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风骨之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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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仙逝，网上悼念他的文章铺天盖地，盛况空前。他被武大校友誉为“永远的校长”，这让我想起原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

1940年3月2日，贫病交加的蔡元培在香港的公寓摔了一跤，一个令人高山仰止的文化巨人就此倒下，三天后中国痛失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香港市民万人公祭。消息传回国内，举国哀悼，非沦陷区寄出的信件上，统一盖上特殊的邮戳“追悼蔡孑民先生纪念”。

国内几乎所有大报，无论何党何派，都发表了悼念蔡元培先生的挽联、悼词与评论，人们用的最多的两个词，一个是“楷模”，一个是“完人”。

北大校长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毛泽东高度赞美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如此哀荣备至，在中国漫长的二十世纪历史上，无人能出其右。

　　蔡元培，子孑民，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

他16岁中秀才，21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成为翰林院编修，30岁提倡新学，36岁参与建立光复会，次年并入同盟会，44岁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教育总长，48岁成为北京大学校长。

他上任之初，北大是一所乌烟瘴气的衙门学校。来此求学的多为官僚纨绔子弟，只为混张文凭，毕业之后，靠文凭升官发财。

在校园里，大家叫出身宦官家的公子叫老爷，公子们上课还带着听差，当时的北大被称为“官僚养成所”。

学生不仅迟到旷课成风，很多还是八大胡同的常客。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职典礼上发表演说“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大学生要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凡无学识，误人子弟之中外教员，一律开除，永不延聘！”

　　他的就职演讲振聋发聩，拉开了整肃北大校风和学风的序幕。

他以雷霆手段开除了两名长期旷课的学生和一名品行不端的外籍教师。

学生分别是大总统黎元洪的亲侄子和总理段祺瑞大管家徐树铮的外甥，教师是英法公使亲自指派的教员克德莱。

他这下捅了马蜂窝，不仅得了罪皇亲国戚，还得罪北洋政府都不敢惹的英法帝国。

克德莱气势汹汹找来英国公使朱尔典质问蔡元培，蔡元培并不买账，朱尔典就丢下一句：“看来你是不想当这个北大校长了！”蔡元培冷冷一笑，横眉冷对！

朱尔典就用外交手段向北洋政府施压，外交总长伍廷芳给蔡元培写了几封信，劝他向外国人低头。

蔡元培只回了一封，赫然写道：“本校辞退教员全是照规矩办事，丝毫没有什么不妥；要是克德莱想打官司，那就悉听尊便。”

蔡元培先生一身傲骨，顶天立地，宁折不弯。他在北大校长任上十年，请辞七次，一生请辞二十余次，皆因不愿“安眉折腰事权贵”。

　　蔡元培推行平民教育，打开校门，开放女禁，是蔡元培开风气之先的改革举措。

蔡元培改革招生制度，不看资格、出身，只注重学识、成绩。从1917年暑假起，连续3次招生，凡有同等学力的人都可报考，严格以成绩优劣为标准，择优录取，使贫寒、有志青年能进北大学习。

出身贫苦，建国后曾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杨晦回忆说：如果不是蔡先生改革了招生制度，我是不可能进入北大的。

蔡元培还实行开放式办学，当时校园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听课；二是图书馆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看书；三是食堂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吃饭；四是浴室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洗浴；五是体育场公开，大家都可以来锻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旁听生制度，使不少无缘进北大深造的旁听生成为了一代大家，他们中有丁玲、茅盾、沈从文、瞿秋白、曹靖华，还有湖南来的毛泽东。

他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招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大学生王兰，打破男女不同校的惯例，影响很快波及全国，很多学校效仿北大的做法，开始招收女学生。

　　他求贤若渴，不拘一格用人才，可谓唯才是举。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新青年》杂志的主编，蔡元培倾慕其才，欲揽至麾下。

他知道陈有晚睡迟起的习惯，就搬个凳子坐在门口等。可陈独秀根本就不想去北大教书，只想回上海继续办《新青年》。

蔡元培三顾茅庐，终于把陈独秀及《新青年》请进北大校园，并委以文科学长的重任。

1917年，只有23岁的梁漱溟听说蔡元培除弊革新的举措，就把发表的几篇论文寄给蔡元培，忐忑不安地请求到北大读书，因为他只有初中学历。

不料蔡元培读后大喜，竟把他聘为教授，后来成为一代大师。

鲁迅性格乖张、孤傲，向来以不合群著称。他与蔡元培的学术观点大相径庭，于是在《无花的蔷薇》中点名批评蔡元培，说自己和蔡元培气味不投，说蔡元培是小仁小义，而蔡元培并不生气。

后鲁迅在北大被北洋政府裁掉，生活极为窘迫，蔡元培知道了，又聘任他做中华民国大学院特约著作员，每月不用上班，给300块大洋。

蔡元培的心胸与气度的确非常人能比，陈独秀盛赞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当时的北大，群星璀璨，大师辈出，有西装革履的留洋博士胡适，也有穿长衫、拖长辫的怪杰辜鸿铭；有大谈民主、自由的陈独秀，也有向往魏晋风流，深谙魏晋玄学的刘师培；有大力提倡白话文的钱玄同，也有誓死捍卫古汉语的国学大师黄侃；有横眉冷对的鲁迅，也有敢骂袁世凯的章士钊。

蔡元培兼容并包，北大既有激进的《新青年》杂志，也有守旧的杂志《国故》，使得北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新旧思想交锋，东西文化碰撞，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至此，北大一跃成为中国的学术重镇、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莘莘学子心中的圣殿。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爱国学生上街游行，北大有20名学生被抓。

得知这一消息，蔡元培从5月4日一直没合眼，八方奔走营救学生到5月7日。他甚至坐在警察厅不走，并放了狠话：“要治罪，治我一个人罪好了！”

他愿意用消瘦的身体，为手无寸铁的学生提供避难所。有如此担当的校长，全天下恐怕也只有蔡先生一人了吧！

当学生被营救出来，蔡元培立即向北洋政府提出辞职！

　　北京各高校为挽留蔡元培，集体罢课伸援：“蔡先生如一日不回，我们就一日不开课。蔡先生不留任，北大全体教职员一起辞职！”

蔡先生在教育界同仁心中的地位与分量由此可见一斑！

蔡元培被誉为“完人”与“楷模”，除了一身正气，还与他的两袖清风有关。

他生前曾任国府委员、监察院院长、首任教育总长、中研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等多重职务，可谓“位高权重”。

但去世时却无一分遗产，清贫如洗。甚至连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同仁帮忙众筹。他清贫得让人落泪，清贫得让人肃然起敬！

美国大哲学家杜威说：“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人。”

梁漱溟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冯友兰叹道：“大学早已遍天下，世间再无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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