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你诵）生活笔记：瓷情•瓷趣

于潭(闫驱)

　　喜欢瓷器已有多年。

　 1987年春天，在一家全国性报刊做记者，有幸帮助琉璃厂“汲古阁”清理文革期间代保管的一些东西，整整一个上午，在楼下后院和地下室翻箱倒柜，清点、记账、搬运，累得汗流浃背。

两位李经理知道我喜欢老玩意，为了表示感谢，允许挑选一件喜欢的小玩意，作价十块钱。

那时，收藏品在许多人眼中就是生活破烂，月收入七十元的我，用十块钱买一件有残的小摆件，着实不便宜。

听二位经理如此说，马上拿起早已选中的清中期五彩馒头罐。 过去，这东西叫馒头罐，是老辈人家放针头线脑的实用器。近年，某电视台鉴宝节目中，有专家称它“人头罐”。于是乎，全社会都叫它人头罐了。

　 常听一些藏家们说，为了钻研新老瓷器的辨别知识，曾亲赴景德镇窑厂一探虚实。潍坊的王明旗先生在景德镇下的力气最大，曾在窑厂吃住一个多月。在收藏圈的朋友里，王先生的探求精神实在感人。还有《中国商报》的曲煜文先生，早在1990年便和朋友一起，在香山脚下建了自己的小窑。同年的一天晚上，他骑着自行车满脸灰黑地来到我家，从挎包里掏出一对乌金釉描金彩小瓶。

曲先生说：“小窑出活儿了，我自己调的釉料，加的彩绘。” 小瓶设计得很精致，彩绘流畅。

　 收藏的一只玉壶春瓶是一九八八年，河南省当时的一位领导知道我收藏瓷器，托商业厅的谢老师转送的。那年，禹州钧窑恢复生产仿古品种不长时间，外地人对瓷器很不以为然。三十年多过去，这件活灵活现的窑变天鹅玉壶春瓶，一直被我珍藏着。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器在古今所有钧瓷精品中，独一无二。

北京畜牧局三产的曹永奇经理是收藏瓷器的名人。1995年，他用个人的钱承包下一家景德镇不景气的瓷厂，烧制出各类造型的青花瓷器，源源不断地运到北京。看着堆积如山的青花瓷器，堆放在天坛公园东门市场（九十年代的天坛公园东门内有贸易市场），最后曹先生的爱人，一个医务工作者只得辞去工作，开了家瓷器店。

这些人对瓷器有真正的大爱。

我喜欢瓷器是从砖窑开始的。70年进工厂后，正好赶上备战备荒的深挖洞，广积粮年代。人们在街道、学校、工厂挖建防空洞。挖建防空洞需要红砖，各单位抽调人员组建烧砖队。一百多名学生分配到车间后，不到半个月，我便被指定参加烧砖队。

车间烧砖队有男女十多人，几乎都是车间里的问题人员。这其中有小偷小摸的，有曾经是当过伪警察的，有运动中说过冒头话的，还有破鞋和流氓。烧砖队被叫作“残渣余孽”队。

我有幸被归类到这里，绝对要感谢学校的班主任老师。在我的美篇作品“一片桑榆”中，有班主任老师对我恨恨的眼神和处理记录。她在学生档案评价栏里，描述我“瞧不起劳动人民”。车间领导毫不客气地把我放进烧砖队。

烧砖队为工段级建制，队长是位刚复员回来的军人，个头不高，一脸青茬胡子，身上披一件海军灰尼子大衣，气场高飙。

烧砖队指导员是位老工人，一天到晚乐呵呵，露着嘴角一颗银白色的假牙。他是全车间唯一懂得烧砖技术的人，来烧砖队前是工段长。队里还有几个很有意思的人：老林，四十多岁的一个秃瓢，原来是煤厂的会计，因为贪污五十个煤饼被定为坏分子，在车间当搬运工。

烧砖队组建之初，在双桥窑厂跟班学习烧砖技术。窑厂就地取材，常年挖土制砖坯，在砖窑附近形成数个百十米直径的不规则大坑。正逢夏季，每个窑坑里都积满雨水。

夜班，老林脱得光光的，跳到进窑坑里洗涮一番。砖窑四周漆黑，水面折射的月光很亮，脱得精光的老林很白。我坐在坑边，一边往砖窑火口里添木柴，一边欣赏赤条条的老林，不由得想起《水浒》里，快活的“浪里白条”张顺。

快五十岁的老关，有一尊特别显眼的大红鼻头，人称“关大鼻子”。这个人经历非凡，解放前是国民党哈德门警所的巡警。相互熟稔后，他告诉我：“1948年初，是我关大鼻子抬起哈德门的城门门杠，给解放军队伍打开的城门。”

我喜欢和关大鼻子聊天，也喜欢他总是挺得直直的身板。有领导来时，他干活儿比谁都卖力气。和老关的来往，一直维系了十几年。老关退休后在鲜鱼口的一家纺织品公司值夜班。 1981年，我已被借调到一家报社。一天晚上，老关把我叫到他值班的公司。

一米多高的煤球炉子，把屋里烘烤得暖洋洋的。通红的炉火照在老关的脸上，红鼻头尤其显眼。

老关事先买了些糖炒栗子，堆在我面前。

“吃，吃，剩下的那拿回家给孩子。”

“你发财啦？买这么贵的东西？”

老关附在我耳边，小声说：“兄弟，我的问题快解决了。政府找我谈话，说有位领导证实，确实是我和几个弟兄在署长用枪威胁的情况下，强行打开了哈德门城门，协助咱们队伍进城。” 那晚，我们一直聊到天明。

回到1970年。经过半个月的学习，车间里的烧砖队掌握了烧砖技术，在车间外边挖出一条一米五深，两米宽，二十米长的长方形窑池，沿窑底四周砌起一米五高的窑墙。窑的南端是直径两米多的主火坑口，侧翼有两座辅火坑口。北边挖一条，直通厂区三十米高烟囱的风道。车间里的工人都走出来，欣赏这些残渣余孽盖的龙窑。

砖坯用反复摔打的黄土坨坨制作。烧砖的木柴从工厂的各个角落找拾。码窑那天，指导员让我负责安排砖坯摆放。 我把在双桥砖厂学的码窑方法记得滚瓜烂熟：从主火口开始，依次码坯，留出s型烟道。靠窑墙的地方，留足间隙和回火余地。每隔一米五距离，留一眼加煤的通风口。一窑装进近万块砖胚，留出顶部的火口后，用湿泥封顶，再加盖上一层厚厚的干土。

老关在打胚时，用沉淀在底部的细泥，做了一只歪歪扭扭的黄泥大碗，放在窑膛的中心位置。他说：出窑时，一定是个漂亮的红陶器皿。

点火后，火焰裹着木柴先在窑口处熊熊燃烧。窑顶的六对辅助火口也依次点燃。很快，远处高耸的烟囱开始冒出浓烟。火道畅通，炉火均衡。站在主坑口下，向窑膛里望去：黄泥大碗已经被火焰团团围住。

第一窑砖烧了两天两夜。烧砖队的人分成三班，不停地从各个火口向窑膛内添木柴和碎煤。第三天早晨停火。晾窑前，又往窑顶加了厚厚一层灰土。

三天后开窑，橘红色的砖像有生命一样，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用手轻轻敲击，发出清脆的声音。只是那只大碗在出炉时被碰坏，一堆挂着几条褐色稀溜的碎片，瘫落在窑底。

时光荏苒，热衷于收藏瓷器已经三十多年。细细想来，我与瓷器的缘分，应该从1970年那个烧砖的夏天，从红鼻头老关开始。感情总是默默地来。任何人在喜爱，追求一种感情的寄托时，都不会无缘无故，不会没有由头。这种感情一定在无意的过去，有过深深的烙印。

　　1987年在琉璃厂“汲古阁”，十元钱购买的清中期五彩馒头罐（有修）。

1990年《中国商报》曲先生烧制的酱釉绘金彩小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