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姓氏里的乡愁

南辉北映

　　朱家嘴是我一生中不可回避的地方，曾在这里索取、奋争，送走自己的葱茏年华。种植在这里的岁月，虽苦犹乐，在记忆里留下抹不掉的印痕。我们五兄妹，一头一尾在朱家嘴出生，另仨出生在采穴街上。

父亲是铁匠，叮当叮当的打铁声充斥耳蜗，烧红的铁块散发出的焰火眼花缭乱。父亲读书不多，文采肯定比不上嵇康，锤炼的产品不一定比嵇康的钢火差。

朱家嘴村与采穴街隔着一条河，走几步，过了河就是采穴街。街道窄窄的，只有拃把长，居住着几十户人家。杂货铺、五金店、裁缝铺、酒馆，还有铁匠铺子散落其间。朱家嘴的人大多到采穴街赶集。

我在采穴街出生，在这里蹒跚学步、牙牙学语，无忧无虑地度过7年。在朱家嘴村生活了12年，启蒙上学、放牛寻猪草、挑水浇菜园，给棉花锄草、捕蛾喷药、亦读亦农都受益于朱家嘴，直至参加高考读中师才离开。工作后，日子有点飘，飘得让人不可理喻。最终，我像一粒种子落脚在宜昌城区。

眷念朱家嘴，感念它给我这个不姓朱的朱家嘴人的栖身之地。尽管在宜昌城定居多年，但时而还是被朱家嘴牵连，就像它头脑里的思绪，剪也剪不断。

就地域上讲，朱家嘴横卧两个村子，一头与甘家台子抵足而眠，一头与曾家营犄角相依，朱是大姓，甘姓次之。兄弟妹四个都姓朱，独我姓屈。虽然姓不同，但我们同胞同衣，说话的口音相同，味觉的记忆相同，受到的家教相同。学大爹是一个热心快肠的人，在筹备朱氏家谱时找到了它的来龙去脉。说这一拨朱氏部落是朱元璋的后裔确凿无疑。近代朱氏家族中要数朱锷显赫，上了年纪人一提及他就点赞。

朱锷这名字常跟苏石绑定在一起，人们一提起朱锷就要说到苏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都淡出了视线。朱才昕也是朱家嘴人的骄傲，他是从朱家嘴村走出去的县级干部，在松滋县当过副县长，为官一任，致富一方。政声人去后，民意依怀念。现退养在新江口。朱才焕也是朱家嘴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他是一个有名的外科医生，救死扶伤，有口皆碑。至于层出不穷的一拨拨“后浪”，我就知之甚少了。

学大爹对抗日志士赵益之情有独钟，他现居住的宅子就是赵益之抗战时的指挥部，学大爹保存了它的旧址，这是朱家嘴村唯一留存的痕迹。在很多人的口传中，赵益之是“土匪”，一个有文化的“土匪”，其部队达到3000多人，是一支纪律严明特别能战斗的队伍。赵益之从日本侵略军手中抢回被日军掳去飞行员的壮举，广为传颂。因此，学大爹对赵益之的民族气节十分钦佩，从没停息过追随的脚步。曾多次往返在涴市与百里洲之间，拜访坊间绅士，获取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对涴市镇退休教师陈光林撰写的《戏说赵益之》爱不释手。

学大爹，名叫朱作学，是我母亲的叔伯弟弟。按家规该叫他舅舅，因母亲在家招婿，学大爹是长子，所以我们喊他大爹。朱氏这个派系庞大复杂，为便于晚辈们称呼，就在名后加上“爹”字。学大爹除了是我的长辈外，还是我的体育老师。他个子高，长得帅气，我们挺喜欢上他的课。左压腿，一二三四；左压腿，一二三四。前滚翻，后滚翻。助跑，跳远；助跑，弹跳翻身；单双杠，双腿跨栏……这些运动，为强健我们的身体奠定了基础。

我生活的那些年叫协办大队，朱家嘴是后来改的。协力大队办过中小学，我就是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一。朱作举吴家秀夫妻、朱雄英周家英夫妻、覃明暄甘长秀夫妻、陈耀松、朱作章、朱林、李明仁、胡礼云、候明树、王枝松、路新珍等都是学校的老师，为我们的成长滋补了营养。作举大爹是校长，覃明暄老师教过我的语文、陈耀松老师教过我的数学。那时，干农活都是派工制，记工员记分，干一天就写一个“正”字，像古时候的结绳记事。

让人纠结的是，祖辈们不孕不育的多。我所在的五队20多户人家，不孕不育的就有6对。后来他们都从别处过继儿女。有人说导致不孕不育是住在台子上，风水不好，也有人说是吃了榨出的棉油，因为棉油里残存着一些农药。让人费解的是，后过继来的子女呼拉拉地生儿育女，开枝散叶，人丁兴旺。

新生和游魂错落交织，只能说，这片土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是有缺陷的。生，生得不畅，死，也死得诡异。我的祖父祖母、二祖父二祖母都不长寿，而且死于肝癌。特别是二祖父临终前的痛苦呻吟至今还在脑海里萦绕。朱家的祖父祖母、二祖父祖母都没后代，我母亲是从采穴垸村的一户姓丁的农家过继而来的。母亲虽然不是祖父祖母的亲生，但他们视如己出，宝贝似的看待。反过来，母亲也把他们当亲爹亲妈一样敬奉。母亲今年86岁了，身体硬朗，这都受益于她的善良。每逢春节、清明，母亲一如既往地到祖父祖母的坟头焚香烧纸。父亲是朱家的上门女婿，学大爹喊他作林哥。

父亲一生坎坷，始终不忘练就自身的硬本领。这点，是学大爹最佩服的。青年时代的父亲，家境贫寒，娶不上媳妇，只好上门做女婿。朱家嘴与采穴街相距不到3公里，悠悠的松滋河把它们切成南北两地。一只小渡船渡过来划过去，荡起父亲悠悠的人生。入赘后，父亲积极配合，把户口簿上的屈克林涂改为朱作林，这是当时的规矩。祖父祖母都是厚道的种田人，一生勤劳朴实善良。朱家没有儿子，把父亲当作他们的亲儿子，求得的就是卧榻安详，有人跟他们养老送终。父亲是孝婿，根据他们生前的意愿，把曾祖父母、祖父母热之闹之地送到另一个村庄。清明、中元以及其它祭日，父亲常为他们写码纸寄钱到阴间，求得灵魂的超度。一串串焚烧起来的香火，袅袅升腾，像一首诗：

爷爷在土地里埋葬，

爸爸在土地里流汗，

儿子在土地里洗澡。

送走了两代老人后，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他拖着残缺的身子与病魔抗争，最终撒手人寰。一九九六年正月二十六，父亲离开了人世，享年62岁。至今，父亲离开我们整整26年了，如果健在的话，今年该是米寿。

1952年，18岁的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沙道观参加革命工作。他思想进步，努力工作，加文化滋润，很受器重，常被派往武汉、广州、郑州等地学习。后来组织上调他到沙市一个锻造厂工作，他担心到沙市后朱家老人没人照顾，就放弃了。拳拳孝心，朱家嘴作证。国家“精兵简政”，父亲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携妻带子转场到协力大队扎根务农。从此，我们一家大小的户口就从城镇居民划入了农村户口。1968年，父亲从采穴街头正式来到协力大队。他不会农活，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不得不重操旧业——打铁。父亲后来凭自己的聪明和勤奋，跨界自学柴油机修理，成了大队一名优秀的农机技术员，名噪一方。家大口阔，再加上祖父祖母多灾多病，累年下来，父母赚的工分养活不了全家，入不付出成了“超支户”。我家超支户的名声背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消户。超支成了负累，长兄因超支没读高中。参军体检合格，因超支没能走进军营。

年轻时，父亲爱酒。一次饮酒后在老竹床上着凉，没及时根治，加上打铁时与煤烟接触，得了严重的支气管哮喘。为治病，一家人到处求医，周边有名气点的医生都治过，不见好转。从30多岁一直咳呛到他走完人生的终点。他的一生是不幸的，上门做女婿改名换姓，精兵简政下乡种田，苦苦挣扎着寻求富裕，老天从未给他一个公平的待遇，但他忍了。朱家人善待他，朱家嘴村人善待他，让他的灵魂得于安慰。他虽然不出生在朱家嘴，但他的坟头上永远浸染着朱家嘴的墨汁。

今年清明，我和母亲来到朱家嘴，跟曾祖父母、祖父母以及父亲上了坟。看着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坟冢，我感到——

每一个村庄都有两个村庄

山上一个村庄，山下一个村庄

山上的村庄祖辈们一个挨着一个

山下的村庄是晚辈们一个跟着一个……

在我的记忆中，朱作春、候官凡、肖家耀、甘继英、甘长军、甘长江等是历任的村支书，他们为朱家嘴村的发展付出了心血与汗水。现在朱家嘴村的变化可大了，通向农田的都是水泥路，家家都盖起小洋房，村民住得比城里清静。村委会是全村最好最高的建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在老百姓心中口碑相传。家族的小兄弟朱玉云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他积极进取，带领全村人开新局、奔小康，让人欣喜。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艾青的诗，是一种文学的表达，是晶莹泪花折射出的原始遗风，是人们代代坚守的内凝力。方言是一种历史的符号，听到学大爹口口声声的朱家嘴方言，感到亲切和温暖。玉云弟骑着摩托车撵过来，也用非常地道的方言跟我说：“今天不能陪二哥喝酒，对不起！”这让我感到莫大的慰藉。这种精神的音符，与时代的口音融合，暗示了乡音的广远，悲怆与兴奋一起跳跃，看似单一的地方，原来竟是如此丰饶。

一位大家说：“人若在高山里长大，高山会使他的观点改变，融入他的血液之中……”同样，我在朱家嘴长大，朱家嘴也融入到我的血液。那熟悉的声音，悲悲喜喜，穿越我的身体，凌驾在行走的肉身上，风烟无痕。在睡眠深处，鲜花盛开，岁月静好，我将生长成为另一个自己，像是我自己切割了我的灵魂，畅游在南河里，拥有无尽的生命力。离开村庄的时候，学大爹反复叮嘱：多回来看看！看得出他是真诚的。我噙着泪花，启动引擎，脑子里回荡着——

当风吹过我耳旁

让我想起我的家乡

梦里回到那棵柳树旁

是我儿时戏耍的地方

当雨淋湿我脸庞

让我想起我的爹娘

想写一首妈妈怀里的诗

轻声诉说心里的衷肠

文/屈定国 图/陈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