢固的纽带，就像石板下的草芽，蜿蜒而坚韧地生长着。它的主线，便是当年响彻祖国各地小学的“学工学农”这四个金光闪闪字的大字。而我获得的第一个军用挎包，就与这个难忘的时代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记得是一个开学的第一周，班主任王老师——一个干练洒脱，优雅从容，富有朝气的年青女子——在劳动课上宣布：“毛主席教导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学期我们开始学工学农，第一个任务，每人先准备一个‘学农工具’！”原料自己解决，种类可以是拾粪的荆条筐，理发的工具或与学工学农相关的器具。王老师说到最后，又反复强调“学农工具”必须要自己制作。
我报名参加理发组，携带理发工具，还必须要准备一个工具包。如何体现工具包是自己制作的，搜肠刮肚想了一个办法，即在父亲刚给我的军用挎包的正中央，刺绣一个红五角星，这样就可以满足王老师提出的制作要求。
可刺绣这活向来是姑娘家的专长，对于我这个毛头小学生来说，难度着实不小，真可谓“张翼德绣花——够难为人的。”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父亲所在的军队医院里的那些休养员，他们养病住院期间，闲着无事，兴起了刺绣为人民服务等多种图案。因此，对于刺绣的工具制作，步骤和手法我多少了解一些，只是从未实际操作过。绣花针是用废弃的注射器针头制作，撑子是将刺绣部位捆绑在茶缸替代，大红绣线是找休养员要的，剪刀是用奶奶绞布都困难的大笨剪。一切准备就绪，我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我的刺绣。
我先找来复印纸，把挎包上盖平铺在桌面，放上复印纸，再将印有五角星的图案覆盖在上面，用圆珠笔小心翼翼地描摹在挎包上。随后，把描摹好的挎包稳稳地放在茶缸上捆绑，撑平撑紧，正式开启我的绣花之旅。
本以为绣字会困难重重，没想到实际操作起来还算顺手。专用注射器改造的土绣花针很给力，针尖上方约一厘米处缠有细金属丝，每一针扎下去深浅一致，我只需沿着字迹边沿，一针一针排密实即可。绣字时，一针针“扑腾、扑腾”扎下去的声音，也着实悦耳动听。绣完后，拿剪刀平着把上边薄薄地剪掉一层，字就变得毛茸茸的，既平整又美观的红五星。
挎包绣好后，我满心欢喜，自然要背着它到处转悠，想好好地炫耀一番。没想到，同班的两位要好的同学非要我背着挎包并带上理发工具去他家，比划比划。
我们三人轮流理发，轮到一位同学给我理，发现旁边的同学总是坏笑。结果第二天去学校才知道，他们给我理的发像狗啃的一样，受到同学们的嘲笑。这真是冰火两重天，原本想炫耀满足一下虚荣心，结果事以愿为闹了一个大笑话。
不久，我又一次背着这个刺绣的挎包，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徒步长途拉练，去了七十里开外的荣军医院，慰问了那里抗美援朝受伤残疾的老兵，参观疗养院，观看抗美援朝战争图片，听老兵讲战争的故事。这次活动培养了我们的爱国情怀与民族精神，增强了历史责任与时代使命，促进了个人成长与全面发展，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当然，我背的那个绣有红五角星的军用挎包也受到了革命老兵的夸奖和表扬。
真正的“学农”，是在初夏。学农活动的内容主要是拔草，积肥，拾麦穗。学农的方式，一是个人行为；二是集体组织到农村助民劳动。比如积肥（捡马粪）就是个人行为的一种学农方式。
刚开始积肥时，我掌握方法不得要领，看到老师总是表扬其他同学，我很不服。决定利用中午放学的间歇去捡肥，当我在马路等了多时，终于看到有马车经过并有马拉的粪时，快步上前准备捡粪，没想到身旁突然窜出几个孩子，说他们先看见的马拉粪便，马粪归他们。我据理力争，双方开始争吵，眼看着双方要动手打架。此时，我身旁站着一位同班同学帮腔，经过协商，双方才勉强同意将马粪平分，才算息事宁人。
还有一次。我们徒步去十几里外的“学校基地”——一片刚收割完小麦长出玉米的田间除草。那是真正的出征。有老师宠爱的同学打头，扛着一面红旗，我们跟在后面，背着水壶和干粮（通常是粗粮窝头），队伍拉得老长，歌声此起彼伏，惊飞了田埂上的麻雀。汗水很快湿透了后背，但兴奋感压倒了一切。置身于无边的、散发着草香气味的玉米田中，握着沉甸甸的锄头，一种奇异的、与土地相连的庄重感攫住了我们。带队老师并不让我们蛮干，她先示范如何下腰，如何除草不伤害玉米苗，锄头挥出的角度如何才省力。“注意脚下，别割到自己，也别糟蹋了玉米苗。”她反复叮嘱，声音在空旷的田野上传得很远。劳动是疲惫的，但集体劳动却分泌出一种奇特的快乐。休息时，我们坐在田埂上，分享着各自带来的咸菜疙瘩，喝着水壶里温热的白开水。和我们一块除草的生产队长会指着远处的村庄、近处的沟渠，告诉我们哪种草可以止血，哪种野菜能度荒年。他讲起他小时候替地主放牛挨饿的往事，语气平静，我们却听得屏息。那一刻，他不是高高在上的“长者”，而是一个有故事、有伤痛的、可亲的长辈。同学之间，除得快的会主动接应慢的，力气大的帮力气小。没有竞赛，只有协作。当夕阳把天空染成和田间一样的橙黄，我们迈着收获脚步踏上归途，虽然腰疼脚酸，脚底磨出了水泡，但心里却充盈着一种饱满的、近乎神圣的成就感。那不仅仅是为集体贡献了“力量”，更是在共同的汗水与疲惫中，我们和老师，和伙伴，结成了无需言说的“同盟”。
“学工”则在秋天。学校与县城一家叫廣医院的中药制药工厂“挂钩”，我们每周有两个下午要去车间。那里是另一个世界：震耳欲聋的机床轰鸣，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中药味道，巨大的天车吊着成箱成箱的成品药缓缓移动，让我们这些小学生既紧张又兴奋。我们的任务，是在工人师傅和老师的带领下，用一头是尖的钢锯扒桂圆肉。工作极其枯燥，还充满诱惑。但没人敢怠慢，也没人敢随便吃桂圆肉。工人师傅脸庞黝黑，手像钢锯刀，话不多，但验收我们“产品”时极其严格，一个桂圆肉没剥离干净，带着渣子就得返工。此时老师成了我们的“保护人”和“翻译”。工人师傅的呵斥太严厉，有女生吓哭了，老师会走过去，拍拍她的肩，然后拿起剥离刀具，默默地在师傅旁边一起剥离桂圆，直到符合标准。她不多说，但我们懂了：在这里，眼泪没用，标准就是标准，但老师会陪着你一起面对这标准。最难忘的，是学工间隙。车间角落有个小小的、生着煤炉的休息室。秋天阴冷，老师总会提前过去，用那积满茶垢的大铁壶烧上开水。等我们冻得手指发僵、满脸油污地干完活，就能喝上一口滚烫的、带着烟囱气味的白开水。有时，她还会变魔术似的，从她那洗得发白的帆布工具包里，掏出几块用旧报纸包着的、硬得像砖头的豆饼或花生饼（那是榨油后的下脚料，但那时是难得的零嘴），掰碎了分给我们。我们围坐在炉边，小口咬着那香喷喷的硬块，喝着热水，看着炉火在老师镜片上跳跃。屋外是机器冰冷的咆哮，屋内是炉火的暖意、食物粗糙的香气，和一种相依为命的静谧。那一刻，阶级情感、师生界限都模糊了，我们只是一群在庞大、坚硬的世界里，靠在一起取暖的大小“工人”。
友谊，便是在这“学”与“工”的尘土与汗水里，悄然铸就的。没有精致的礼物，没有动人的言语。友谊是“铁军”在我除草差点割到腿时，一把拉开我，自己手上却添了道血口子；是我的好友“安子”在我生病缺课去学工后，把他剥离好的，整齐的桂圆肉，算我的份、帮我通过师傅的检查；是班主任老师在家访时，与我家长的反复沟通，增进了我们的友谊；是冬季长跑，有人摔倒，一群人停下来扶起，最后队伍拉成一条断断续续却始终相连的线，跑在呵气成霜的清晨。最“奢华”的一次集体欢乐，是在一个学工的傍晚。我们超额完成任务，提前半小时放学。回校路上，经过一片收割完的毛豆地。不知谁眼尖，发现地里还散落着一些毛豆。不知谁喊了一声：“烧毛豆吃！” 欢呼立刻炸响。带队老师愣了一下，看看我们因兴奋而发光的一张张小脸，又警惕地看看四周，终于，脸上严肃的线条柔和下来，极轻地点了点头。我们像得到冲锋号令的士兵，瞬间散开，捡柴的捡柴，挖坑的挖坑，从车间带来的火种很快点燃了枯叶。没有调料，甚至没有洗干净，那些带着泥的毛豆被扔进火堆。不一会儿，奇异的焦香混着泥土和毛豆特有的气息弥漫开来。我们围着火堆，也围着微笑着、不再说话的老师。火苗舔着暮色，映亮了一张张沾着机油、尘土和期待的小脸。毛豆烤得外皮焦黑，里面却温热甜软，烫得我们一边哈气一边傻笑。那滋味，胜过日后我吃过的任何珍馐。那不仅仅是一顿野食，那是我们在严苛的、色彩单调的岁月里，偷偷给自己创造的一点温暖的、带着烟火气的“非法”快乐，而老师，是我们沉默的同谋。
小学毕业，是在又一个夏天。没有隆重的典礼，没有精美的纪念册。最后一节劳动课，是在教室里修理自己坐了几年的、吱呀作响的桌椅。班主任老师拎来工具箱，给我们分发锤子、钉子。教室里叮叮当当，像一首杂乱的告别曲。修好了，她让我们坐好。阳光一如既往，照在斑驳的课桌上，照在我们稚气未脱却似乎一夜之间懂事了点的脸上。她看了我们很久，嘴唇动了动，那些我们听惯了的语录、大道理，一句也没说。最后，他只是拿起粉笔，在黑板上慢慢写了八个字：“好好劳动，好好做人。”粉笔灰簌簌落下，那八个字，方方正正，力透板背。然后，她摆摆手，示意我们放学。我们背起自己缝制的、已经磨损的“学农书包”，默默走出教室。走到那面写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斑驳墙壁下，我回头。老师还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门口，扶着门框，望着我们。夕阳给她瘦削的身影镶上了一道黯淡的金边。那身影，像田间一株沉默的、历经风霜的高粱。
　　五十年过去了。时代早已天翻地覆。我吃过精细的粮食，用过先进的工具，见过各种精致或浮夸的情谊表达。但记忆的味蕾深处，最顽固的，永远是那块烤焦的带泥毛豆的滋味；指尖最清晰的触感，是那粗糙的刺绣红五星；耳畔最响亮的，不是口号，而是田埂上喘息着的歌声、制药车间那寂静专注场面，以及叮叮当当修桌椅的、属于告别的声音。
　　那块压在箱底的军挎包，早已不能称之为书包。但我知道，在精神上，我从未将它卸下。它里面装着的，不是课本，而是一整个用汗水、尘土、火光和沉默的关怀凝结而成的童年。那是一种在今天看来或许笨拙、贫瘠，却夯得无比坚实的人生地基。它教会我的，不是如何夺取，而是如何创造；不是如何索取，而是如何在荒芜中，与身边的人一起，亲手种出一小片温暖的荫凉。那荫凉，足以庇护此后一生的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