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即纵容 ‍奥斯维辛集中营博物馆参观后记

行者安培

2012年4月，春季来临之际，本人在波兰旅行期间，经过短暂的内心斗争，最终决定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博物馆。奥斯维辛集中营作为历史和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符号，我对其血腥和黑暗历史的认识，源于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的记载。出于对真实历史场景的渴望，本人决定参观此地，以亲身体验了解这段历史。

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第一营后，本人深感震惊。其空气沉重得令人窒息，罪行令人发指。这是一次灵魂的朝圣。在这里，成千上万的生命被折磨，消逝，这是人性最黑暗的角落。离开此地后，本人仿佛丢了魂魄，无法抚平情感上的震撼与悲怆，我怀疑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再去回忆此次旅行。并写出参观游记。下面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介绍全部基于公开史料与经过核实的信息。

图一: 入口铁门。此照片拍摄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入口铁门。上方的德文短语“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你自由）是纳粹集中营普遍使用的标语。铁门为历史遗存，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由囚徒在纳粹命令下制作，并在二战后被完整保存。周围的铁丝网、木桩与建筑均为原址建筑群。此门是新抵达的囚徒必须通过的入口，在历史上具有高度象征性。今天，本人以一个自由人的名义从这个门下进入了集中营。

奥斯维辛集中营共有三个地点，第一营地（我参观的）由纳粹于1940年5月开始建立，后扩建比克瑙灭绝营与莫诺维茨奴工营，逐步发展成纳粹最大屠杀与强迫劳动中心。

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共囚禁了13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以及10%左右的波兰人。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共死亡110万人，其中约九十万直接被毒气杀害（火车运送到此，而后立刻被骗入毒气室被杀），这个占七成以上。毒气室是主要屠杀手段，但并非唯一。其余囚犯每天为德国的战争机器的劳工。他们众多人死于饥饿、疾病、强迫劳动、虐待、处决或医学实验。，纳粹通过多种慢性与直接方式造成大规模死亡。这里面的犯人每天都干着超人繁重的体力和长时间的工作。伙食极差，每个人都皮包着骨头。身体不适者或有异议者立即被杀掉。

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奥斯维辛。在这里7千米幸存者。他们极度消瘦：成年男子多在30至40公斤，部分不足30公斤，处于濒死状态。

图二: 营房之间的电网走廊。这条走廊由两边的高压带刺铁丝网构成。在这个走廊上是德国鬼子站岗的地方。照片中两侧为红砖房是集中营的人们的住处。这些人们不能接近这些铁丝网。靠近高压铁丝网意味着死亡。尽头处能看到哨塔位置，用于监视与防止逃跑。

奥斯维辛的看守由党卫队SS为核心，东欧合作者的辅助警卫，加上被迫执行管理任务的犯人三类人组成。

图三: 囚徒遗留的成堆的行李箱。这一堆行李箱来自遇害者进入集中营之初。纳粹曾要求犹太人带上最重要的物品，以便“重新安置”，这是一种系统性的欺骗。行李箱上写的名字、生日、编号是真实的。照片中展示的行李箱为原物，战后从营区仓库整理保存，作为证据陈列，证明当时囚徒身份的存在与其被消灭的过程。

囚犯的箱子装着全部家当，被纳粹系统性掠夺：金银送入帝国金库，现金与贵重物品供SS与德军使用，衣物与日用品转给军医院和平民。箱子与物品被分类再利用，剩余未及销毁的，成为今天控诉罪行的铁证。

图四：被没收的成堆的眼镜。成堆的眼镜来自被送往毒气室的囚徒。由于眼镜镜框与镜片可回收利用，纳粹会将其集中分类。照片中的眼镜多为原物，经过简单清洁后在展区曝光。每副眼镜都代表一个个体，但由于大部分所有者未被记录，可再识别性极低。这一陈列主要表明屠杀规模的庞大与系统性。

图五: 鞋子堆。鞋子堆积在一起是奥斯维辛展出的典型证物之一。每双鞋都属于被驱逐到此地的人，包括男性、女性与儿童。鞋类在纳粹时期被视为可再利用的工业物资，因此集中保存。数量之多反映了被杀害者的规模。照片中鞋子的颜色、磨损状态与质地基本为历史原状，只做了防腐处理，以便长期保存。

奥斯维辛遗留的鞋子、眼镜等没有进行DNA检测，因为DNA几乎全部降解、数量巨大、也无法对照。博物馆主要做材料学、微量物质和化学分析来确认其真实性和历史来源。

图六: 毒气室入口。此建筑为奥斯维辛一号营的毒气室（后期大规模屠杀主要发生在二号、三号营的比克瑙Auschwitz II）。照片显示的是外部结构。建筑本体在战后部分修复，但核心结构与室内格局保留原样，以供展示。此处在1941年至1942年间被用于杀害囚徒，方法包括 Zyklon B 气体。这间毒气是比较小，他一次可以杀害700人左右。

抵达奥斯维辛火车站后，纳粹在站台做几十秒的生死甄选：老人、妇女、儿童与体弱者直接被划为“无需登记”。他们的行李被没收、衣物被收集分类，被告知要“洗澡消毒”，在一间更衣室中脱衣，随后被赶入伪装成浴室的密闭房间。SS 从顶部投下齐克隆 B，数分钟内全部窒息死亡。尸体被焚尸队拖出、取金牙、剪发，并送入焚化炉或焚坑处理。整个流程工业化，通常在一小时内完成。

齐克隆 B，Zyklon B，原本是一种工业杀虫剂，由德国德格士化工在 1920 年代开发。它的核心成分是氰化氢（HCN），被吸附在硅藻土等多孔颗粒上，密封在金属罐内使用。罐子一旦打开，氰化氢迅速挥发成气体，因此当时主要用于船舱、仓库和铁路的消毒。纳粹将这种合法杀虫剂滥用为毒气室工具：工作队从天花板或侧墙的开口倒入齐克隆 B 颗粒，几分钟内毒气扩散至整个密闭空间。

图七: 毒气室内部。内部空间为封闭混凝土房间，墙面保留了二战时期的粗糙结构。现在访客只能在指定区域内参观。房间的形状、大小、墙体材料与一些孔洞是真实遗迹。这里是囚徒被集中杀害的场所之一。

人在氰化氢中毒时不会感到烧灼性的疼痛，而是经历典型的“细胞窒息”。毒气阻断细胞利用氧气的能力，使身体虽能吸入空气，却无法将氧气输送到大脑与器官。中毒初期的 1–2 分钟，受害者出现急促呼吸、胸口紧缩和强烈恐慌，感觉“吸不到空气”，这是最痛苦的阶段。随后在 2–5 分钟内进入眩晕、头昏和缺氧性痉挛。随着大脑氧气彻底中断，大多数人会在 5–15 分钟内失去意识，并最终因呼吸衰竭与心跳停止而死亡。整个过程以极端窒息感和恐惧为主，而非剧烈的生理疼痛，失去意识后痛苦也随之消失。

图八: Zyklon B 空罐。照片中的金属罐为 Zyklon B 杀虫剂（氰化氢的载体）。纳粹将其用于毒气室内的大规模屠杀。罐体均为原物，经过长期保存。标签、金属腐蚀与开口痕迹均是真实的历史痕迹。

Zyklon B 不是专为杀人制造。Zyklon B原为杀虱剂。一次试验中，纳粹士兵在密室撒下颗粒，看着人群在数分钟内倒下，希姆莱遂下令将其改为毒气工具。防虱用品自此成了屠杀机器。而后在奥斯维辛被用于极端方式，是纳粹工业化屠杀的重要证据。

由于氰化氢极易挥发，任何旧罐几十年前就已完全失毒；博物馆展示的罐子都经过处理，不含活性毒性。毒气室墙壁中极少量的残留的“铁氰化物”也已稳定，不再释放有害气体。

图九: 焚尸炉。最后这张照片展示的是奥斯维辛一号营的焚尸炉，主要用于处理死者遗体。炉膛、砖墙和金属运输滑轨多数为原物，在战后根据历史资料进行了结构性修复，使其能被公众看到原貌。焚尸炉反映了纳粹屠杀体系的“工业化”特征，是重要证物之一。

囚犯被诱骗至毒气室后，迅速被杀害。其遗体由特别行动队拖出。他们主要由被强迫的犹太男性囚犯组成。在纳粹枪口下被迫去执行最恶心的工作。他们先进行头发剪除，随后进行全身搜查。根据纳粹规定，使用钳子将金牙和金属假牙取出并集中存放。遗体随后被送往焚尸炉或露天焚坑进行焚烧。所得金牙被熔化成金条，送往德国内政部或党卫军经济管理总局，用于战争资金。此流程体现了纳粹高度制度化的杀戮和掠夺机制。

奥斯维辛集中营共设有六座焚尸设施（52个炉膛），最高日焚尸能力约为4400人。炉体由德国Topf & Söhne公司制造。根据该公司的设计标准，炉膛需连续24小时运转，同时焚烧多具遗体，以满足纳粹集中营“高负荷处理”的需求。战后，该公司负责人因协助种族灭绝而被起诉，多名工程师在盟军调查下供认了相关技术细节。技术主管库尔特·普律弗在审讯后死于狱中，该公司也因此臭名昭著并最终解散。

约瑟夫·孟格勒Josef Mengele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进行无麻醉手术、双胞胎实验、冰冻试验等残酷的活体实验，被称为“死亡天使”。战后，他逃避了审判，从德国潜逃至阿根廷、巴拉圭和巴西，终身隐匿。1979年，他在巴西溺亡，其遗骨于1985年经DNA鉴定确认其真实身份。

奥斯维辛指挥官 鲁道夫·赫斯（Rudolf Höss） 被英国捕获，在纽伦堡承认组织杀害约一百一十万人。1947年引渡至波兰受审并被判死刑，同年4月16日在营地处刑墙旁被绞死。他虽在狱中写下“承认责任”的文字，却从未对受害者表现真正痛悔，只强调自己“服从命令”。他在回忆录中冷漠描述杀戮流程，把屠杀视为行政工作；甚至为提高焚尸效率而亲自改造毒气室，是纳粹灭绝机器中最典型的官僚杀人者。

奥斯维辛集中营和731遗址提醒世界：当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失去底线，人被编号、被流程化、被系统性毁灭。

作为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我们必须在自己心中感受自己的痛。只有记得，才有底线；只有底线，才有尊严。

对世界，强大的中国要清楚地告诫世界：遗忘，就是纵容。

任何人不再成为刀口下的肉，

绝不充许刀口背后的做孽的手，

任何人不再被赶入毒气室，

绝不充许任何反人类的行为，

这是记忆，也是责任；是警醒，更是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