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花开

Annabaker

　　小时候，“上岸”是一张被泪水浸染又风干的试卷。五岁那年，我攥着外婆塞的半块硬糖，懵懂告别她家烟囱里飘出的、裹着饭菜香的炊烟，被命运轻轻一推，落在了父亲血脉的源头——爷爷家青灰瓦的屋檐下。故园田埂上温软的泥土气息还沾在鞋底，异乡的沉默冷眼与童伴们带着嘲弄的哄笑，就像一场猝不及防的寒霜，悄悄漫过衣角。他们总在放学路上故意撞歪我的书包，把“丫头片子读书有啥用”的话丢在风里，我便躲进柴房，把试卷铺在膝盖上，借着漏进来的微光一遍遍地写——那薄薄的纸页，是我能抓住的唯一浮木，载着我往远处那点“考上大学”的光亮划去，那是当时唯一能看见的、像岸一样的希望。

长大后，“上岸”是一纸墨迹犹新的聘书。当我终于背着行囊，从山坳里那间漏雨的教室走出来，以“金凤凰”的名头，把名字落在城市示范学校的教师名单上时，这张印着红章的信笺，像一块稳稳的石头，让我觉得“安稳”终于落了地。故乡在火车窗外慢慢缩成地图上一个模糊的墨点，而眼前的讲台，铺展成了一片绿意盎然的疆场。我握着粉笔，把知识点揉进故事里讲给学生听，作业本上的红批写了一本又一本，三十载春秋就在黑板的粉尘与孩子们的笑声里静静淌过。我以为这份勤勉的深耕、这份不争不抢的淡泊，就是我稳稳踏上的岸，足够承托往后所有的安稳与荣光。那时的我还不知道，有些岸，其实只是水面上的幻影。

后来啊，“上岸”竟幻化成一叠沉默而冰冷的证明文件。当退休的钟声在走廊尽头隐约响起，我攥着那叠记满教学成果的材料，却在领导以权谋私的权衡间，眼睁睁看着“晋级资格”这几个字，碎成了晋级阶梯下无人理会的齑粉。半生心血浇灌出的桃李芬芳，此刻像被蒙上了灰，竟诡异地变成了一种“原罪”——仿佛我这些年只知埋头教书，本身就是对某些“规则”的冒犯。我把房产证、存折、车本整齐叠在抽屉里，指尖触到的纸页薄得发飘，这些世人眼里“踏实”的象征，却没给我半分安稳。我在各种需要签字的表格上写下名字，笔杆捏得指节发酸，抬头望向窗外，却看不清“幸福”该停泊在哪个方向。物质的岸标明明就在眼前，我的灵魂却还在一片无依的深流里，轻轻漂浮着。

而如今，真正的上岸，竟是一支无需执照的笔，在夕阳熔金的光影里重新有了重量。如火如荼的“夕阳红”文化浪潮涌过来，像一双温暖的手，轻轻把我从“价值被否定”的冰冷漩涡里拉了出来。老年人活动中心记者站的门一推开，满室的热闹便裹着墨香扑过来——上个月某周一的二楼会议室里，记者站站长黄荣初正站在长形办公桌尽头，手里举着厚厚一叠策划案，声音洪亮地和大家讨论：“咱们下个月要做‘学委会第一届文艺汇演’专题，得把舞蹈队的排练、罗静老师的作曲都拍进去，还要采访几位老学员，把他们‘老有所乐’的劲儿写透！”他说着，还从包里掏出几张手写的采访提纲，分发给每个人，纸页上密密麻麻的批注，都是他提前琢磨好的细节。

　　桌旁围着熟悉的身影：学委会会长蔡正红低着头，对照黄站长给的提纲，把自己负责的各种活动信息理得整整有条；周素英副会长戴着老花镜，捧着刚打印好的稿件，一个字一个字地核对标点，时不时抬头和黄站长确认表述；舞蹈学会会长李成华端着热茶走过来时，袖口还沾着排练舞衣上的金粉亮片，笑着对黄站长说：“您放心，下周排练我提前通知，保证让记者们拍到最精彩的片段！”学委会副主席罗静坐在桌角，手里捧着五线谱本子，轻轻哼着刚写的调子，黄站长路过时还停下来听了两句，点头称赞：“这旋律有劲儿，正好配才艺展的专题，咱们后续可以做个‘音乐故事’小栏目！”

我刚在椅子上坐定，蔡会长就拿着一叠稿纸凑过来，指着“退休生活随笔”的标题笑：“你说咱们这些事儿，写出来真有人看吗？无非是今天学画画、明天练书法的日常。”我接过稿纸，指尖碰到纸页的温度，忽然就想起当年躲在柴房哭着改错题的自己，想起退休时看着晋级名单、眼眶发红却不敢掉泪的夜晚。周姐姐听见了，伸手拍了拍我的手背，掌心的温度传过来：“傻妞，哪有平淡的故事？你看这纸上的每个字，都藏着咱们不服老的劲儿，这就是光啊！”黄站长也走过来，笑着补充：“咱们做报道，就是要把这些‘光’挖出来、传出去，让更多人看见银龄人的精彩——这也是咱们为夕阳红文化建设添砖加瓦的意义嘛！”罗静也停下哼唱，跟着点头：“我给舞蹈队写伴奏曲时，就爱把这些小坚持写进旋律里，比那些华丽的调子动人多了——你听，这都是咱们日子里的声音。”

那天下午，我们围着长桌聊了好久。李成华会长说，她刚组建舞蹈队时，队员们大多没基础，为了编排一支献礼建党的舞蹈，她带着大家在排练厅里抠了半个月动作，膝盖贴满膏药，蹲下去都疼得龇牙，却没人说要放弃；蔡姐提起第一次上台嗨歌，站在台上看见台下黑压压的人，声音都发颤，是周姐在第一排悄悄比了个“加油”的手势，才让她慢慢找回了声音；罗静说，为了给社区重阳节晚会写合唱词，她连着几天去公园坐着，听老人们聊天，把“想给孙子织件软毛衣”“盼着老伙计们多聚聚”这些家常话揉进歌词里，唱的时候，台下好多人都红了眼；黄站长也分享了自己的想法，说之后要组织大家去社区采访，把更多普通银龄人的生活故事记录下来，让夕阳红文化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我握着笔，把这些细碎的、带着温度的故事一一记下，窗外的紫荆花被风轻轻吹进来，花瓣粉紫相间，落在稿纸上，像给这些银龄故事盖了枚温柔的邮戳。

　　当笔尖再次划开生活的流深静水，把这些不甘沉沦的暮年故事写下来时，我忽然发现，那久违的、只属于“我”的璀璨光华，正在这些文字里慢慢亮起来——原来我不是在“记录”别人，而是在罗静副主席的带领下，和大家一起，打捞彼此生命里的光，为夕阳红文化建设添上自己的一块砖。真正的上岸，从来不是找到一块别人定义的“陆地”，而是让心在自己热爱的事物里扎下根；岸也从来不在遥远的别处——当我不再执着于向外界索求“认可”的通行证，当我的价值能在笔尖流淌、能温暖到别人，还能为一份有意义的事业出份力时，幸福就悄悄停泊在了我自己的心里。

此刻再翻开那本封皮已磨出软边的采访本，纸页间还夹着那天落下的紫荆花，花瓣边缘晕着淡淡的夕阳粉。第一页记着蔡姐朗诵时攥皱的手稿片段，字缝里有她标注的“重音”符号；中间夹着罗静写曲的五线谱，空白处画着小小的紫荆花苞；最后几页贴着舞蹈队排练的照片，李成华会长膝盖上的膏药隐约可见，笑容却比舞台灯光还亮。指尖拂过这些带着温度的痕迹，我终于明白，此心安处，恰是彼岸花开的地方。那些曾在柴房里浸湿试卷的泪、退休时憋回眼眶的酸，都成了心灵沃土上的养分，让过往的苦涩慢慢舒展成今日的温柔——就像采访本里那片紫荆花旁，不知何时夹着的、罗静送的干花束，轻轻一捻，还能闻到岁月酿成的、清甜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