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脊上的黎明——写给所有把光背在肩上的人

司马建国

山脊上的黎明

——写给所有把光背在肩上的人

雾从山坳里升起，像一条不肯离去的白围巾，把贵州的褶皱缠得更紧。麻博踩着露水，把一双双雨靴排成一条细长的彩虹——红、黄、蓝、紫，从山脚一直铺到云上去。六个小时的泥泞，三次滑倒，裤管糊成两截泥棍，他却在心里数着：二百零三步到那棵老杉树，再转一道弯，就能看见上朝小学的旗杆。孩子们把旗杆叫做“星星的竹竿”。他们站在猪粪和垃圾之间，仰头看一面褪色的国旗，像看一盏不肯熄灭的灯。那天，旗杆下多了一排雨靴，像一群彩色的小马，等着载他们趟过秋冬的冷雨。

麻博把没有围墙的操场拍给谢金水。照片里，一只瘦猪正把鼻子拱进破窗，像在阅读一本无人认领的课本。三个月后，上海科技大学的教授来了，中华慈善总会的卡车来了，县政府的公章也来了。围墙立起来，水泥地铺进去，图书室、食堂、新座椅……孩子们说，教室白得像“天上的豆腐”。可麻博没说的是，为了把第一车水泥迎进村，他连夜带三个男老师劈了三十多棵倒在路中间的洪灾树；为了把最后一张课桌抬进教室，他借来一辆摩托车，在月光里颠断了两根减震。真正的大工程在人心。第四天清晨，他独自坐大巴回县城，又租摩托返村，喊上三个村的老人、妇女、五六年级学生，一起把最后一百多米“手扒路”啃通。第五天，他揣着一张画在作业本背面的桥梁草图，去镇里拦下分管副县长。第六天，两座荒废多年的桥同时动工——一条河从此不再吃人。后来，人们把这两座桥叫“麻公桥”。他听了直摆手：桥是大家的，名字是风起的。

雅安地震那天，他在县城大十字摆了张课桌当捐款台。一个捡垃圾的大哥掏出皱得发硬的五块，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墨绿。麻博当场把自己的两百块塞回去：哥，你给了五块，我替山河还你一身新衣。那天晚上，他把643735元的数字抄给会计，顺手在备注栏里写下：其中五元，换了一件未知尺码的衬衫。如今，鸡早村的水泥路会车已不必倒车；山坡上的茶园按等高线排队，像给大地缝了件绿西装；冲头村的奖牌挂在村委会的灰墙上，玻璃框里映出一张张被太阳烤红的脸。麻博却只记得数字之外的事——那个冬天，他把自己的低保名额让给隔壁瘫痪的潘婶；那年春节，他陪五保老人杨再发贴对联，老人把“富”字倒成“福”字，笑得只剩三颗牙；那回深夜，他打着手电筒在省道边找到走失的脑瘫少年，少年先喊他“爸爸”，又改口“老师”，最后哭着喊“贵州”。

有人替他统计：三十多年，他教过一万零三百二十一个山里娃，出了二十三个研究生、六个博士。名单里，剑桥的李意志、清华的李意志、北大的龙彩霞……像一串被山风擦亮的星子。他却说：我不过是在黑板上写下一道“走出去”的加法，孩子们自己把答案带回山里。此刻，如果你循着导航来到“鸡爪村”，GPS会温柔地纠正：前方到达目的地——鸡早村。村口新立的石碑上，没有刻麻博的名字，只刻着一句话：“所有路，最初都是一条心跳。”他正带着下一批志愿者往更远的山脊走。雾又起了，像一条不肯离去的白围巾。背篓里，新到的雨靴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哒哒”声，像一群彩色的小马，正催促黎明快点渡河。山脊上的黎明，从来不是太阳先升起，而是有人把光背在肩上，一步一步，踩亮了整条山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