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悲喜照进生活

雪冰

下雪天，读了《悲欣交集》与《悲喜同源》两本书。前者出版于2015年，辑录一代高僧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人生悟语，如“夏花般耀眼，明月般清凉”。后者于2023年问世，是作曲家陈其钢“首部个人自传”，以第一视角回溯其跨越中法的跌宕生涯。两本书，犹如时光双镜，映照出在不同激荡时代下，两位艺术家对生命悲喜本质的终极叩问。

弘一法师的“悲欣交集”诞生于1942年泉州温陵养老院。临终前七日绝食，诵《普贤行愿品》不辍，最终以“见观经”自注，将生死化作“悲悯众生沉沦”与“欣庆往生极乐”的交响。叶圣陶评其“悲天悯人，欣然解脱”，恰如《金刚经》所言“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陈其钢的“悲喜同源”始于2012年爱子车祸离世。他遂隐居遂昌躬耕书院，以肺病之躯创作《悲喜同源》协奏曲，将丧子之恸谱为“哀而不伤”的乐章。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言：“理想实现后的痛苦，恰是艺术升华的契机。”这种将个体苦难升华为普世共鸣的勇气，恰似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史家精神。

弘一的“悲欣”是禅宗“不二法门”的具象化——悲悯与解脱本无差别，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他临终前嘱托弟子为蚂蚁置水碗，正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终极实践。

而陈其钢的“同源”则是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现世探索：在失去独子后，他选择以音乐教育山区孩童，将私痛转化为公义。二者殊途同归，印证《周易》“穷则变，变则通”的哲理。

弘一生逢清末民初，从“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才子到“晚晴老人”，其“悲欣”是对乱世的超脱；陈其钢历经文革、改革开放与全球化浪潮，其“同源”是对现代性焦虑的回应。正如钱钟书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两位跨越时空的文人，皆在时代裂变中以悲喜为舟，完成精神摆渡。

弘一法师临终前拒绝用药，以“不贪生、不怕死”的决绝践行佛法；陈其钢确诊癌症后，仍坚持创作，在《悲喜同源》手稿上留下斑驳血迹。前者如陶渊明“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后者似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同的选择背后，是东方“向死而生”与西方“向光而行”的精神对话。

两本书都写“悲”，但味道不一样。弘一的“悲”，更像是一种俯瞰众生的怜悯，像下雨天看着窗外行色匆匆的路人，心里升起的那种淡淡的哀愁。而陈其钢的“悲”，是切肤之痛，是怀里抱着儿子冰冷的身体时，那种天塌地陷的真实感。前者是哲学的，后者是血肉的。

他们的“喜”也迥异。弘一法师的喜悦，是“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圆满，是一种修行得道后的宁静。陈老师的喜，则复杂得多。比如他写《我和你》获得成功时的欣慰，但字里行间又夹杂着“要是儿子能看见多好”的苦涩。他的喜，从来不是单纯的甜。

弘一的绝笔书法枯笔飞白，如老僧入定，墨色中透出“悲欣”的永恒性；陈其钢的《悲喜同源》协奏曲以古琴曲《阳关三叠》为基，小提琴的哀婉与交响乐的壮阔交织，恰似李商隐“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诗意重构。二者皆证明：艺术的终极价值在于将个体苦难淬炼为人类共情。

弘一法师视生死如“花开花落”，其“悲欣”是对无常的接纳；陈其钢在《悲喜同源》中写道：“失去是另一种获得。”这让人想起苏轼“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豁达。但法师的“交集”是顿悟后的寂灭，钢爷的“同源”是挣扎后的新生，恰似禅宗“顿渐之争”的现世映照。

在“内卷”与“躺平”撕裂的当下，《悲欣交集》启示我们：真正的安宁来自对无常的接纳；《悲喜同源》则告诉我们：痛苦可以转化为创造的力量。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言：“真正的希望诞生于绝望的深渊。”两位大师用一生证明：悲喜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生命圆融的太极。

读完全书，再回头看书名，我才恍然大悟。“悲欣交集”说的是两种情绪的状态，像两条线，会在生命的某个点交汇。而“悲喜同源”更狠，它直接说，悲和喜这看似对立的两面，根本就是从同一个根里长出来的。没有极度的爱，哪来刻骨的悲？这大概就是陈老师想说的“同源”吧。

这两本书像两道闪电，照亮了我自己生活中一些模糊的角落。我也经历过亲人的离去，也体会过努力付诸东流的沮丧。以前总觉得，快乐是好的，悲伤是坏的，要尽快赶走坏情绪。但现在我有点明白了，悲伤不是需要驱逐的敌人，它是我爱过、在乎过的证据。

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修行者，只是个普通人。但这两本书给了我一个很实在的启发：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悲喜交加的修行。 弘一法师在青灯古佛前修行，陈其钢老师在音符和思念里修行，而我，或许可以在每一天的平凡日子里修行——认真地高兴，也认真地难过，然后继续往前走。

合上书页，窗外雪花飞舞。在这个价值虚无的时代，两书如北斗双星，指引我们：不必执着于非此即彼的评判，只需在悲喜交织中保持生命的张力。悲喜同源，不是妥协的产物，而是对生命复杂性的最高礼赞。愿我们都能在艺术的回响与禅宗的静默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悲欣同源”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