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执政意识(1）

洪老师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江泽民同志如是说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毛泽东一直是执政党的领袖。在此期间，毛泽东的执政建设及其执政活动涉及各个领域、方方面面。本文以多方位视角、真实丰富的史料，力求系统准确地对毛泽东的执政意识予以客观归类和分析

赶考意识

1949年3月23日，是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对周恩来及周围的人说：“我们是进京赶考，希望考个好成绩，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饱读诗书的毛泽东并非这一天才想到李自成。早在1944年5月30日，仍在延安的他就在共产党高级干部会议上专门印发了《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的主角正是李自成。《甲申三百年祭》分析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推翻明朝后，不到41天便归于失败的过程和原因。以史为鉴，感慨万千的毛泽东要求大家：“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建国之初，年轻的共和国和刚刚执政的共产党面临着诸多考验。在军事上，人民解放战争虽已取得基本胜利，但并未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区，国民党溃逃时留下的大批残余力量与当地恶霸势力勾结，以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对抗人民政权。在经济上，新中国继承的是一个十分落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能否制止恶性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稳定经济形势、恢复生产，从而在经济上乃至政治上站稳脚跟，在当时是比进军和剿匪更为困难的严峻考验。在国际上，妄图称霸全球的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否在同美帝国主义的较量中取得胜利，又是一项严峻考验。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自身也面临着新的更大考验：这不仅是在全新任务面前要排除万难学会新本领，更关键的是在进入大城市执掌政权、从事和平建设的历史条件下，党能否在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中，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坚守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被权力地位和资产阶级的捧场所腐蚀

总之，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站稳脚跟？中国共产党能否管好国家？面对复杂形势和种种困难，毛泽东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强化“赶考”意识。正是这种如履薄冰的忧患心态，保证了共和国成立后最初七八年的发展方向正确、步伐稳健，各方面工作卓有成效

核心意识

毛泽东在总结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时提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他还说：“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

全国解放后，党领导人民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1954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声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强调，党有能力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能成功的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有人提出要不要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问题。针对这一情况，1957年2月，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在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劳动人民手里。”他强调，共产党拥有强大的力量，尽管工作中存在缺点和错误，但始终对人民忠诚，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一起把祖国建设好。他提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必须坚持“有利于巩固共产党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将其作为判断是非的最重要标准之一

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在毛泽东心中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

法治意识

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成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思想先导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于1949年1月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的号召，随后中央颁布相关指示，彻底否定国民党旧法统，为新中国法制建设扫清了障碍。1953年1月13日，中央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启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1954年1月15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及中央各同志写信，明确规定宪法起草的时间节点：“1月31日完成草案初稿，2月上半月复议一次，3月份送其他委员会讨论。”为确保立法质量，他还亲自圈定参考文献，既包括1936年苏联宪法、1918年苏俄宪法等外国文献，也涵盖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等本国历史文献，展现出严谨务实的立法态度。毛泽东为宪法起草倾注大量心血，从原则确立到文字表述都反复斟酌，其法治意识在执政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五四宪法”）。这部宪法贯彻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融合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外治理智慧及领导与群众智慧，不仅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保障，更为后续立法工作奠定了原则基础，成为我国法治史上的里程碑。以宪法为引领，建国初期的法制建设进入新阶段：一届人大相继制定全国人大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等重要法律，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起草及民法起草准备工作也陆续启动，有系统的法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此外，在毛泽东的重视下，《婚姻法》《工会法》《土地改革法》等一批关乎民生的法律相继颁布，从制度上保障了人民权益，推动了社会变革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的法治意识未能一以贯之。“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1975年修改的宪法体系不科学、内容不完善，还存在诸多严重错误，成为我国制宪史上的一次倒退。但总体而言，毛泽东领导奠定的新中国法制基础，其确立的人民主权、依法治国的基本方向，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

主权意识

主权国家的主权在毛泽东心中至高无上，没有一丝一毫讨价还价的余地。

1956年9月30日，在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强调：“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1万年也不进去。联合国里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那个中国是我们。”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向彭德怀提出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信用的长波电台；7月，赫鲁晓夫访华时再次与毛泽东谈及所谓“联合舰队”事宜，遭到毛泽东严词拒绝。毛泽东直言：“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都不行。”面对态度坚决的毛泽东，赫鲁晓夫最终缓和态度并向中国道歉。事关国家主权和尊严，毛泽东从来都是针锋相对、寸土不让

中印自卫反击战更能典型体现毛泽东强烈的主权意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印度在中印边境不断制造事端，频频向我国边防部队发起进攻。彼时正值中美对峙、中苏关系破裂并持续恶化，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不断派飞机对我国东南沿海及内地进行骚扰破坏，中国四面受敌，国防及周边形势异常严峻；与此同时，国内还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尽管如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绝不屈服于苏联和印度的压力，即便他们“一起动手，陆海空一起来，也休想占领我们一寸领土。我们就是要保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不要别人一寸土地，不打第一枪，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毛泽东的部署和关注下，共和国首次自卫反击战以我军胜利、印军失败告终，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不打则已，要打就要起码保证边界一带几十年安定”的目标

科技意识

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名言，追根溯源，与毛泽东对科学技术的重视有着深刻联系。毛泽东向来十分重视科学技术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中共中央于1939年创办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后改为延安自然科学院）；1940年又成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毛泽东亲临成立大会并讲话。他指出：“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是一个最好的革命者。”他还说，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能解决许多问题，每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问题，毛泽东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多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他多次发出学习科学技术、推进技术革命、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而奋斗的号召。1954年春，中共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报告并作出指示：“在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的时候，必须大力发展自然科学，否则就会由于科学落后而阻碍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

1963年12月，毛泽东在同聂荣臻谈话时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在毛泽东的重视下，我国科学技术事业迅速发展，其中国防尖端科学技术成果最为显著。为尽快研制“两弹一星”，中央成立了专门委员会。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有力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极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与此同时，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1965年我国率先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该领域占据世界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