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运动的王（三）

潘作成

（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

农民运动的王（三）

潘作成

1926年11月，毛泽东担任刚成立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这个委员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目前农运计划》，以对全国范围内发展农民运动做出全面部署。该计划于当月15日就得到中央局批准。

　　《计划》提出：农民运动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条件而又在国民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大力开展起来。“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因为这四省是北伐战争准备首先推进的地区，发展这里的农民革命，从根本上瓦解军阀统治的基础，这是毛泽东历来的主张。“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这个以重点带动全局的设想，使全党的农运工作有了一条具体的行动路线。《计划》还要求“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为实现《目前农运计划》，毛泽东于11月下旬即赴长江沿线视察，联络江西、湖南、湖北省国民党党部，商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

在南昌，毛泽东会晤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委的林伯渠，并一同访问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和该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还宴请了林伯渠、毛泽东等。这是郭沫若第一次同毛泽东见面，后来他把此事写进回忆录《洪波曲》，他感觉毛泽东“静如处子”，很有些像汉初的张良。

由于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多方面做工作，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29日作出决定：江西选送150名学员到武昌农讲所，并负担经费一万三千元。

　　这时，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湘、鄂、赣三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毕业于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的毛泽民、贺尔康、庞叔侃、朱友互等30多名学员回到湖南后，均成为农运骨干。到1927年1月，湖南派往各县的农运人员有203人，农民协会会员从40万人激增到200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人，湖南农民差不多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凡有农会的地方，农民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展开了减租减息的经济斗争，并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有些县还成立了县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农协和工会的代表，群众团体实际上已经参与政权工作。

如疾风暴雨般兴起的农民运动，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成了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

　　同地主豪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包括北伐军中的一些军官，开始坐不住了。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是“扰乱了北伐后方”。一些中间派分子也开始动摇，说农民运动过火，已经“越轨”了，应该加以限制，防人利用。联合阵线内部潜藏的危机越来越表面化了。这种争论，也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

1926年12月初，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武汉。在汉口设立中央农委办事处，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筹商农讲所之事。12月13日至18日，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在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

　　这次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了错误的决议案，认为：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个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限制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但事实上，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和他的日益向右，并不是这种策略所能限制得了的。这种策略推行的结果，只是单方面限制了工农运动的发展，牺牲了工农群众的利益。会上，陈独秀还说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

　　会上，不少人表示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广东区委的负责人重申依靠工农群众反对蒋介石的主张。中共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赞同湖南区委的主张，但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马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认为条件不成熟。”（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04页）毛泽东讲了他不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但讨论没有展开下去。毛泽东还在会上提醒中央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但这些重要提示没有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会议最终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

　　这时的毛泽东与他一直非常敬重的陈独秀之间，分歧已经越来越大。毛泽东开始敏感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几个月后他曾解释说：我后来的观点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

毛泽东等人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是中国共产党人所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从而给后来的革命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而此时的毛泽东，也仍然在致力于对农民运动的研究，尝试改变中共中央的错误政策。

（本文系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相关内容改写，旨在传播真实历史，弘扬正确史观。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