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人

轩雅居主人

曾国藩和赵烈文的相术

上周和人谈起面相话题，言及人到中年，一个人的面相，就是TA半生为人处世的总结，那些显得比实际年纪要小的人，大多是真诚、阳光、善良的人，与之相处，脸上带笑，心里有光，如沐春风。古今中外，历来都是看脸的社会,拥有一张令人过目不忘的脸，是人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天赋之一。涉世之后，更加体会到面容英俊姣好的人，格外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求职从业婚恋，天然胜人一筹。可是相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环境和年龄的变化，颜值会逐渐消褪、逝去、永不回头。而面相却随着人的阅历、学识的增益和所处的生活环境、价值取向，呈现出不同的分野。

家里的书柜里刚好有一本传说为曾国藩面相的书—《冰鉴》，是中国古代相术流派中“书房派”的代表作。以前当作闲书翻过几页，那时候少年心性，总觉得似有谶纬之说。后来因为职业的原因，与奸佞狡诈、作奸犯科之徒屡次交手，才开始对相格之说有所感应。在体制内工作已三十年，感触渐深，内心龌龊阴暗的人无法平静坦荡的生活，心理的扭曲自然会映射在脸上，无时无刻不在察言观色、迎合躲闪、投机钻营。因此他们的市侩、猥琐、无情、奴性都会体现在面目、精神和举止上，相貌往往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加衰老、晦暗、丑陋。而那些有个性和原则，对工作专注，追求成就感和荣誉感，不愿意走歪门邪道的人，因为对名利、权力没有过分的贪欲，不屑于勾心斗角，蝇营狗苟，这样的人不管长得多么粗粝，自然而然的都有一种穿透人心的坚韧豁达，从容平静。用本地方言来形容叫抻敨（chentou）：意为体面、整洁、干净的意思。我更欣赏那种经历了大风大浪、用力诠释岁月后，却依然坦荡如原野，令人回味隽永的人，那样的人气质里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在人群中你一下就能感受到那种气场，就是我们常说的庄敬自强、正气凛然。 “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是曾国藩观察透视人的言行、表情和态度中所流露出的心理特征，再通过对世事人生的体验，总结归纳一个人的前途命运的方法，和现代科学中心理学和行为学的预测分析路径是一致的。

曾文正公作为晚清裱糊匠，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不仅挽狂澜于既倒，而且还为清廷网罗、培养了一大批人杰俊彦，如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沈葆桢等。这些人都成为晚清柱石，各有建树，名垂史册。曾国藩辨识人才的法门，被后世视为‌‌“相面术‌‌”。总结下来有三条：:一是功名看器宇；二是事业看精神；三是若要看条理，尽在言语中。器宇精神还是指外在的仪表气概、眉眼风范，而言值就需要后天不断的修炼。因此，曾国藩在家书中写到：“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古之精于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并日知所亡，时时“研几”，通过每一个细节来反省自己。 世上有许多事，只可了然于心，不可宣诸于笔。曾国藩不仅善于识人相面，对于时局变幻、政坛鼎革也有着精准的预测。

只不过这些惊世骇俗的谈话，被他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详细的记录下来。当时，太平天国之乱已经平定，洋务运动肇始，俨然一副中兴之相。曾国藩已经位极人臣，能够参与国家军机要务的讨论，除了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十三岁的同治皇帝，朝堂上诸位握有实权的军机大臣、内阁大臣都能近距离观察。同治三—八年间，日记中三次记载了曾国藩和赵烈文谈论君臣、朝局、国运的对话。对于辨识主君人臣的能力，曾是这样评价的：“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一女主临御而威断如此，亦罕见矣。”，把西太后慈禧的见识寻常却独断专横，刻画的淋漓尽致。接着又把朝廷军机大臣臧否了一番，“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则不满人口.....然才薄识短”可谓一针见血。他将所见所闻这些班子成员的品行、眼光、水平一一做了解析，得到的结论是“馀更碌碌，甚可忧耳”。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曾国藩忧心忡忡地向赵烈文描述了京中传来的坏消息，“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发出国贫不足为患，最怕民心涣散的末世之叹。赵烈文的回答则是振聋发聩：“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国藩作为朝廷重臣，未必有那么悲观，皱眉良久反问之“然则当南迁乎？”，似乎清廷还可以偏安一隅，不至于陆沉。赵烈文直指“创业太易”，满清因大明与闯贼鹬蚌相争，以区区十万之众下山摘桃得逞。得位后为统治数量众多的汉人而大开杀戒、诛戮太重，民众心生恐惧，即使后世人君有德行仍不足以弥补。何况满清统治中国所得到了回报已经远超大明王朝，只要高层抽心一烂，必然土崩瓦解，无可挽回。说到这里，曾国藩再无反驳，只有无尽的沉默。 赵烈文作为曾国藩最为倚重的幕僚，能和他私下里妄议这些江湖黑话，足见其见识、眼光的过人之处。他这番鞭辟入里的言论，直击要害，道出了清廷气数已尽的原因和结局。我想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可能还有些不足为外人言说的理由，让赵烈文早早做出了决断。赵烈文才干出众，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中立下大功，又有曾国藩这样的背景，理应得到朝廷重用。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时，带了八大金刚到直隶任职，其中之一就是赵烈文，可就是曾国藩保举，赵烈文在这个磁州知州的位置上足足等了三年，而且还是代理的。后来即使赵州知州的实缺位置空出来，还是留给了之前候补的存禄。当时的直隶官场，“州县吏治素不讲求，专尚应酬”，而且州府官吏往往为一肥缺相互到吏部控告，这些官场俗套让自命清高的赵烈文甚为不齿。

曾国藩死后，赵烈文不顾李鸿章的挽留，辞官回老家常熟。往后余生，倾尽毕生精力营建赵园—名曰能静居，迎娶如花美眷，藏于金石文字之中直到去世。赵园是他在1865年就买下开始修建的，前后历时22年，想必在那场惊世骇俗的预言之前，赵烈文就做好了退隐的打算，“这个烂泥潭里，老子不陪你们玩儿啦”。四十四年后，历史准确地见证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土崩瓦解，接踵而来，也是赵烈文所预言的长期“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中国自古以来讲究知人论世，在时代的洪流里，个人的努力真是微不足道。因此，孟子又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能不能看出墙是不是危墙，需要具有君子的眼光。

曾国藩和赵烈文这一对师徒密友，有着相同的逻辑和洞察力，但是在把握社会脉搏和历史大势的认知力上，赵烈文似乎更胜一筹。在处理天津教案之后，一生修身养气的曾文正公在“日夜望死，忧见宗庙之陨落”的心境中，身名俱灭，与世长辞。而赵烈文透过涤帅的只语片言和自己的亲身感受，断定清廷这个组织体系已经是穷途末路，没有任何改良的可能，因此辞官退隐，在如释重负后颐养天年，过着“虽万户侯不易”的隐居生活，直至善终。这样存乎一念的命运差距，说到底还是在世事洞明后，果断选择顺势而为的决心。这些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决定他们命运的并不是环境和压力，而是在环境和压力下做出的选择，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就是最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