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句话，与那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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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蔡策

制作：蔡策

图片：部分源自网络（侵删）

冬日的阳光穿过窗格，在书桌上铺开一片暖色。茶杯里升起的热气，在光柱里袅袅地盘旋，散开。这样的午后，连尘埃的浮动都显得静好，让人不由得想起一些旧人，和一些在记忆里依然温热的话。

有些话像冰，落地有声却寒彻肌骨；有些话像这冬阳，淡淡的，却能照进岁月的褶皱里。

记得1994年夏末，空气稠得化不开。当那句“讲了这么多费话，你要我记哪句？”终于挣脱喉咙时，办公室里只剩下吊扇空洞的嗡鸣。那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死水，激起的不是涟漪，而是一种豁出去的、冰凉的清明。

可记忆总会在某个时刻，让寒暖交织。当这句锋利的话在时间里慢慢沉钝，另一些声音，却如被阳光唤醒的种子，从心底最妥帖的角落，生出温暖坚韧的芽来。

最早的声音，来自省运河航运公司一个会议室的主席台。1985年，苏北京杭大运河千吨驳顶推试航总结会。省运河公司闸管处的董处长在前一晚特意嘱咐：“小蔡，明天你代表厅里安全组发言。”为此，我打了一夜腹稿。次日坐在台上，身旁就是颜厅长。轮到我时，面对台下济济一堂的专家领导，刚要开口，气息却紧的要命。这时，身旁的颜厅长并未转头，只将身子微微倾向我这一侧，用几乎听不见的气声，轻轻送过来三个字：“别紧张。”话音落下，他才从容地看向台下。那气息稳住了我，腹稿如泉水般涌出，清晰而流畅。后来，在许多个共同出差的黄昏，车子在国道上平稳行驶，他会忽然聊起他正在读的《史记》，说太史公的笔力遒劲，嘱我写材料时可多揣摩其筋骨。最难忘的一次，是在回宁的车上，暮色四合，他望着窗外流动的田野，似是随口一提：“家里装个电话吧，工作方便。需要的话，发票给我。”那份超越规章的、私人的信赖与托付，我没去报销，但它比任何补助都厚重，让我觉得自己的认真被看见了。

另一个记忆，则关于一辆被妥帖安置的自行车，和一句足以称量此后所有文字重量的箴言。

汤厅长甫一到任，便带我去沿江调研。夜晚宿在临江的宾馆，窗外风声呜咽，仿佛整条长江的呼吸都涌到了窗下。他泡开两杯茶，推给我一杯。氤氲的热气隔在我们中间，他忽然开口，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笔力千钧者才有的笃定：

“小蔡，到我这个年纪才敢说——纸是死的，人是活的。”

我端着茶杯，屏住了呼吸。我知道面前这位长者，是省委组织部出了名的一支笔，见过太多人的起落，写过太多决定人命运的材料。他的话，是从无数页批示、考核、鉴定里淬炼出来的真金。

“我在部里写了半辈子，”他看着杯中沉浮的叶片，像在审视那些他批阅过的档案，“最怕的，就是人成了纸的奴隶。一个人的优点缺点，三五行字就定了格，装进档案袋，好像那就是他全部的故事。可那是死的。”他抬起眼，目光像能穿透纸张，“而坐在你对面的人，他有汗湿的手心，有没说出口的抱负，有夜里辗转的反侧，有第二天清早重新燃起的劲头——这些，纸记不下。”

“所以写东西，”他话锋一转，直指我的笔端，“你引的文件、数据、案例，都是‘死纸’。但你怎么把它们唤醒？怎么让读的人透过这些黑字，看见活生生的矛盾、活生生的出路、活生生的人心？这要靠你自己这个‘活人’的温度、见识，还有胆量。”

他顿了顿，那支曾经决定许多人命运的笔，此刻轻轻点在桌上：“好文章不是墨写的，是血写的。你的观察、你的焦虑、你的不忍、你的期盼，那点活气，才是文章的魂。”

那一刻，我醍醐灌顶。这位公认的写作高手，传给我的不是辞藻与结构，而是一颗“活”的文心。他教我敬畏文字的力量，更警惕文字的局限——规则在纸上，但答案在人间；历史在卷宗里，但未来在人的选择中。

从此，这句话成了我职业生命的“脊梁”。每当伏案，我总感觉它立在背后——它让我在援引条文时，不忘条文背后喘息的人群；在总结成绩时，仍看见未被书写的艰辛；甚至在遭遇不公的评语时，能紧紧攥住这个信念：一个人的天地，从不该被几页档案所框定。

纸，是过去的墓志铭，安全而冰冷。

人，是未来的创造者，鲜活而温热。

那晚的茶香与江风早已逝去，可这句话，带着一位真正“笔杆子”的全部重量与温度，活在了我的血脉里。记得一次在市里开会后宿在宾馆，第二天清晨，他见我便对司机洪雷说：“把他自行车放后面，捎回厅里。”我那辆老旧的二八杠，被妥帖地安置在轿车后备厢里。到了厅大门口，我搬下车子，他点点头，车子便驶入院内。那一路无声的同行，是一种默许的陪伴。

而将我领上这条路，并在漫长岁月里如父如师般塑造我的人，是孙老处长。

自1982年分配到厅里，我就在他手下。他出差总喜欢带上我，一路走，一路教，从文书案牍到世事人心。他身姿清矍，谈吐从容，确有一番长者风范与仙风道骨。

老人家待我，不止于工作的引领，更是生命的浸润。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朴素如泥土，却结着最实在的道理：“有气不要忍，伤身；有病不要等，误事；有钱不要省，该花就花。”这话从一个一辈子如履薄冰、做事慎之又慎、将“原则”二字刻进骨子里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别有一番深意。他不是在教人放纵，而是在告诫一种更高级的“惜身”与“达观”。

他的“忍”，是把委屈嚼碎了咽下，化作更圆润的智慧与更坚韧的担当，而非淤塞成疾。他的“等”，是谋定后动的静气，绝非拖延苟且。他的“省”，则最为深刻——那是对公家一分一厘的计较，与对身边人、对有意义之事毫不吝惜的慷慨。他将这“不省”的金钱观，彻底内化为了一种重情尚义的人格。

这种深沉而开阔的修为，这种看似矛盾却高度自洽的智慧，让我在后来的岁月里反复体味，受益无穷。有时我的一些习惯、处事的神态，竟被旧同事笑说：“你这做派，越来越像孙老了。”我听了，心中没有惶恐，只有一份悄然生长的温暖与安定——仿佛一棵树，在确认自己正从深爱的土壤里，吸收着对的养分。

1988年那个冬天，当前途悬而未决的惶惑袭来时，是他用一句“别瞎想，以后就跟我”，接住了我。他教给我最深的，是在任何境遇中守住本心与格调的那份定力。“真的假不了”，是他常说的话。今年老人家已九十八岁高龄，我们仍保持着密切的往来，这份历经四十余年的情谊，早已超越了上下级，成为我生命中的福分。

而人生的航道，往往由不同段位的领航员接力守护。1994年那场冲突后，局面晦暗不明。在更高处掌握航图的总领航员——汤厅长，洞悉了这片暗流。于是，他做出关键安排：让童小田局长直接分管我。此后的六年，童局长对我全然放手，以我为主，信任有加。他如兄长，亦如稳定的舵手，在复杂的暗流中为我守住了一片能干事、能呼吸的水域。他找到我，话说的直白而痛快：“小蔡，别理她。那人水平很差。”他目光坦诚，“汤厅长也跟我说了，她根本管不了你。”这份毫不含糊的信任，是我在那段迷雾期最坚实的精神压舱石。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六年之后。当大环境终于迎来变化的契机，长期被压制的活力寻求破土之时，童局长在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成为了改变轨迹的决定性力量。后来我得知，他曾专门为此奔走，力陈原委。正是这次在历史节点上的关键托举，结合他长达六年的坚定信任，产生了合力。 仿佛一艘在雾中徘徊太久的航船，始终有一盏灯在舷侧亮着，而在潮汐终于转向的那一刻，一双有力的手又稳稳地推了它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把。

从此，长达十数年的彷徨真正画上了句号。航船冲出了令人窒息的险滩与迷雾，眼前豁然开朗，驶入了一片广阔而平静的海洋。我的轨迹，因这长期的护航与关键时刻的助推而彻底改变。

窗外的日影，又向西偏斜了几分。茶杯渐凉，握在手中，却依稀有暖意循着指尖回流。

如今回溯，我才明白：那句曾让我背负顶撞之名的质问，与这些多年来滋养我、支撑我的话语，原来并非对立。一边是对不公与偏见的清醒抵抗，另一边是值得珍视与奔赴的温暖人情——它们像一条河的两岸，共同塑造着我职业生涯的河床。前者赋予我守卫底线的棱角，后者赐予我温暖长路的微光。

颜厅长的风范与提点，汤厅长那浸透人生阅历的“纸死人生”之论，孙老处长如父如师的庇护、教导与人生智慧，童局长兄长般的信任与义气……他们在我生命的不同章节里，投下了形式各异却同样珍贵的光。尤其是那道在至暗时刻亮起、彻底扭转乾坤的光，让我深信：这世上总有一些信任，足以终结漫长的等待；总有一些人的出现，是为了校正你生命的航向。

冬阳终将移步，暮色迟早来临。但那些被光温暖过、塑造过的灵魂，自身便会成为光的载体。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话语，连同那次关键的托举，就这样在记忆的长河中静静沉积。

最终，它们都化为了我自身目光的一部分——当我看待他人时，会努力看见档案之外的鲜活；当我提笔书写时，会尽力让文字透出人间的温度；当我面对难关时，心中总亮着那些不灭的星光。

这或许就是光阴最深的馈赠：它让那些照进过你生命的光，不是你仰望的遥远星辰，而是你自己能够发出的、温暖而坚定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