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艺术家档案成为方法

杨世膺

<p class="ql-block">原创:蔡国强艺术工作室</p><p class="ql-block">2025年12月13日</p> <h3>12月4日,首届“档案思维:艺术家档案研讨会”(Archival Thinking: Artist Archive Symposium)于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 PS1举办,亚洲文化协会(Asian Cultural Council, ACC)与蔡基金会(Cai Foundation)联合主办。</h3></br><h3>一天之间,两场主题演讲与三场专题讨论,吸引近两百位来自艺术、档案与人文领域的专家、年轻艺术家等听众济济一堂——包括纽约市文化局局长、纽约现代美术馆 MoMA数据系统主任、洛杉矶亨廷顿美术馆馆长、纽约大学教授,以及来自纽约公共图书馆、著名艺术家Richard Serra工作室和Joan Mitchell基金会的档案员等——积极探索艺术家档案的当代意义与未来潜能。</h3></br> <h3>“档案思维:艺术家档案研讨会”现场,蔡文悠摄</h3></br><h3>十位特邀发言者纵横艺术、档案研究、文学与翻译,以及哲学和思想领域,包括:《卡夫卡日记》译者 Ross Benjamin、蔡国强工作室档案经理Mel Chu、档案员和作家Lisa Darms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研究学者Samantha Rose Hill、野口勇美术馆(纽约)馆长Amy Hau、艺术家Jennifer Wen Ma、盖蒂研究院首席策展人Glenn Phillips、Harry Smith档案馆馆长Rani Singh,管理著名艺术家路易丝·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档案的Easton基金会档案员David Walker、富兰克林熔炉(Franklin Furnace)创始人 Martha Wilson(按姓氏首字母排列)。研讨会由前任纽约公共图书馆活动总监Paul Holdengräber担任学术主持。</h3></br> <h3>Paul Holdengräber为研讨会发表开幕致辞,Jennifer Chen摄</h3></br><h3>活动最后亦颁发由蔡基金会创办的首届“档案贡献奖”(Archival Contribution Award)。富井玲子(Reiko Tomii)博士与Franklin Furnace作为“个人”与“机构”奖得主,被授予蔡国强特别设计的奖杯作品和奖金。奖项旨在向长期默默深耕艺术家档案的从业者们表达由衷敬意与支持。</h3></br> <h3>蔡国强为富井玲子(Reiko Tomii)博士颁发首届“档案贡献奖:个人奖”,蔡文悠摄</h3></br> <h3>亚洲文化协会执行主席Judy Kim为Franklin Furnace颁发“档案贡献奖:机构奖”。左起:Harley Spiller, Judy Kim, Martha Wilson, Fang-Yu Liu。赵梦佳摄</h3></br><p data-pm-slice="0 0 []">“我选择用玻璃制作天然形状的石头,希望这个奖杯象征档案工作的历史责任:天然、未经雕琢、沉默、透明,结构复杂又平静、平凡,是时间的结晶。玻璃内的小小火药爆炸,也象征档案工作的内在力量。今年用了蓝色的火药,未来每届的颜色都不一样。希望它不仅是一个奖项,也能成为一个持续的档案本身,留给让艺术历史得以延续的机构和个人。”——蔡国强</h3></br><h3>1995年,蔡国强在ACC奖助金支持下来到纽约,于MoMA PS1展开为期一年的驻留项目,从此开启他在美国和世界更大舞台的艺术人生壮游。这波澜壮阔的三十年,也见证和象征着艺术家档案与艺术实践的相互滋养与成就。</h3></br> <h3>蔡国强档案部分内容</h3></br><h3>本次研讨会以此为契机,让档案从幕后走向叙事的中心,激发跨领域交流、跨世代共创,使艺术家与档案工作者共同重新定义如何保存、重构与分享知识。</h3></br><h3>“我在想,为什么我们如此执着于档案?或许,就如宇宙学最近的说法:万物皆信息,宇宙和生命的本质是信息!宇宙和生命本身就是最大的档案库。我们做的档案工作,其实都参与在这个宏大的进程中…信息回答‘是什么’,档案则回答‘如何’将这些信息组织起来,以便未来使用,也帮助人们寻找、发现,或等待在新的环境条件下的突变。”——蔡国强</h3></br><h3>“艺术家档案研讨会”计划每两年举办一次。期待为新一代艺术家打开一扇门,发现档案的力量、目的、承诺与乐趣。它提醒我们:档案不仅是记忆的容器,更是行动的工具。它邀请每一位创作者以档案为方法,重新思考和参与艺术的未来。 </h3></br><p data-pm-slice="0 0 []">“档案思维”亮点回顾</h3></br><p data-pm-slice="0 0 []">以下记录了“档案思维”研讨会的核心观点与现场讨论。文章较长,建议收藏阅读。</h3></br><h3>📃主旨演讲(1/2):蔡国强工作室档案经理Mel Chu,“一座活档案”</h3></br> <h3>Mel Chu发表主旨演讲,蔡文悠摄</h3></br><h3>蔡国强家人有热衷保存档案的传统,他的档案扎根艺术家少年起至今数十年的档案收藏与管理,逐渐发展为16大类别的庞大系统,包括约80线英尺的项目资料、40线英尺的展览相关出版物、5000多条书目信息,以及近200TB的视频影像等。</h3></br> <h3>Mel Chu发表主旨演讲,赵梦佳摄</h3></br><h3>发言以“艺术家档案为何重要”切入,揭示蔡国强档案作为“活档案”的独特价值:不仅保存作品信息,更反哺创作本身,也记录艺术家执念的创意和他的观念、思想如何跨越年代、地域与科技持续生长。演讲强调:档案是艺术与记忆的交汇,是推动创作再生的动力,也提出何为“不可被记录”的终极提问,使档案从保存机制升华为理解艺术未来的重要框架。</h3></br><h3>当区分一张进入收藏体系的草图与一张被归入项目档案的前期手稿时,问题变成:是最终成形的想法定义了作品,还是最初的火花——那个思考的过程本身——同样具有价值?</h3></br><h3>档案的意义不仅是收藏,更是维持创作逻辑的知识网络。蔡国强档案创建的庞大关键词系统,成为AI的训练基础,促成扎根蔡国强的艺术实践和他“对话看不见的世界”艺术方法论的cAI™模型的发展。</h3></br> <h3>Mel Chu发表主旨演讲,赵梦佳摄</h3></br><h3>当一切都能保存,档案的边界是什么?档案如何保持生命力,而不是变成仅供记录的仓库?</h3></br><h3>“每一个艺术家的档案,不只是个人记忆的存放处,它会成为某个时刻被记住的方式,成为共同记录的一部分。也因此让我们的历史更完整,也更有温度。”––Mel Chu</h3></br><h3>📃主旨演讲(2/2):前高古轩画廊特别项目总监、现任哈利·史密斯档案馆馆长Rani Singh</h3></br> <h3>Rani Singh发表主旨演讲,Jennifer Chen摄</h3></br><h3>演讲以“档案为何重要、如何塑造艺术史与艺术家遗产”为核心,梳理了讲者从协助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研究哈里·史密斯(Harry Smith),到在盖蒂研究所与多位艺术家合作的职业轨迹,揭示艺术档案往往来自碎片化现场,而非从一开始就完整;也非被动保存,而是由意图与选择塑造、不断生成意义的“活结构”。</h3></br> <h3>Rani Singh发表主旨演讲,赵梦佳摄</h3></br><h3>演讲强调:艺术家档案不仅记录创作过程,也能重塑历史叙事、催生新的研究与创作,使被忽视的艺术家重新进入历史视野。档案并非关于过去,而是未来创作的土壤——一种持续生成意义的机制。保存,使作品能够继续被观看、被解释、被再生,而不被历史掩埋。</h3></br><h3>📃专题讨论(1/3):艺术与档案的共生关系</h3></br><h3>🎙️主持:Rani Singh</h3></br><h3>🎙️嘉宾:管理著名艺术家路易丝·布尔乔亚档案的Easton基金会档案员David Walker、艺术家Jennifer Wen Ma 马文、纽约野口勇美术馆馆长Amy Hau。</h3></br> <h3>专题讨论:艺术与档案的共生关系。赵梦佳摄</h3></br><h3>David Walker从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信息学专业毕业后进入路易斯·布尔乔亚基金会,最初负责整理她在纽约切尔西生活了48 年的家与书籍。他描述布尔乔亚档案庞大但“松散”,包含手稿、信件、家庭写作、照片与影像、录音、访谈,以及大量艺术家生前文献与工作室记录。这些材料显示了艺术家未被整理的生命全貌。</h3></br> <h3>台上左起:David Walker,马文,Amy Hau, Rani Singh。蔡文悠摄</h3></br><h3>David 指出:“档案不应该被用来‘确定’作品的意义,而是提供新的解释能力,是诊断性的,也是生成性的。”例如,布尔乔亚的“失眠草图”(Insomnia Drawings)是220件她失眠夜创作的作品。档案中的手稿、日记与其相互映射,“会让我们意识到,把一组作品视为一个明确、独立的‘系列’其实远比想象中复杂。”档案让人看到:意义并非在作品完成后才被赋予,而是在创作过程中不断生成。</h3></br> <h3>David Walker 谈到路易斯·布尔乔亚的“失眠草图”。Jennifer Chen 摄</h3></br><h3>马文曾于1999–2007 担任蔡工作室主任。她回忆当时向《艺术论坛》等杂志提供图片仍需冲洗幻灯片,因此她推动工作室购买扫描仪、建立数字档案,并意识到艺术家的二次叙事来自于艺术作品如何被记录、呈现与保存。对她自身作为艺术家而言:“档案不是为了后人,是我自己创作过程中不断回望、追踪思想发展的重要工具。”</h3></br> <h3>马文于专题讨论中发言。Jennifer Chen摄</h3></br><h3>马文认为档案中的矛盾叙述和相互冲突的记忆让艺术史更丰富、更接近真实,而这也是也是口述历史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提问或引导,而在于给予充分空间,让讲述者自行决定叙述方向。她引用口述历史学者的话形容这一过程:“一场口述历史访谈,像是与对方共同托举一个装满情绪与记忆的容器——采访者的责任,是以极度的专注与克制,陪伴讲述者走向他们愿意抵达的地方,确保没有任何情感被轻率地洒落。”</h3></br><h3>基于这一理解,马文将口述历史视为一种“让人重新成为自己故事作者”的方式。她强调,口述历史的重要性正在于它承认并尊重主观经验的真实性,即便这些经验并不来自被传统历史叙事视为“重要人物”的群体。</h3></br><h3>在与纽约市公共艺术项目的合作中,她将这一方法应用于唐人街社区的创作:通过记录居民与一座历史建筑的记忆、情感与期望,并将这些声音封存在玻璃铸造的时间胶囊中,使之成为雕塑的一部分。对她而言,这种方式强调的是:历史并非已经完成的过去,而是正在被不断记录、不断生成的现在。</h3></br> <h3>纽约文化事务局委托马文为 Mulberry 街 70 号百分比艺术(Percent for Art)公共艺术项目创作的《永变之翼》(Wings of Everchange),图片为1:5 比例模型。图片由马文提供。</h3></br><h3>Amy Hau自1986 年开始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之一的艺术家野口勇工作,最初协助艺术家出版大型作品全集。她意识到野口先生在全球范围的公共项目、雕塑和展览留下了巨大档案;许多脆弱的影像与跨年代的手稿与文献需要系统整理与保存,为此她着手建立“野口勇基金会”最早的档案架构,使艺术家遗产能够持续被公众理解与研究。野口逝世后,她和团队继续追索艺术家生前未被整理的材料:纪录片、外地项目影像、散落各地的文献。直至今日,新资料仍不断出现,她形容:“档案是会长出新枝的。”</h3></br> <h3>Amy Hau 介绍野口勇档案。赵梦佳摄</h3></br><h3>Amy 指出,野口本人并不反对保存记录,但他强烈抵触被分类或被作品全集“定型”。然而,他本人一生持续保存着详细的文献,包括随身携带打字机写信、保留每封信的复写副本。野口的父母皆为写作者,母亲从他出生起便为他设想艺术道路,并保存大量书信,这些材料在他去世后进入收藏。</h3></br><h3>一位观众提出:“档案会否让作品失去神秘性?作品是否应该独立存在?”Amy 这样回应:“野口从不为作品规定意义。他希望观众绕行、触觉式地与雕塑相遇,让作品在每个人身上生成不同的解释。因此,档案的目的并不是替作品发声,而是为现在与未来的读者提供进入艺术家的思考路径、材料来源,与工作过程的入口。”她将档案形容为一种“教具” (teacher’s tool),它不固定意义,而是帮助每一次观看产生新的理解。</h3></br><h3>提到技术的变革与数字化给档案带来的影响,Amy 强调数字化不是损害,而是保护原件,并让更多人能够接触作品。她分享了野口勇美术馆在 2000 年就开始的数字版作品全集(Digital Catalogue Raisonné),它超过75,000 张照片,动态更新而非一次性出版,让全球学者无需亲临即可研究。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艺术家数字版全集之一。</h3></br><h3>David 提到,未来的艺术家档案将包含千万单位的照片、短信、手机记录……人类根本无法人工处理,这是 AI 登场的重要理由。我们需要 AI 协助分类、识别、编目,AI 将成为必然的档案管理工具。</h3></br><h3>马文认为,比起在以时间线驱动的社交媒体上单一维度展示自己的作品,年轻艺术家要学会创建属于自己的多维度档案系统,如个人网站。数字时代权威的分散意味着:艺术家必须主动塑造自己的叙事。</h3></br><h3>📃专题讨论(2/3):缺席的政治:被隐去的是什么?</h3></br><h3>🎙️主持: Paul Holdengräber</h3></br><h3>🎙️嘉宾: 盖蒂研究院首席策展人Glenn Phillips,档案员和作家Lisa Darms,富兰克林熔炉(Franklin Furnace)创始人、行为艺术家Martha Wilson。</h3></br> <h3>台上左起:Martha Wilson, Glenn Phillips, Lisa Darms, Paul Holdengräber。赵梦佳摄</h3></br><h3>讲者们从大型机构、社区档案与独立艺术实践等角度切入,探讨了档案中“缺席的政治”、物件的生命与伦理、保存与毁灭的边界,以及档案工作者在结构性资源匮乏时代的文化责任。</h3></br><h3>主持人Paul引用 Glenn 为研讨会小册撰写的文章,提出档案并非绝对真实:“我们安慰自己以为档案连接着真相,但档案也是一种再现媒介——带有偏差、被选择、被清理、被隐藏。”Glenn 的回应指出档案中的“缺失”与“沉默”与留下的部分同样重要。艺术家的档案往往反映其人格、情绪、脆弱、偏执与时代压力。在处理档案时,他常会问:“世界真的需要看到这一段小气或猥琐吗?”</h3></br> <h3>台上左起:Martha Wilson, Glenn Phillips, Lisa Darms, Paul Holdengräber。赵梦佳摄</h3></br><h3>此外,他指出艺术家倾向不同:男性倾向删除失败、矛盾或情绪化的材料;女性艺术家则更常愿意保留痛苦经历,把逆境视为作品叙事的一部分。这种差异表明档案不仅反映创作,也反映性别结构与艺术史的偏见。</h3></br><h3>Lisa 的发言围绕“缺席”展开——即艺术史中长期被排除的群体、作品与声音。她提出,传统机构的收藏倾向使社区、女性、酷儿、草根行动者的资料长期被忽视。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是否选择进入机构”变成了伪命题:许多档案并非“选择消失”,而是被社会遗忘。她进一步以艺术家 David Wojnarowicz 的“魔法盒(Magic Box)”为案例探讨物件档案学:盒中十余件私人物品既非传统文献,也非各具单独意义的艺术品。物件的生命随时间、位置,和描述者的改变而改变。档案管理员描述与保存它的方式,也是一种权力。 </h3></br> <h3>艺术家 David Wojnarowicz 的“魔法盒(Magic Box)”。图片由Lisa Darms提供。</h3></br><h3>机构后来决定将盒内物品逐件拆开放置以便永久保存。Glenn 提出反对意见:“把物件分开保存,就是在保护的名义下提前谋杀作品。”Lisa 也指出拆散物件会破坏其群体意义。Glenn 补充:盖蒂档案库中有些作品“只能被观看一次”,即观看本身会摧毁作品。他会允许研究者销毁作品来完成其体验:“否则它将一生无人体验——那才是真正的死亡。”</h3></br><h3>Lisa 回忆自己早年坚持“所有物件都该逐条目录化”,但成为部门主管、面对巨大库存后才意识到:资源有限、劳动力有限、完美保存遂不可能。Glenn 的转变来自一次“被闪粉炸弹袭击”的经验。信件中的闪粉“爆炸”带来独特的美学体验,让他意识到:“档案并非中性容器,它们本身就是艺术体验。”</h3></br> <h3>台上左起:Martha Wilson, Glenn Phillips, Lisa Darms, Paul Holdengräber。蔡文悠摄</h3></br><h3>Martha回溯了富兰克林熔炉如何为行为艺术建立档案。她用大量历史案例展示:未来主义者在威尼斯撒传单、打斗的事件如何成为行为艺术的源头;70–90 年代纽约艺术家以海报、街头行动、身体作品对抗政治压迫;许多作品材料极为脆弱——牛血、纸皮、廉价印刷、街头曝光——保存本身就是一个反体制行为。</h3></br> <h3>Martha介绍未来主义者在威尼斯发散的传单。Jennifer Chen摄</h3></br><h3>她说:“我之所以记录,是因为我当时不知道自己是谁。档案成为理解我人生的一种方式。”她也开放地将私人物品(如验孕棒)交由档案馆保留,认为这是组成她作为女性艺术家的生命故事的一部分。</h3></br><h3>在问答环节中,一位观众以自己的创作经历发问:当艺术家离开工作室、留下大量数字与实体材料时,哪些值得被保存进入档案?哪些其实只是“垃圾”?</h3></br><h3>Lisa Darms 回应,档案工作首先需要的是 “评估”(appraisal),判断某件材料是否落在机构的收藏范围内。这个过程并不能凭直觉完成,而是依赖与艺术家或其家属的长时间交流,去理解每件物品在其人生与创作中的位置。她强调:“如果没有人能告诉你它曾经的意义,你永远无法仅凭看见判断它的价值。”</h3></br><h3>她举例说,艺术家常会拿来某件私人之物,例如:“这顶帽子对我非常重要。”然而档案员的回应往往是:“那你自己应该留着。”并非所有情感重要的东西都适合进入公共档案,这关乎对象的功能、语境与可被研究的可能性。</h3></br><h3>Glenn Phillips 补充,机构的决定往往受限于储存条件、专业能力与资源配置。有些材料,虽然“重要”,但因机构不具备相应的保存条件,只能婉拒。</h3></br><h3>有观众询问,未来档案机构是否会得到更多支持。Glenn 的回答悲观而现实:存储空间耗资巨大,机构普遍面临“满载”危机。目前更多机构将减少收藏范围或暂停收件。Lisa 则认为:社区档案将成为未来主力。自发组织、小规模、地域性的档案将承担原本由大学、基金会负责的工作。</h3></br><h3>观众提问:“为什么你们会选择如此细致、艰难的职业?”讲者们的回答显示并非所有档案工作者都是“物控”或“性格严谨的人”;真正吸引他们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替他人的生命负责”的责任感;档案不仅是文件,更是人与艺术生命的延续关系。</h3></br> <h3>研讨会现场观众提问。赵梦佳摄</h3></br><h3>📃专题讨论(3/3):亲密与档案</h3></br><h3>🎙️主持:Paul Holdengräber</h3></br><h3>🎙️嘉宾:David Walker、《卡夫卡日记》译者 Ross Benjamin、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研究学者 Samantha Rose Hill</h3></br><h3>三位嘉宾从艺术家音频档案、文学翻译与思想家文献研究的独特角度出发,探讨了档案触摸性、亲密性、缺席、毁灭与再造的伦理与美学。讨论跨越了声音、手稿、旅行、地点与记忆,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我们在长期密切工作、或未曾相遇的情况下,应该与档案中的生命建立怎样的关系?</h3></br><h3> <h3>台上左起:David Walker,Samantha Rose Hill,Ross Benjamin,Paul Holdengräber。蔡文悠摄</h3></br><h3>David 在研讨会现场首次公开播放了路易斯·布尔乔亚在 1970 年代录制的私人音频日记片段。他已听完超过130小时的录音,并持续发现新的未整理材料。他说,长时间聆听艺术家的声音,会带来一种奇特的心理效应:“我开始觉得自己认识她。但当我遇到真正认识她的人时,才意识到——我其实并不认识她。”</h3></br><h3>他描述这是一种“被声音缠绕”的状态:艺术家未曾露面,却持续在耳畔说话,进入了听者的潜意识。他还引用布尔乔亚本人在录音中的感叹:“谁会听这些?这些录音像面包,只在饥饿时有用。”但她依然保留了它们——这让 David 感受到档案工作中“保存”与“无意义”之间微妙的张力。</h3></br><h3>Samantha分享她研究汉娜·阿伦特档案的经历。阿伦特的书写几乎无法辨认,于是她从阿伦特手稿中汇集A、B、C等每个字母的手写形式,贴在墙上反复练习,直到能阅读笔记、私人信件及草稿。这种“身体化的阅读”让她真正进入了作者的思维节奏。“这是一种完全触觉的研究方式,写作大多在脑中进行,而档案让我回到身体。”</h3></br><h3>她分享自己前往托马斯·曼住过的疗养院、寻访沃特·本雅明在伊比萨岛的足迹:她在瑞士斯哈泽尔普目睹了托马斯·曼小说中著名的“吱然关上的门”,酒店甚至保留了那扇门的结构;在伊比萨,她无意中进入一家小店的秘密暗房,看到游客来冲洗底片时被偷偷留下的本雅明照片。“旅行不是为了寻找‘原点’,而是赴一场可能发生意外的相遇,而这些意外展开了新的写作。”</h3></br> <h3>讲者讨论卡夫卡手稿。赵梦佳摄</h3></br><h3>Ross Benjamin 作为《卡夫卡日记》的新译者,重新打开了被他的挚友Max Brod “删改与净化过”的旧译本,并探讨:什么叫“认识一个未曾相见的人”?</h3></br><h3>他回忆,年轻时读卡夫卡,以为“他是我最了解的人之一”。但真正深入日记后,“我对卡夫卡的了解不断瓦解,越读越陌生。”他强调翻译时最困难的是必须暂停自以为“理解”作者的幻觉。</h3></br><h3>卡夫卡一生嘱咐Brod 销毁手稿,但 Brod 没有照做,而且重排日记内容、删除文学性“瑕疵”、除去“同性欲”暗示、美化卡夫卡,塑造“圣徒式的文学殉道者”形象、删除对自己不利的文字(甚至删掉卡夫卡写他删掉报纸段落的记录)。Ross指出,某种意义上,它构成了一种出自亲密的背叛,是深情与忠诚,也饱含着强烈的控制与扭曲。同时,他也承认:没有 Brod 的“背叛”,就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卡夫卡文学世界。主持人Paul引用精神分析学家 Adam Phillips 的一句话:“背叛是一种幽灵般的亲密。”</h3></br> <h3>台上左起:David Walker,Samantha Rose Hill,Ross Benjamin,Paul Holdengräber。赵梦佳摄</h3></br><h3>提到自己为何接手八年的翻译工作,Ross说:“因为我爱卡夫卡,从15岁就开始了。我想让英语世界读到真实的、混乱的、有错误、未完成的卡夫卡——如他原本所是。”</h3></br><h3>三位嘉宾都提到一种“假性亲密”:听 130 小时录音会产生“认识她”的错觉;阅读手稿让你“进入作者的手部动作”;翻译日记让人误以为“理解了他的灵魂”。但越接近档案,越发现:我们无法真正认识他们。</h3></br><h3>这场讨论还特别强调档案的“触觉性”。对Samantha来说,是纸张边缘、墨水颜色,对David来说,是录音中的孩子嬉闹声、磁带的物质性,对Ross来说,是卡夫卡书写中的错误、犹豫、笔画。这些细节无法数字化,也无法通过二手资料还原。档案不仅是数据,是身体经验。</h3></br><h3>艺术家是否有权要求毁掉作品?保存是一种背叛吗?毁灭是一种尊重吗?</h3></br><h3>讨论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嘉宾们共同认为:档案工作者永远处在伦理的“灰色地带”。</h3></br><h3>最终,主持人Paul 用诗人 Wendell Berry 结束本场讨论:“他们如今居于那永恒的世界,而缺席的,是我们。”</h3></br><h3>写在最后</h3></br><h3>从“活档案”的方法论,到“缺席的政治”,再到研究者与档案之间的亲密关系;当艺术与科技、记忆与未来交织…我们重新理解了档案——不是过去的残留,而是未来的入口。</h3></br> 蔡基金会首届“档案贡献奖:个人奖”奖杯,蔡国强设计。赵梦佳摄 <br></br>蔡基金会首届“档案贡献奖:机构奖”奖杯,蔡国强设计。赵梦佳摄<p data-pm-slice="2 2 []">“档案思维:艺术家档案研讨会”预告视频,摄像、剪辑:王子见、Haruna Azumi,灯光:Shota Takei。</h3></br><h3>若非特别标注,文中图片和视频均由蔡工作室提供。</h3></br><strong> 蔡国强工作室 </strong><h3>微信:蔡国强工作室<br></br></h3></br>抖音:蔡国强网站:www.caiguoqiang.com脸书:www.facebook.com/cgqstudio/   Instagram:  @caistudio <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mUvRv9d9FEUtU4e1gRPE2w" >查看原文</a> 原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著作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