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里的海浪声

枫叶（谢勇泉）

　　十九岁那年，我的世界被局限在那个小小的村子里，辍学在家的我，宛如一粒被风遗忘的稻谷壳，在命运的边缘徘徊，飘不出村子，也难以真正扎根土地。

家中没有电视，更别提手机，唯有那台老掉牙的“飞乐”牌收音机，它就像我窥向外界的唯一舷窗。旋钮松垮，外壳裂着缝，却承载着我对外面世界的全部渴望。每天午后，我总会把音量拧到最低，贴着喇叭，静静聆听中央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那是我与现实世界微弱的连接。而傍晚时分，我会偷偷将指针滑向另一侧，在嘈杂的电流声中，捕捉那一口带着海水咸湿的软绵国语——“亲爱的大陆同胞，这里是自由中国之声……”

　　那声音仿佛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却又似带着魔力，将另一个世界描绘得如梦幻般美好，充满了金粉般的诱惑：台北的霓虹闪烁，高雄的港口繁忙，还有那令人向往的农民补贴、学生牛奶……我常常蹲在灶房，把音量调到仅能听见的刻度，心随着广播里的鼓点急速跳动。屋外，母亲用铁勺刮锅的声音尖锐刺耳，火星四溅，而米缸见底，糠袋空空，我的肚子也咕咕作响，像是一场不合时宜的二重奏。那一刻，我才深刻明白，“饥饿”不仅仅是胃的空洞，更是对远方那无法言说的渴望在心底肆虐。

1972年腊月，我狠下心从房屋的后墙挖出一根横梁卖了，怀揣着忐忑与期待，来到嘉兴火车站，从边门潜入，坐上了去福州的46次硬座车。火车一路疾驰，穿过浙南连绵的群山，隧道一个接一个，黑暗与光明在车窗上交替闪烁，恰似我心里忽闪忽灭的勇气。到厦门时，已是第三日清晨，海面笼罩着一层薄雾，远处的小金门宛如一条暗灰色的脊背，隐隐约约。我挤上开往晋江的公交，一路上紧紧攥着帆布包，掌心满是汗水。包里装着十斤全国粮票、一件补丁最少的衬衫，还有一张被汗水浸得发皱的地图——那是我在图书馆精心抄下的，上面标注着“最近距离三公里”。

码头的腥风扑面而来，渔船的马达声如巨兽喘息。我挨条船询问，嗓音被海风吹嘶哑。终于，一位戴斗笠的老渔民把我拉进舱里，递来一碗浑浊的姜片茶。“后生仔，现在过不去啰。”他抬手朝远处一指，“那边有炮，机关枪顶着，见黑影就扫。”他说话时，眼睛眯成一条缝，仿佛在讲述一个早已翻篇的旧故事。舱底晃荡的海水反射出我苍白的脸，那一刻，我仿佛听见收音机里那口软绵的国语被真实的海浪无情击碎，碎片如针般割得心口生疼。老渔民把碗底的姜片捞给我，“嚼一嚼，驱寒，也驱胡思乱想。”

　　回家的夜车格外空旷，我蜷缩在座椅最后一排，把脸埋进臂弯。车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冷，照得田野一片惨白。我不禁想起父亲咳嗽声不断的冬夜，母亲把最后三个“糠塌饼”塞进我的帆布包里的情景；想起自己偷偷在课本背面写下的“台湾”两个字；想起海浪里那条三公里的灰线，它仿佛比我的一生还要漫长。列车长查验车票时，在旅客的帮助下，我慌乱地躲进了坐位底下。

回到村里，我收起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老老实实扛起锄头。春种秋收，土地依旧吝啬，但我不再怨恨它。夜里，我把收音机放回床头的破木箱，旋钮依旧松动，却不再旋向那片充满诱惑的海。1984年，村里的“活动房”销售生意火爆起来。我辞去代课老师的工作，跟着别人去闯码头。当我凭借努力赚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时，满心欢喜地给家里买了二十斤五花肉，给父母买了新衣新鞋，也给自己买了双高帮胶底鞋。1988年，我拉着村里两个伙伴，用全部积蓄加贷款，开起了“金光活动房厂”，后来又合资开办了“南洋彩钢板公司”。2003年，我独资办起“永前彩板钢构厂”。第一块彩钢板出产时，钢板的铁屑像滚烫的麦芒飞溅，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接，掌心被烫出月牙形的疤，可那一刻，我却笑得比任何一次都响亮。

再后来，订单从省内拓展到省外，还打进了上海大市场，厂房不断扩建；女儿出生、长大，考上大学；岁月流转，我花白的头发映在办公室的玻璃窗上，宛如一场延迟上映的老电影。去年冬天，我终于有机会去连云港看海。渡轮平稳地犁开浪花，远处的海岛灰蒙蒙一片。我把身体贴在栏杆上，有人大喊：“那是什么岛？”我蹲下来，像当年老渔民一样，指着海面说：“那是我曾经的远方。”那人转身去追寻海鸥，留下一串咯咯声，很快被海风带走。我望着海天相接处出神……

　　如今，我的厂房早已被拆迁，那台收音机也不知去向。我在庭院里种了一大片月季，花开时，宛如给过去点了一个大大的赞，绚烂而又带着回忆的温度。清晨，我搬一把椅子，坐在花间读《庄子》，阳光穿过花瓣，影子落在书页上，恰似一行行褪色的电报。有时风把远处的汽笛声送来，我会抬头，却不再分辨方向。我知道，海峡依旧宽阔，海浪依旧重复着昨日的节拍，而我已不再需要偷渡——我早已在自己的土地上，悄悄登陆了一生最辽阔的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