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李士达《休屠湖感兴》诗

大河沧桑

李士达将军绘图

边塞诗魂的千年回响

——评李士达《休屠湖感兴》的时空意境

李玉寿

休屠湖感兴

镇番 李士达

休屠湖畔牧声悲，

羌管悠悠草色微。

汉月犹悬秦时垒，

胡尘已没唐年碑。

风嘶石马阴山动，

霜冷金人夜帐欷。

千载兴亡谁记取？

沙头白雁又南飞。

李士达其人

李士达何许人？我在拙作《民勤家谱丛稿》里面为其家族数十人作传，其中士达传如下：

李士达，李志奴十二世孙，祖籍广东潮阳县人，洪武元年归附从军，永乐三年改拔镇番卫左所军。祖养中，父枝秀，皆邑中名士。达字通庵，质直尚武，力能举百钧。初为凉州镇标校尉。康熙十五年，王辅臣叛，士达从振武将军孙思克出征，为前驱。会黄河桥断，士达率兵由蔡家口跨皮筏夜渡。次南岸，清军仅二百人。平明周环，悉皆贼垒。士达奋戈先登，从者继之，连战连捷。由是威名大振，孙思克疏荐为守戎。

十九年，吴三桂伪将潭洪、彭士亨据川东，士达复从振武将军为前敌，进攻灵鹫寨。峭壁深堑，攻战难施。士达献计，率精锐三百人，缘小径出其后，首尾夹击。贼兵大乱，相蹂躏死者无算。川东既平，继欲进兵滇南。以餽运艰难，遂班师还。事闻叙功，授提标前营游击。嗣黑山湖彝犯顺，士达奉孙将军思克命率兵驱之。敌遥望旌旗即惊曰：“黑面将军来也。”鼠窜而遁。

康熙三十年夷博吉降叛无常，圣祖声其罪于归化城，博吉违命西遁，遂命凉州总兵柯彩讨之。本营参将张文辉，守备田几亿，千总吴兆㷂，率官兵与甘肃凉永各标游击李士达等，合兵征剿于西边外之昌宁湖，部夷诛戮殆尽，一时力战人员首推镇邑官兵。

先是，闰七月丙辰，总督格思特奏报：总兵官柯彩出边，剿杀厄鲁特。格思特奏言：甘肃总兵官柯彩呈称：副将陈祚昌等，奉差哨探，至昌宁湖，见庐帐五百余幕，不知蒙古人数。职即调集官兵出边征剿，济农之弟博吉遣格隆等数人来见，言：“我博吉乃善人，并不敢背负皇恩，欲假道以诣南山。如不遣往，请在昌宁湖牧马。”职言：“汝既云不负皇恩，当遵圣旨，护送汝等至归化城。”答以“我牲畜皆疲，决不能往。”职查奸彝博吉，借名牧马，缓我军机，密通西海诸蒙古，以相救援。今欲往西海，其情显然矣。若不剿除，终为后患。一面将来差格隆监禁，一面报臣。又据总兵官报：博吉所屯昌宁湖，乃边外野地，离边一百二十余里，甚为辽阔。且林木茂密，易于藏匿。必四路进剿，乃可灭此狡寇。随遣提标前营游击李士达等，率官兵一千，从南方路入。本标左营游击常应龙等，率官兵八百，从东南方路入。本标后营游击杜思顺等，率官兵八百，从西北方路入。镇番参将张文辉等，率官兵四百，从东北方路入。职与钦差员外郎二郎保，居中督剿，分头前进。蒙古放枪迎敌，我官兵奋勇力战，大败蒙古，杀五百余，获伤者甚多，生擒蒙古十五人。博吉入林遁走。又随遣官兵踪扑杀，追百余里。天晚昏黑，不可深入，收兵回营。所获蒙古牲畜器械无算。其前监禁蒙古额林辰索诺木者，乃博吉之亲弟亲子。格隆者，乃亲信之喇嘛。是以并生擒蒙古，俱行斩讫。

查博吉乃济农之弟，在贺兰山三百里中卫边外牧马，济农逃遁时，不及同去，即往昌宁湖。见我官兵有备，自揣难脱，是以遣其子弟格隆，缓我军机，以冀潜逃。

敉平奏闻，得旨：总兵官柯彩出边筹画，遣发官兵，分头前进，剿杀厄鲁特人众，可嘉。在事人员，着议叙以闻。

三十五年，圣祖召见士达于瀛台，命士达射，连中三的，甚嘉之，特简为天津总兵。未赴任，调古北口总兵，旋调甘肃镇总兵官都督府。康熙三十六年，王师征葛尔丹，命士达率兵出剿。时，士达卧疾且笃，振武将军欲疏留之。士达词气益壮，云：“皇恩高厚，王事艰钜，身死何恤？”遂带病出塞。行至希呢兀素，士达遂卒。生平斩获甚众，兼勇而多力，故当时以虎痴目之。弟士祥，肃州镇千总，扶士达柩归里。诏赐祭葬，封荣禄大夫。

一一李玉寿《民勤家谱丛稿·李士达传》

诗作产生的时代背景

李诗当作于康𤋮三十年前后，此间诗作者协同凉永镇官兵征剿蒙古贵族博吉于昌宁湖，自然联想到休屠湖的历史过往。在解读这首诗之前，有必要对诗作产生的时代背景作一简要介绍。

我们知道，清初对蒙古的政策许多方面仍然延续明朝的做法，但核心策略已从单纯的排挤清除转向了更具系统性和灵活性的治理体系，其对蒙古的排挤，主要体现在对其各部的分而治之，通过划定旗界、限制会盟和人口流动，削弱其联合能力。这与明朝后期试图通过经济手段（如互市）拉拢某些部族有相似之处。然而，清朝的排挤并非孤立行为，而是与联姻、封爵、推崇藏传佛教等怀柔手段紧密结合，形成了“恩威并施”的完整策略，这与明朝策略的单一性和局限性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清朝的成功在于其政策超越了排挤，转向了深度的“融合”与“整合”。通过联姻与满蒙贵族结成血缘联盟，通过宗教政策获得精神认同，通过盟旗制度实现行政管辖。这种全方位的治理体系，有效消除了蒙古作为统一威胁的可能，使其成为清朝统治的重要支柱。

相比之下，明朝的“排挤”更多是防御性的被动反应，缺乏清朝那种主动构建帝国秩序的政治智慧和执行力。李士达参与的昌宁湖征剿行动，正是上述“整合”过程中的一个节环，部分诠释了清廷通过军事威慑与政治怀柔相结合的策略，将蒙古部落逐步纳入大一统帝国框架的深层逻辑。

对李诗的肤浅解读

“休屠湖”古称“休屠泽”，西汉时匈奴休屠王驻牧于此故名，后渐音变为“青土湖”。

诗作以“休屠湖畔牧声悲，羌管悠悠草色微”起兴，以声画交织的笔法，勾勒出边塞的苍凉画卷。羌管哀鸣与牧歌悲怆形成复调，草色微茫间透露出生态的脆弱。这种“声景交融”的技法，既延续了《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比兴传统，又暗合王维“大漠孤烟直”的时空压缩感。诗中“休屠”二字尤为精妙，既指代匈奴休屠王故地，又暗含“休屠”（停止屠戮）的和平期许，为全诗奠定历史沉思的基调。

颔联“汉月犹悬秦时垒，胡尘已没唐年碑”堪称全诗诗眼，通过秦垒-汉月-唐碑-胡尘的时空蒙太奇，构建起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月光作为永恒见证者，照亮秦代烽燧的夯土痕迹；而风沙却已漫漶唐代碑文，这种“永恒与消逝”的悖论，恰似陈子昂"前不见古人"的时空喟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胡尘”意象的双重性：既指代游牧民族的马蹄扬尘，又暗喻历史烟云的遮蔽力量，与李白“明月出天山”的边塞想象形成互文。

颈联“风嘶石马阴山动，霜冷金人夜帐欷”，将历史具象化为可感的物质存在。石马嘶风既是对霍去病“马踏匈奴”雕塑的想象性激活，又暗合李贺“男儿何不带吴钩”的尚武精神；金人夜帐的霜冷意象，则让人联想到李益“伏波惟愿裹尸还”的悲壮。这种物象-历史-情感的三重编码，使边塞诗从地理空间升华为精神空间。诗中“阴山动”的夸张手法，与岑参“轮台九月风夜吼”的声效描写异曲同工。

尾句“千载兴亡谁记取？沙头白雁又南飞”以问句收束，将历史沉思转化为存在主义追问。白雁南飞的物候现象，既是对张若虚“江畔何人初见月”的遥远回应，又暗含“历史循环论”的悲观认知。这种雁阵-人世的意象对照，与王勃“雁阵惊寒”的意境形成跨越时空的共鸣。尾联的留白艺术，恰似唐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追求。

李诗的思想意义与艺术特色

该诗在"景-情-史-理"的递进中，完成了对传统边塞诗学的创造性转化。从《诗经》的戍卒之怨到盛唐的豪迈气概，再到晚唐的冷峻反思，这首诗恰似一部微缩的边塞诗史。其"以物证史"的创作手法，与杜甫"国破山河在"的史诗笔法一脉相承，而"白雁南飞"的意象选择，又体现出对李商隐"锦瑟无端五十弦"的象征传统的继承。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重读这首《休屠湖感兴》，我们不仅能感受到"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历史苍茫，更能体悟到"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层意蕴。诗中"胡尘已没唐年碑"的警示，与当下文明冲突的现实形成奇妙对话；而“千载兴亡”与“沙头白雁”的时空对照，抒发了对历史兴亡的深刻感慨与个人漂泊的孤寂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