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典故：《感恩图报》

锐 知

感恩图报

（gǎn ēn tú bào）

典源解释：

感：感激;恩：恩惠;图：图谋;报：报答。感激别人的恩惠而设法报答。

典源出处：

宋·曾巩《上欧阳舍人书》：“其追睎祖 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 ， 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 。其感与报 ，宜若何而图之？”

译文：

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赐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成语典故】：

春秋时期，吴国的大将军伍子胥(xū)带领士兵要去攻打郑国。郑国的国君郑定公说:“谁能让伍子胥把士兵带回去，不再攻打我国，我一定重赏他！”可惜一连三天都没人想出好办法。

　到了第四天早上，一个年轻的渔夫跑来找郑定公说:“我有办法让伍子胥不来攻打郑国。”郑定公一听，马上问道:“你需要多少士兵和马车？”渔夫摇摇头说:“我不要那些，也不用食物，我只用我这根划船的桨。” 　　说完，渔夫便跑到吴国的兵营找伍子胥。他一边唱着歌，一边敲打着船桨。伍子胥看到后，问渔夫:“年轻人，你是谁啊？”渔夫回答道:“你没看到我手里的船桨吗？当年我父亲就是用这根船桨救了你啊。”伍子胥想了想，便说:“我想起来了，以前我逃难的时候，一位渔夫救了我，我一直想报答他呢，原来你就是他的儿子。你怎么在这里呢？”渔夫说:“还不是因为你们要来攻打我们。郑定公说谁能让你们退兵，他就重赏谁。希望伍将军看在我死去的父亲救过您的面上，就不要攻打我们了。”伍子胥感叹一声，说:“是你父亲救了我，我才能当上大将军的。好吧，这个恩情我一定会报答的。”说完，伍子胥就下令撤兵回国了。

【成语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草木知威”的成语。这个成语出自《庄子·人间世》中的一则故事。据记载，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名叫颜回的贤士，受命前往齐国求学，路过一座山时，他发现山上的草木都是弯曲向一个方向的。他想：这些草木一定是被风吹弯的。但在仔细观察后，他发现了一个隐含的道理：这些草木向同一个方向弯曲，是因为它们都在向高山低头，表示对高山的敬畏和尊敬。颜回因此被这些草木深深感动，于是写下了“草木知威”的名言，表达了他对于自然万物的敬畏和珍视之情。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报恩以德”的成语。这个成语来自《庄子·外篇》中的一则故事。故事讲述了一个孝子的故事。这个孝子的名字叫吴起，他的父亲生病后，他前往郊外寻找灵草，希望拯救父亲的性命。但是在路上，他被一只野狗追赶。吴起本可以杀死野狗，却因为野狗的落泊而心生怜悯，于是他放过了野狗。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他的父亲最终痊愈了。几年后，吴起参军，战场上他被俘，被囚禁在敌方营地内。这时，一只受伤的野狗出现了，他帮助吴起逃脱了被斩首的

命运。吴起感激之余，也将自己的“报恩以德”的思想落实到了行动中，他在与敌方的战斗中，采取“浇灌芝兰”的策略，以情感化敌人，最终化解了他们之间的冲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感恩不仅仅是回报，更是一种赋予生命的意义。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千里送鹅毛”的成语。这个成语来自《淮南子》中的一则故事。故事讲述了卫国大夫季札三次劝说大夫攻打楚国的故事。当季札带着他的仆人穿越千里远征时，想送给一位孔门高徒一根鹅毛，以示对他高妙思想的尊重和谢意。但季札的仆人却对这样的行为不屑一顾，认为自己的主人是如此深入名门大学，不必再向别人表示敬意。孔门高徒为了引导季札的仆人明白这种

谦逊的态度，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个人送了一位渔翁一根鱼钩，终于迎来了一位大渔汉的嘱咐，从此开始了他的渔业生涯。孔门高徒用这个故事告诉他们，送鹅毛虽然非常微小，但是慷慨积善的精神却会提升人们的情感境界和品格修养。

【经典荐读】：

《上欧阳舍人书》

宋·曾巩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

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译 文：

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赐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

　　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积极建立功业；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赐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我又进一步想到象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不经见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赐，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

　　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

【创作背景】：

曾巩自幼仰慕欧阳修的道德文章，将其与韩愈相提并论，并从二十岁起与欧阳修建立亲密的师徒关系1。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曾巩请欧阳修为祖父曾致尧撰写墓碑铭，欧阳修完成《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后，曾巩于庆历七年（1047年）写信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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