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忆旧

侯永生

作者简介︓侯哥，非著名业余作家，大学中文系毕业。在农村下乡插过队，当过工人，记者，公务员等，道路曲折，阅历丰富。著有长篇小说《北洼和知青的故事》、《七九级文科生》、《海阔》以及众多的短篇小说，散文，游记，回忆录等。

　　目 录

1、河大的食堂

2、花椒园2号忆旧

3、保定的冬天

4、保定的饭菜

5、儿时的煤场

6、西大街菜店

7、保定的游泳池

8、到二六三看电影

　　河大的食堂

现在的学生食堂，别说大学，就是中学也很高档，不仅饭厅建的宽敞漂亮，饭菜也很可口，大餐小吃，南北风味几乎应有尽有，比我们那会儿强太多了。

我是1979年考上大学的。记得，那是9月23号上午〔原定18、19号报到，后改为23、24号报到（补贴通知在信封后面）〕，我从保定花椒园2号家里出发，骑着那辆燕山牌自行车，驼着行李到河北大学报到的。在宿舍占了床位，放下行李就到总务处兑换饭票。记得，好像是兑换了十斤粮票的饭票，五块钱的钱票。那会儿吃饭还要用粮票，光换钱票是不行的。

那天中午的第一顿饭，就是在学校的食堂吃的。当我满怀喜悦地来到食堂时，给了我几个没想到。一个没想到堂堂的大学食堂那么陈旧，黑暗。据说，这个食堂原来是省政府的礼堂。礼堂并不低，可能是灯光太暗了；第二个没想到吃饭的人那么多，乱哄哄的，都往卖饭口那挤；第三个没想到，食堂的伙食那么差，中午还吃窝窝头。那天中午，我就买了两个窝窝头，一个炒土豆。打完饭后找不到餐桌了，只好在食堂外面蹲在地上吃。

几天以后，班里的生活委员把我们几个小组长召集到一起，分发了每个组同学的助学金和粮票。那会儿的助学金分为几个等级，最高的每月23.5元，最低的每月8元。助学金的等级主要是按照学生的家庭情况分的。来自农村的学生，一般都是最高级；来自城镇的学生，父母为单职工的为一个等级，父母为双职工的又是一个等级。我父母是双职工，所以评为最低一级，每月的助学金8元。虽然那会儿不收学杂费、住宿费等，但是要吃饭，要买书，买笔记本，还有些必要的零花钱等，每月8块钱肯定是不够的。怎么办？只能靠家里寄钱了。

不光是助学金，粮票也是每月领。因为那时候粮食是定量的，光有钱买不了粮食，必须有粮票才行。记得，男同学每月粮食定量是36斤，女同学是32斤。

有人说，学校的食堂就是吃饭的战场。这话虽然夸张，但也基本上符合实际。那会儿，每当饭点，每个卖饭口都挤成了一锅粥，谁都想早点买上饭。特别是中午下课后，大家都往食堂跑，恨不得多长两条腿。由于人多拥挤，前面的买上了饭也不好出来，饭撒了，馍掉了也是常事。有的同学两只手各举着一个碗，稍不注意就会把菜汤洒到别人头上。记得，那天中午我买了两个半份菜，两个馒头，还有一碗玉米面粥，好不容易挤了出来，低头一看，菜盆里那两个馒头没了，没办法，还要重新挤进去买。

后来我们也学“精”了， 为了能占到餐桌，我们宿舍的几个同学经常一起到食堂打饭，两个同学先占餐桌，剩下的去饭口打饭。等有人打到饭了，再来换人。

食堂里的早饭一般都是窝窝头，馒头，玉米面粥，咸菜。窝窝头三分钱一个，馒头五分钱一个，玉米面粥二分钱一碗，咸菜也是两分钱一份。学校南院的东北角有一个私人开的小饭店，每天早上都卖油条豆浆。那会儿油条一毛钱一根，豆浆五分钱一碗。班里几个带工资上学的同学经常到那里吃早餐，我有时候也去，他们见了我都会主动给买单。这种事儿多了，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去了。

河大的食堂虽然简陋，饭菜也不怎么样，然而，多数同学还是满足的。国家给你助学金，让你无忧无虑地上大学，将来还包分配，还能有个好的前途，就是再艰苦，也没啥可抱怨的。

好像是在大二的时候，河大的食堂开始有了“夜宵”。所谓“夜宵”就是在晚上九点食堂卖馄饨，两毛钱一碗。有一天晚上九点多，我从图书馆出来，突然就感觉肚子饿了，急忙往食堂跑。一碗馄饨下肚，顿时就来了精神，继续到教室里鏖战。当然，夜宵虽然好吃，两毛钱一碗也不算贵，但每天都吃也是吃不起，每个星期只能吃两三次。

在大三的时候，学校的东边盖了一座新的食堂。新食堂开张那天，我早早就去了，想第一个“尝鲜”。没承想，比我早到的多了。走进新食堂，给人的感觉就是宽敞明亮，卖饭口多，餐桌也多，不用再端着饭碗到外面吃了。新食堂开张后还有一个新气象，就是中午和晚上都有免费的葱花汤。不过我发现，新食堂虽然新，但是饭菜的内容并不怎么新，主食还是馒头，窝窝头，米饭，几乎没有烙饼，面条等。

大四的时候，新食堂的饭菜终于添了些新意，偶尔能吃到烙饼和打卤面，每当这时，卖饭口前的队伍总会排得更长。我们宿舍的毕业聚餐也是在新食堂办的，几个同学凑钱加了菜，端着免费的葱花汤碰碗，说着将来的去向。虽然没有精致的菜肴，却人人吃得尽兴喷香。

转眼，我们大学毕业已经几十载了，然而，学校食堂里的烟火气仍时常入梦。那窝窝头的粗粝、馄饨的鲜香、挤饭口的喧闹，还有和舍友分工占位的默契，都成了难忘的记忆。那时的饭菜虽简单，却滋生了青春的理想；拮据的助学金，也撑起了求学的热忱。如今再路过高校食堂，看着窗明几净的餐厅和琳琅满目的菜品，总会想起当年那些艰苦却纯粹的时光。那些与同窗共渡的三餐四季，早已化作岁月里的暖流，温暖着我们的人生。现在想来，那些最难忘的，不是什么珍馐美味，而是青春里并肩走过的烟火日常。

花椒园2号忆旧

在我的一生中，在很多地方居住过。但是，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就是保定的花椒园2号。可以说，那里留下了我少年和青年的足迹，我最美好的青春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1964年，我父母从南方调回河北，分到了省交通厅公路局。不久，我家就从保定东关搬到了省交通厅宿舍。记得，搬家那天是父亲单位派的大卡司。当时家里很简单，没有多少东西，一卡车足矣。

我们的新家在保定西关的护城河边上，门牌号是保定花椒园2号。严格说来，花椒园2 号是河北省交通厅公路局的地址，我们的家属宿舍在南院，也就是花椒园2号南院。我们家那会儿是三代同堂，人口比较多，分到了三间平房。 那会儿，私人是没有什么财产的，床以及桌椅板凳等，都是公家分配的。

花椒园2号的家属宿舍共有十排平房，均为青砖瓦房，屋脊很高，下雨不容易漏水。院里只有两座公厕，一个自来水龙头。全院共有三十多户，一百三四十口人，如厕和接水，经常要排队。也正因此，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大水缸，用来盛水。我是家里的老大，父母要上班，爷爷奶奶年龄大了，挑水的“重任”主要落在了我的肩上。那次，院里一个叔叔看我小小年纪挑着两大半桶水，开玩笑说，你个头不高，是不是挑水压的呀！

那会儿老百姓做饭，取暖等都烧煤炉，省直单位的职工也不例外。烧煤炉就要有煤球，煤球也是自己到市里的煤场买。保定的机煤场在南郊，离花椒园很远，每次买煤球都要起很早，一买就是一两千斤。这么多煤球自己当然运不回来，要在煤场雇人力车。拉回煤球也不能放在院子里，否则一下雨就成了煤泥。没办法，只能放在屋里。屋里如何放？就是把睡觉的木板掀起来，把煤球倒在床底下，用煤球时就用簸箕在床下搓。有时搓煤球时把煤面都弄到了床上，用手掸掸就行了。当时就是那个条件，想讲究也讲究不了。

在中医学院宿舍时，前卫路小学离家很近，我就在前卫路小学上学。当时的前卫路小学很牛的，跟河北小学有一拼。搬家以后，离学校远了，只能住校。住校费是每月12块钱，包括吃饭，住宿。住校生每个星期六下午可以回家，星期日下午再返校。那会儿公交车不发达，也没钱坐公交车，只能靠走路。

我们的新家，也就是花椒园那儿地势低洼，李英儒先生在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称此处为“西下洼”，一下大雨就要被淹。我们搬去的第一年和第二年都给淹了，护城河里的水漫到了院子里，家里不能住了，公路局把我们安置到了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等水过后才回家。

第三年的雨季护城河又涨水，可能是公路局的领导知道什么，没再让我们避水，一直在那儿住着。那天，我走出院子，看到护城河里的水快漫出来了，水势很凶，从南往北流着。我家南边有一座木桥，横跨护城河，把环城西路和百花东路（原来叫什么街不记得了）连通起来。我看到，有几个人只穿着小裤衩，站在桥栏杆上往护城河里跳水。

1966年6月，那场运动开始不久我们就停课了。这一停就是一年多，直到1967年10月才复课。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们可没闲着。那会儿，保定折腾得比较厉害，我们没事就上街看游行，捡传单，跟着游行队伍喊口号。有时，我们也到那些平时很威严的“大院”里瞎串。那会儿是“无政府主义”，再威严的大院也没人管你。可我们啥也不懂，看到那些堆了一地的文书档案腰都不弯。

运动的初期， 我们花椒园2号的家属院，也揪斗过两个“地主”分子。那天中午，我们从外面回来，看到有两家被抄了家，东西扔得乱七八糟。我当时感到很震惊，因为这两家的女主人都很好，其中有一家，我经常到他们家里玩。我不明白，这样的好人怎么能成了地主和“地主婆”？当天下午，在公路局的大礼堂召开批斗会，批斗了那两个“地主”分子，两位女主人也陪斗。到了晚上，两家基本上就恢复了原样，我们第二天就去人家玩了。现在看来，随便抄家和批斗是严重践踏法律，侵犯人权的，但在那会儿却是一种“造反”行为。

停课的那一年多，我们除了上街瞎逛，还干了一些“正经事”。第一件事就是学会了做木匠活。我们到保定西大街上的五金商店，买了锯，刨子，锛子，凿子，尺子，还有木工的书等，开始学做木工活儿。那会儿，我们大院里有不少木料，随便捡，捡回家就照着书本做活儿。记得，那年我从石家庄到姑姑家，姑姑指着地上的小饭桌说，这还是你小时候做的呢，这么多年了还挺结实。

第二件事就是学会了吹口琴，也学了吹笛子。在保定的文体商店，我买了口琴和笛子。那会儿也没人教，就是自己瞎琢磨。口琴基本上学会了，能够吹出比较象样的曲子。笛子虽然买过好几个，但一直没有学会。可惜，吹口琴一直是“自娱自乐”，从没上台表演过，同学们愣没发现我这个“音乐家”。

第三件事就是搞了养殖，我养过鸡，养过兔，也养过蚕，而且都养活了。养的鸡下了蛋，养的兔生了崽，养的蚕吐了丝。鸡娃是从保定养鸡场买的，有“十金黑”，“九斤黄”等；小兔子是在城隍庙自由市场上买的，几毛钱一对；蚕卵也是在城隍庙自由市场买的。蚕卵很小，比小米粒大不了多少。蚕宝宝刚出来的时候就跟小蚂蚁差不多，但是只要有鲜嫩的桑叶，生长就很快。

鸡吃的饲料，兔吃的青草都好解决，就是蚕宝宝吃的桑叶不好找。那次我们在一家单位的墙外看到一棵桑树，桑树的枝子都探了出来。我和两个小伙伴爬上了墙头，刚摘了几把鲜嫩的桑叶，就听有人在下面喊，嗨，干什么呢？这一嗓子，把我们吓得从墙上直接跳了下来。幸亏那墙不高，要不腿可能就断了。

有人可能要问，你干了那么多事，哪来的钱呢？的确，那些事都需要有钱才行。那会儿，每家每户经济都不宽裕，家长一般不会给孩子零花钱。这难不住我们。一是捡废品，破铜烂铁，用过的牙膏袋等都能卖钱。保定汽车修理厂挨着我们大院，他们的垃圾箱在厂门口。垃圾箱里经常有打扫出来的废铜烂铁，对我们来说那些可是宝贝。二是攒蝉蜕，夏天的夜晚我们会到护城河边的大树下寻找知了猴和蝉蜕。知了从那个硬壳里蜕出，留下的空壳就是蝉蜕。记得，破铜五毛钱一斤，烂铁八分钱一斤，牙膏皮三分钱一个，蝉蜕八毛钱一斤。

那会儿，保定护城河里的水很清澈，河水里有水草，还有青蛙，泥鳅等水生动物。春天，我们在护城河里捉蝌蚪，夏天在护城河里游泳，秋天在护城河边逮蟋蟀，冬天在护城河上滑冰。可以说，护城河一年四季都是我们开心的乐园。

孩童时代的玩耍，最有意思的就是抓蟋蟀，养蟋蟀，斗蟋蟀。抓蟋蟀一般都是晚上，拿着手电或者蜡烛，顺着蟋蟀的叫声找到它的洞口，再用小掸子把洞里的蟋蟀掸出来，让它钻到铁丝编的罩子里。逮到的蟋蟀要分开饲养。养蟋蟀时，自己也学着别人，把逮到的蟋蟀分成了“五虎上将”。逮蟋蟀，养蟋蟀主要还是为了斗蟋蟀。有一次，我的“老黄忠”在和一个小伙伴的“张飞”争斗时，虽然被咬断了一只腿，仍然不屈服。它死后，我把它埋在了护城河边上。

停课那阵儿，在花椒园2号的大院里，除了上述所说的，我还学会了打扑克牌，下象棋，下军棋，下跳棋等。围棋比较贵，我们买不起，也没学过，所以我一直不会下围棋。

到了1967年的10月份，毛主席他老人家让我们“复课闹革命”，保定的中小学陆续开学了。开学以后，前卫路小学取消了寄宿制，我就转到西大街小学了。在西大街小学上了一年多，1969年春季就到保定五中上初中了。那会儿上初中也不考试，就是按片儿分配。我家离五中很近，自然就分到了五中。

在西大街小学上学期间，我还赶上了一件“大事”。1968年2月，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保定在大西门那儿举行了庆祝大会。那天晚上放礼花，好多人都去看热闹，我们也去了。谁知，从那以后，保定就失去了省会的地位，成为不可挽回的历史遗憾。

上初中时，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挖“地下教室”了。当时设想，如果打起仗来，我们可以在“地下教室”上课。其实，真要打仗，谁还上课呀！初中时，除了挖“地下教室”，学校还组织我们开展过“学工，学农，学军”活动，搞过两次“野营拉练”。

参加野营拉练时，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那天晚上我起夜，由于天太冷，不愿意到外面解手，就在墙角那个煤池子里解决了。谁想，这一幕让跟我们一起睡觉的班主任老师看到了。第二天他在班会上狠狠批评了我，说我违反了群众纪律。我自知理亏，低着头一句话也没说，但却记了一辈子！

1971年底，保定市开始恢复高中招生。当时，我们有十个初中班，那会儿叫排。我在七排，班主任老师姓刘，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初中快毕业时，刘老师动员我们上高中，说多学习一些文化知识对建设祖国有好处。然而，受读书无用论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许多人不想再上学，家长也不愿意再让孩子念书。我父母说，能上学当然要上。这和我的想法一致，我也不想这么早就进入社会，特想上学。

高中时，我加入了共青团，还当了语文课代表和英语课代表。在五中，六中，八中，铁中的“五校运动会”上，我和建设，卫东，建洲组成的四乘一百米接力队，取得了冠军。我个人取得了二百米低栏亚军，还打破了学校的纪录。记得，我们到满城一个村学农时，有一次往地里用小推车送粪。独轮车我推不好，总是倒。每次倒了我就用铁锨把粪装上车，直到目的地。班主任老师表扬了我，说有这种不屈不挠，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什么事情都能做好！

1974年1月，高中毕业以后，我们二十多个同学一起到保定徐水县南亭村插队了。这批同学几乎都去过我的家。那次，我从南亭村回到保定花椒园2号，晚上去姑姑家，临走时姑姑说，等你上大学了，我送你一支英雄牌的金笔。我感觉很诧异，不知姑姑为何说这话，难道她有先见之明？（有关插队期间的故事，我写过几十篇回忆录，还写了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而且同花椒园2号关系不大，不再赘述。）

两年以后，我们这批知青全部选调回城，我又回到了花椒园2号的家。我和阿玉，阿强分到了保定饮食公司，我分到饮食公司所属的西郊回民食堂。花椒园2号离西郊回民食堂很远，骑自行车差不多要一小时。食堂的工作是两班倒，早班六点上，晚班中午十二点上。我就这样风雨无阻地在回民食堂干了将近四年。

在花椒园2号，除了省会搬迁，还经历了周总理、朱老总、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等历史事件。这些事件不仅对整个国家，对我个人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1977年底恢复高考以后，我和阿刚，阿玉等同学经常在我家里一起复习，一起模拟高考。后来，我们几个都走出了闪光的人生之路。可以说，花椒园2号成就了我们的青春梦想。

上大学以后，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回花椒园2号。那会儿我二爷还没去石家庄，我姑姑她们也搬过来住了。午休以后，我一般会到河北电影院看场电影，然后坐4路公交车返回学校。大学毕业以后，我自愿报名去了承德，从此告别了居住过多年的保定花椒园2号院。

后来我曾数次回到保定，特意绕道花椒园2号，昔日青砖瓦房的家属院早已没了踪影。然而，花椒园2号装着我最美的青春。这段岁月永远鲜活滚烫，成了自己一辈子的牵挂！

保定的冬天

要问我最喜欢哪里的冬天，当然首推是保定。为啥？因为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都是在保定度过的。可能有人会说，北方的冬天冰天雪地的，有啥可喜欢的？那是他不了解北方，不了解北方的冬天，更不了解我们冬天里的快乐。

和所有华北大平原上的城市一样，保定也是从每年的11月中下旬进入冬天的。初冬的季节，我喜欢踩着路上的落叶，听着脚下“沙沙”的响声，冥想着各种问题。

五六十年前，每当寒风吹起，我们这帮男孩子就会玩起“撞拐”。为啥冬天才玩“撞拐”？因为天气暖和露着腿容易受伤，不适合“撞拐”。我们一般是分成两拨，玩“擂台赛”。小伙伴都喜欢跟我分到一起。撞拐我有“绝技”，人称“小套子”，无论多高的个子，在我面前一般都会败下阵去。跟我一拨的大哥哥也不会让我头几个上场，因为接连打多个“擂台”实在太累了。有一回，有个新搬来的大哥哥不知轻重，上来就给我来了个“泰山压顶”。我用“一柱擎天”把他顶出了老远，然后追了过去，搬起右腿朝他胸前一个“黑虎掏心”，他就倒了下去。

在前卫路小学的操场上，我和同学们一起滚雪球，打雪仗。那次，我们几个人集中“火力”，把雪球都扔到了一个同学身上，直到他求饶为止；也是在前卫路小学，大雪过后，老师会组织我们把雪装上车，推到离学校不远的麦子地里，给小麦加厚“棉被”。

在护城河的冰面上，我滑着自制的“冰车”，和小伙伴们相互冲撞，谁给撞翻了就退出“战场”。我身材比较瘦小，容易给撞倒。后来我就专找那种车型较高，重心不稳的挑战，用自己“冰车”前面的两个叉子，把他的冰车撞倒；我们还自制了“冰鞋”，就是在两个跟鞋差不多长短的木板上固定好粗铁丝，再用绳子绑在棉鞋上。到了冰上，用自制的“冰仗”使劲往后拄就能滑了。那次，我和院子里的几个小伙伴在护城河里一直滑到我奶奶住院的地区医院。奶奶见到我们几个很高兴，拿出抽屉里的槽子糕让我们吃。

冬天，主要是过年前夕，我们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到炮市上买炮仗，捡炮仗。 每年刚进入腊月，大西门那儿就有鞭炮声了。那些鞭炮声可以说就是勾魂声，只要一听到鞭炮声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往那儿跑。那些卖炮仗的社员站在车上，用棍子挑着鞭炮，再用烟头儿点燃。正因此，他们的嘴上永远都叼着一根香烟。他们一边点还一边念叨:听听咱的小炮仗，又响又脆啊！

那些烟花，一般都是晚上放。夜幕降临以后，整个炮市就成了花炮和礼炮的海洋。伴随着一声声的炸雷，天空中不时绽放出五彩缤纷的花朵，异常好看。

严冬里，我喜欢站在大雪纷飞的原野上，眺望白茫茫的远方，吸纳天地之气。

那是初中时候的一次“野营拉练”。半路上，天空飘起了雪花，没一会儿，广袤的大地就被白雪覆盖。看着眼前的情景，我深切体会到了什么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什么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那天，由于天寒地冻，加之食物短缺，我们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老师让我们原地休息，并把女同学的干粮调剂给男同学。那时候，我也深刻感受到什么是同学情，什么是师生爱。

保定的冬天陪伴着我走过了小学和中学，又陪着我度过了下乡插队和国营食堂的难忘时光。在农村插队时，每到冬天我们都要参加往大田里送粪，起猪圈等生产劳动，用当时的话说，是“把农闲变农忙”。当然，冬天毕竟事儿少，我们知青回家也多。记得那次，我借了社员的自行车回保定，刚出村口就开始下雪。我没在意，顶风冒雪骑了三十多里地，回到家里成了“雪人”。

在农村时，我也喜欢有雪的夜晚，因为下雪，社员们就不来我们宿舍聊天了，我们可以就着火炉静静地看书。有一个雪夜，我推开门，外面的雪花随风飘了进来。我对同宿舍的阿玉说，你看，这像不像“风吹雪片似花落”阿玉笑了，他说，你还挺浪漫的。

在国营食堂工作时，我走过了三个冬天。那会儿，保定的冬天经常刮风，那个西北风嗖嗖的，能吹到你骨子里。我当时年轻，不懂得加减衣服，经常就穿着食堂的白大褂上下班。有时路上遇到刮大风，冻得要死，到了单位好长时间才缓过来。有的老大姐就说我，小小子儿，你也不知道个冷热，这么冷的天也不穿厚点。那些老师傅，特别是那些老大姐们，上下班之前都要换衣服的。

在国营食堂工作期间，在同事张大姐的引见下，我有幸结识了作家冉老师，并由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保定的冬天里，还有几样美食时常诱惑着我的舌尖，它们就是冰糖葫芦，磨盘柿子和烤红薯。冰糖葫芦不仅是串起了几个山楂，更是串起了幸福和团圆，串起了人们酸酸甜甜甜的生活；磨盘柿子，不光硬的时候苏脆可口，软了更好吃。软柿子我们叫它“大蜜罐”，吸溜一口，比蜜还甜；烤红薯比蒸红薯好吃多了。刚出炉的烤红薯，用报纸包着，咬上一口，那种特有的甘甜，赛过蜜糖。

如今，每到冬天，我总会想起保定的雪，想起护城河冰面上的冲撞，想起大西门炮市的烟火，想起国营食堂里老大姐的念叨，想起农村插队时雪夜捧书的暖意，还有让人垂涎的美食。那些冰天雪地里的欢笑与坚守，那些寒风中沉淀的情谊与成长，早已刻进骨髓。保定的冬天，是我生命里最暖的底色，无论走多远，都在记忆里熠熠生辉，温暖着我人生的每个寒冬。

保定的饭菜

我这一生中去过不少地方，当然也品尝过各种地方风味的饭菜。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粤菜、川菜、湘菜、闽菜、鲁菜、苏菜、浙菜、徽菜等“八大菜系”，而是保定的饭菜。

保定的饭菜虽然没有进入中国的“八大菜系”，但它却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直隶官府菜。清末民初时期，在保定西大街一带出现了义春楼、宴乐园、中和轩、聚贤楼、青云楼等著名的饭店，人称“保定五楼”，当然还有“白运章”。这些饭店可以说是直隶官府菜的代表。

我很小就到了保定。那会儿，我祖父就是单位食堂的大师傅，他做的饭菜很好吃。可以说，保定的饭菜滋养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保定饭店做出的饭菜为什么格外喷香？主要是大师傅的厨艺高超。

保定各大饭店选拔大师傅是很严格的。想入行的人得先经人引荐去饭庄试工，这阶段多干洗碗、和煤等杂活，时长通常数月，试工合格才有进一步学手艺的资格。

​ 试工通过后要办“进师酒”完成正式拜师仪式。之后学徒得经历三年系统学习，先从切配、打荷等基础活做起，再逐步接触红案帮灶，慢慢掌握招牌菜的手艺。

​ 学徒学成后不能直接当大师傅，得通过实操考核。考核常围绕饭庄招牌菜展开，像义春楼考白肉罩火烧的肉片切工与汤品清澈度，宴乐园考李鸿章烩菜的配料比例和火候把控。当年义春楼的宋德山因“一刀准”的切肉技艺被重用，就是靠过硬的实操能力脱颖而出。

​ 通过考核后，厨师要从普通灶台做起，积累实战经验。要是能做出让食客追捧、甚至吸引名人光顾的菜品，再加上多年的行业资历，才能晋升为大师傅。

正是这种严格的考核和选拔制作，才能培养出厨艺高超的大师傅，他们做出的饭菜才会美味可口，让人垂涎。据说，民国时期，有一次冯玉祥将军到义春楼饭庄用餐，对饭菜赞不绝口。其背后的大师傅正是靠长期稳定的菜品品质，才攒下足够的行业认可度。

那会儿饭店的大师傅手艺高，工资也高，是妥妥的“高薪阶层”。资料记载，清末时，普通佣仆、小工月资仅数百文，而有手艺的厨师作为技术工匠，月薪能达3千文左右，是普通工人的八九倍；到民国，像“五楼”的头灶大师傅，月“应支”常能有15块银元，二灶师傅约10块，这远超当时普通粗工的月薪，甚至比部分基层职员薪资还高。也正因此，保定饭店的大师傅也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好工作。

后来，人们为啥不愿意当厨师，不愿意到饭店上班了？主要是工资水平相差无几。饭店大师傅的工作即辛苦，责任又大，但是挣钱并不多。

那年，我们从农村插队选调回城时，我和阿玉、阿强被分配到了保定饮食公司。我记得很清楚，到食堂工作后，第一年的工资是每月29元，第二年长到了34.5元。这个工资同在后厨掌勺的大师傅在一个档次。工资高点的只是那些年岁大，工龄长的老师傅。他们的工资也就是五十多块钱。说实话，我自己都感觉不大公平。

没有了工资的差距，多劳不多得，手艺不值钱，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大家都混天，谁也不愿意钻研厨艺。那会儿，我们食堂厨艺最好的一位老师傅对我说过，现在也不拜师了，我的手艺也不知道能传给谁。

这位老师傅最拿手的就是葱爆牛羊肉。这个“绝活儿”他没教我，却教了我一招烧茄子。那次，食堂修炉灶，下班以后才干完活儿。那天正赶上我值夜班，师傅们都回家了，我只能“赶鸭子上架”，给他们做了一个烧茄子，吃的他们直夸我的“手艺高”。其实，我也就学了个皮毛。我那会儿也想到后厨学炒菜，可是经理不让我去。

谁想， 在我离开食堂几十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又遇到了食堂的老经理。那天晚上，老经理请我到一家饭店吃饭。老经理是回民，当然也去的回民饭店。我们三个人点了四样菜，样样令人称绝。老经理问我，你觉得这家的饭菜怎么样？我伸出大拇指，说了句，地道的保定饭菜又回来了！老经理又说，就是比别家的饭店稍贵点。我说，贵有贵的道理。老经理赞同地点了点头。他还告诉我，当初我不让你去学炒菜，就是知道你小子在食堂呆不长。

保定不光是大饭店的饭菜好吃，小饭店也是同样。我们几次高中的同学聚会，无论是在狼牙山下脚下的小饭店和涞源的“农家乐”，小饭店的饭菜都很好吃。山村饭店的厨师为什么也能做出喷香可口的饭菜？难道他们也都受过严格的训练？这让我想起一个历史故事:北宋时期，杨六郎镇守飞狐郡（今涞源），宋军士兵常到当地“安隆农家饭庄”用餐，对菜品赞不绝口。辽军入侵时，饭庄谢氏组织人手将粮食和饭菜送往前线，解了宋军粮草不足的困境。宋军取胜后，宋真宗御赐“安隆饭庄”之名，寓意“安定天下”，该饭庄也因此世代相传。难道那些保定的乡村饭店也沾了杨六郎的“仙气”？

记得小时候，中午和晚上的饭点时，你走进任何一个普通的家庭都是香味扑鼻。保定的女人会做饭，那也是出了名的。可以说，在保定的市井烟火里，“女人会做饭”是刻在生活里的常见底色，是深植于地域民俗的普遍风景。

在老保定的家庭里，妈妈、奶奶们多是灶台边的“高手”：炖菜要够软烂（比如白菜炖豆腐、排骨炖海带），面食要筋道（手擀面、菜团子、薄皮大馅的饺子），就连凉拌菜都要调出独有的咸香酸辣，还藏着“不时不食”的讲究（春天拌柳芽、夏天腌蒜苔、冬天渍酸菜）。这不仅是持家的本事，更藏着保定人对生活的热乎劲儿，

这种“会做饭”的基因，既源于北方家庭对饮食的重视，也和保定人实在、顾家的性情分不开，慢慢成了地域里让人觉得温暖的生活标签。

保定的饭菜，虽然没有八大菜系的盛名，却凭着实在的滋味、较真的手艺，滋养着人们的岁月，也留住了一座城的根脉。如今再尝一口地道滋味，依旧是记忆里的鲜香，那是保定独有的烟火气，也是藏在舌尖上、一辈子忘不掉的乡愁。

　　儿时的煤场

小时候，我家在保定的东关那儿住，是某单位的职工宿舍，位置在五四路的最东头。

我们家属院的后边挨着一条河，叫什么河不记得了，反正它往南不远就流入了保定的护城河。当时河里的水还很大，时不时有船经过。特别是夜里，有时能听到划桨声。后来我看到一些记载，说保定原来是“水城”，此话不虚。家属院的南边和东边是城郊农村的民房，北边就是煤场。

煤场不大，主要是手工摇煤球。家属院的人们都要到煤场买煤球，否则就不能生火做饭和取暖。那会儿煤球也不是随便买，每月都有定量的。家家户户都有“煤本”，该买煤了就拿着煤本去煤场，先到开票处交钱开票，再到露天的煤场装煤球。当时保定是按家庭人口分档次供应煤球的，二到四口人的合计月供220公斤，五到七口人的合计月供260公斤。每百斤煤球大概一块一毛多钱。

煤场有一个大库房，专门储存那些晒干了尚没卖出去的煤球。那些煤球一般情况下不卖，只有连阴雨天，或者到了寒冷的冬天，外面不能摇煤球了才卖。

买煤不同于买别的，一般都是几百斤，甚至上千斤的买。这么重的煤球如何运回家呢？煤场早考虑到了这一点，有小排子车供顾客借用。离家近的可以自己拉回家，卸完煤把车送回来就行；离家远的就要雇人了。当然，远也不会太远，太远了就不在这个煤场了。雇人拉一车煤也没有多少钱，大概五毛到八毛钱吧，所以人力车工人也是很辛苦的。

从别处拉到煤场的一般都是块煤，那些煤块在粉碎之前是在煤场的西北角堆放的。煤块堆放得很整齐，方方正正的。我们经常爬到煤堆的上面寻找“宝藏”。当时，最常见的“宝藏”就是“金块”。“金块”不大，跟麻将牌差不多大小，但是通体金黄。那会儿我们管它们叫“金块”，后来知道了，其实不是黄金，而是很纯粹的铜矿石。

那次我运气好，一下捡到了三四块“金块”。我拿回家让爷爷奶奶看，爷爷说，这要真是金子，咱们就发财了。那会儿我刚上小学，第二天就装了几块到学校“显摆”。班主任老师看到了，说，你这几块东西很珍贵，可以放到学校的标本室展览。当时我还想，这有什么珍贵的，我们那儿的煤场里有的是。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物以稀为贵”吧。

在煤堆上，还有一个我们想找的“宝藏”是打火石，也就是石英石。打火石比“金块”要多，块头也大，比较好找。我们找打火石干什么呢？主要是晚上用来打火，比赛谁打出的火花多。打火石也分着品类，越透明的打出的火花越多。当然，透明度高的打火石也很稀少，能找到一个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那个冬天的晚上，月亮很圆，很亮，我们吃了晚饭到煤堆上去玩。在月光下，我看到了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马上跑过去把它捡了起来。谁想，拿到手里后就没有光了。长大后我才懂得，天然的高透明度的石英石，在月光下是不会自主发光的，只会反射和折射月光，看起来有光泽感，而非自身产生光亮。正因此，我把它捡起来，拿在手里它不反射月光了也就没有了光亮。

从那以后，这块打火石就成了我的“宝贝”，而且“屡立战功”，在和小伙伴们的“打火花”比赛中，几乎就没有败过。当然，要打出火花一块打火石不行，还要有另一块。不过，最主要的功劳肯定是那块“宝贝”。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天色很黑，但夜空中闪烁着无数星星。我那会儿就认识牛郎星和织女星，觉得它们离我并不遥远。我想，我的“宝贝”打出的火花，是不是比星光还漂亮呢？就在这样一个充满了诗意的夜晚，我们一群小伙伴在煤场的河边玩耍。有人提出比赛“打火花”，还特意说不让我参加，因为我那块“宝贝”谁也赢不了。我自然不服，刚要提出反驳，老天就下起雨了，我们只能往家里跑。

煤场上还有一口水井，不是很深，从上边可以看到井下的水。井口比较大，是石板镶边。那口井是干什么用的？主要是煤场和煤用的。井口有辘轳，工人摇辘轳从井里打水，再把井水倒在水渠里，通过水渠流到需要用水的地方。

那会儿，我们这帮孩子天不怕地不怕，经常在井口跳来跳去。有一次，我刚跳过井口，脚下一滑，差点掉到井里。我躺在地上半天才缓过神来。后来我就想，要是真掉到井里，我是不是就到了“龙宫”？是不是会像孙悟空那样跟东海龙王要宝贝？

不久，我们家搬到了保定西关的护城河边，我的“金块”和打火石在搬家的过程中都给弄丢了。

转眼，时间过去了几十年，那些铜矿石的金黄，打火石的火花，煤本上的字迹，都沉在了时光深处。然而，那煤堆上的探寻，月光下的遐想，还有爷爷奶奶的惊叹，老师的夸奖，早已化作心底最温润的印记，伴着保定的烟火气，岁岁年年，不曾褪色。

西大街菜店

西大街是老保定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在西大街的西头，挨着西大街小学，有一家菜店，那是我们经常买菜，打酱油醋和买咸菜的地方。

我第一次到那个菜店是跟着奶奶去的，当时我们刚搬到花椒园不久。走进菜店，立刻就让我震惊了，没想到一个卖菜的地方会有这么大的厅堂。以前我也跟着奶奶到前卫路的菜店去过，和这里比起来简直就不值一提了。

西大街菜店东西窄，南北长，给人的感觉好像走不到头。进门以后，两边是卖酱油醋，咸菜，食盐等的地方。那会儿的酱油醋都是散装的，要自己拿着瓶子去才能买。记得，酱油有一毛的，也有一毛四一斤的，醋八分一斤，食盐也是八分一斤。咸菜就不同了，有的几分，有的几毛。“春不老”是八分，“疙瘩头”就是两毛五了。一般老百姓多买“春不老”，“疙瘩头”贵，买不起。院里有个小伙伴由于脑袋比较大，外号就叫“疙瘩头”。我们不直呼他的外号，而是叫“买不起”。有一次他跟我急了，对我说，什么“买不起”，还不如叫“疙瘩头”呢！

菜店当然主要是卖菜的。西大街菜店三面都是卖菜的柜台，各种蔬菜放在靠墙的货架上，码得很整齐。那会儿的蔬菜都很便宜，没有超过五分钱一斤的。我记得，西红柿才二分钱一斤。在前卫路小学上学时，有一次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一位外国大使的夫人，刚来中国时到北京的菜店买西红柿，售货员问她买多少钱的？她说买五块钱的。售货员吃惊地又问，你买这么多用什么装？夫人扬起了右手拿着的袋子，就用这个。售货员说，五块钱的西红柿好几百斤呢，一个小袋子怎么能装下？

老师讲这个故事主要是想说明中国的物价多么便宜。当时物价是便宜，但是工资也低呀！物价是同工资相适应的。每月平均三四十块钱的工资，蔬菜要是几块钱一斤谁也吃不起。

西大街菜店里的蔬菜品种不少，茄子，萝卜，菜花，豆角，黄瓜，韭菜，菠菜，芹菜，土豆，香菜啥的都有。这些蔬菜是不要票的，随便买，但是要早去，晚了可能就卖完了。那天下午，爷爷让我去买两个水萝卜，我到了那，看到货架上空空如也，都卖完了。

水萝卜就是青萝卜，皮是绿的，里面多是红的，也有绿的。水萝卜的特点就是脆甜，特别是那种绿皮绿芯的更甜。那个时候家里都比较穷，很少买水果。水萝卜自然就成了水果的代替品。正是因为水萝卜的这个特性，被那些精明的小商贩看中。每天傍晚，在老保定的大西门那块儿就有卖水萝卜的小商贩。

有人说，那会儿“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没有小商贩。那是他不了解实际情况。保定的小商贩一直都有。在五中西边两条街的柺角处，有一个低矮的房子，里面就有一个残疾人常年卖东西，我们管他叫“老胳膊”，经常去他那买黑枣，瓜子，花生等小吃。花不了几分钱，能解馋。

西大街菜店卖的菜也不全是随便买，也有要票儿的，比如冬天的大白菜。当时，每到初冬，保定各家各户都要储备大白菜。为啥？因为那会儿没有大棚，漫长的冬天除了白菜和萝卜没有别的蔬菜。冬天的大白萝卜也是要票儿的。大白菜每人三十斤，大白萝卜每人二十斤。无论是大白菜还是大萝卜，每斤的价格都是二三分钱。

那会儿到菜店买大白菜和大萝卜，不但要票儿，还要排队。我最怕的就是排队买菜，为什么？一是排队的人多，二是天气冷。大冷的天，在那站的时间长了，穿再厚的棉鞋，脚都会冻僵。小时候，我的手脚冬天老生冻疮，可能跟买菜排队有关。然而，怕什么来什么，每到冬天买白菜几乎都让我去排队。幸亏一年只有一次，否则非把人冻坏不可。

买了大白菜如何运回家呢？还是咱们的老百姓有办法。当时，家里一般都有推孩子的小车，车是竹子做的，还配有三块竹板。小车设计得也非常巧妙，那三块竹板即可以放平了当小床用，也可以两边各放一块儿当坐儿，中间放到上面一块儿当“小桌”。如果把那三块竹板拿掉，就成了运输东西的“小车”。那种“小车”一次可以装二三百斤大白菜。

“ 小车”毕竟不是专门运输东西的，因此用它装东西，运东西也有局限性，装的多了小车的轱轳容易压坏。那次，我和爷爷推着装满大白菜的小车，刚走到大西门那儿小车的轱轳就掉了。幸亏离修车摊不远，我们推着三个轱轳的车走到了修车摊，修好后继续往家走。

当然，每人三十斤大白菜肯定是不够吃。那怎么办？买溢价的菜。小集街那有个菜市场，经常卖溢价的大白菜。所谓“溢价”就是比要票的平价菜贵一两分钱。虽然是“溢价”也不那么好买，需要排队，需要“抢”。记得有一次，我在那儿排了一下午队，直到傍晚才来了一卡车大白菜。我奋不顾身地冲过去，“抢”了十几棵白菜，转身就过了泵，交了钱。后来我就琢磨，有些事不能光等，不争不抢就轮不到你。

现在想起来，那些几分钱的蔬菜，还有那凭票供应的冬储菜，都藏着老保定的烟火气，也刻着一代人的生活印记。那段在西大街菜店里买菜的岁月，就像脆甜的水萝卜，嚼起来满是怀念的滋味。

　　保定的游泳池

我是在保定的护城河里学会的游泳。那会儿也没人教，就是自己瞎琢磨。开始先练憋气，身子漂在水上，头埋在水里，两条胳膊伸直，看谁憋的时间长。后来再加上两只脚的动作就可以往前走了。再后来就是学换气，只有学会了换气才算学会了游泳。

别人学游泳一般都是先学“狗刨”或者“自由式”，我却是先学的“蛙泳”，自由泳一直没有学会。护城河毕竟窄，游一个来回也就十几米。我那会儿也就是能游一个来回，多了就游不动了。

好像是1967年以后，护城河里的水逐渐变差，水面上的脏东西越来越多，一块一块的漂着，我们管它叫“水疥”。“水疥”多了，河里的鱼呀虾呀等等慢慢都消失了，当然也就不能游泳了。什么原因造成的？其实就是污染，沿河各个居民区的生活废水排放多了自然就变差了。

那么，问题来了。保定的护城河早在北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就有了，引入的是“一亩泉”的活水。也正因此，保定护城河千百年来都是水清岸绿，鱼翔浅底。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短短几年就污染成灾？一是沿河两岸的居民和单位增长迅猛，大量的生活费水和工业污水直接排放到护城河里；二是护城河的水流明显放缓，甚至停滞。记得，1964年我们刚搬来时，护城河里的水流速很快，“流水不腐”，河里的污水和脏东西能及时排出。

1967年以后，保定护城河水就不怎么流了。为啥？肯定是它的源头“一亩泉”干涸了。“一亩泉”为啥会干涸？据说是周边大量的工农业用水所致。这个问题很复杂，一两句说不清，也不是本文的重点，不再赘述。

护城河里不能游泳了，只能到游泳池去扑腾。保定那会儿有两个游泳池，一个在人民公园的里面，一个在人民公园的北边。我第一次去人民公园外面那个游泳池好像是1967年，从我们住的花椒园2号到游泳池可不近，那会儿也没有直达的公交车，只能靠两条腿走着去。其实，就是有公交车我们也坐不起，五分钱的车票都够游一次泳了。

那天天气很热，我们沿着护城河西岸一直往南走，到了裕华路才过桥，拐向人民公园那条林荫道，就是“公园路”。公园路是顺着护城河东岸走的，西岸就是保定第二师范学校，俗称“红二师”。公园路口的两边各有一个柱子，上方安放着一个弧形的铁架子，架子上有“人民公园”四个字。其实，从那个路口到公园的北大门距离还很远呢。

游泳池卖票的地方就是一间小屋，要在屋外的窗口前排队买票。那会儿游泳是分场次，两个小时一场。票也不是随便买的，要先办“游泳证”。办游泳证的地方就在售票处的旁边，也是一间小屋，只不过可以进去。里面有一个医生，穿着白大褂，拿着听诊器，很威严的坐在桌子后面。

我那会儿年龄小，胆也小，见了穿白大褂的更是大气都不敢出。那个医生见了我，问，是办游泳证吗？我点了点头，说是的。他拿出听诊器，在我左胸前听了听，没说啥，很快就从抽屉里掏出了一个白色的，已经折叠好的“游泳证”。他在内里盖了个戳，我看到是“体检合格”四个字。给，自己把姓名填一下就行了。我问，多少钱？他说，五分钱。我交了钱，用他桌子上的沾水笔写上自己的姓名，然后就到外面买票了。

游泳票很便宜，儿童票才三分钱。卖票的看了看我递上去的“游泳证”，接过钱，给我撕了一张游泳票。游泳池的门口有专人收票。进了游泳池的院子，先到更衣室换衣服，换完衣服再到存衣处存衣服。存好衣服就可以去游泳池游泳了。

那会儿，保定人民公园外面那个游泳池有三个池子，一个是戏水池，我们叫它“小池子”。小池子的水很浅，池子的中间有一个滑梯，是专供儿童玩水的；中间那个是“浅水池”，我们叫它“中池子”。中池子的水最深处也就一米半，最浅处不到一米，适合不会游泳的人练习；最南边那个当然就是深水池了。深水池不能随便进入，要有“深水合格证”才行。考取“深水合格证”需要在深水池里游一百米，也就是一个来回。当时我就想，这个“深水合格证”我一定要拿到手。

第一年的夏天，院里的小伙伴有人考取了“深水合格证”。我虽然不服气，但是也没办法，因为自己那会儿还游不了一百米，只能羡慕人家了。第二年的夏天，我能游一百米了，便和一个小伙伴商量，哪天去考“深水合格证”。那个小伙伴似乎缺乏信心，说，咱们能考上吗？我说，肯定能！

到了深水池那，我们对把门的说，要考“深水合格证”。那个把门的用手指了指西边，考证的从那进。我们又到了西边，那儿也有一个小门，门后有一张桌子。我们进去以后，坐在桌子后面的人对我们说，你们先等等，有一个人正在考。我们站在那儿看着池里那个人游，池子上有人拿着一个救生圈在监考。我开始还想，能来这儿考试的肯定都能游完一百米，否则也不敢来。谁想，现实很快就打了我的脸。那个人没有游完一百米就上来了，灰溜溜地出了深水池。

看到前面的没有考过，同去的小伙伴说，咱还考吗？我说，当然要考，而且必须要考上！小伙伴受了我的影响，自信地点了点头。

轮到我们了，监考的问，你们两个谁先来？我看了一下那个小伙伴，他似乎不敢先考。于是我说，我先来。我下了水，前五十米游得比较轻松，到了七八十米处明显感觉累了。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坚持住。等我抓到终点的池槽时，心马上就笑了。

监考的对我说，你通过了，去那个桌子那领“深水合格证”吧。和我同去的那个小伙伴也考过了。我们两个高高兴兴的领了“深水合格证”。

回家以后，我们用针线把那个塑料的“深水合格证”缝到了游泳裤衩上，。那会儿，考上“深水合格证”就跟考上大学差不多，感绝可神气了。

深水池的南边有一个五米高的水泥跳台，我们经常爬到上面跳水。说是跳水，其实没什么花样，就是直直地往下跳，我们叫“跳冰棍”。别小看了很普通的“跳冰棍”，一般人也不敢跳。我第一次跳是捏着鼻子跳的。到了水里，感觉脚都触到池底了。我用力一蹬，身子就浮了上来。后来跳的多了胆儿就大了，不再捏鼻子了。

此外，深水池还有一个跳板，高一米，我们也经常在那儿玩跳水。有一次我从跳板的后面跑到前面，刚要起跳，突然脚下一滑，整个人拍在了水面上。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玩跳水了。

记得，保定的游泳池是一个星期换一次水，换出的水通过管道排入护城河。刚换的自来水很清，也很凉，在水里游不了一会儿就要上来晒太阳。

人民公园里面那个游泳池我们也去过，但由于要先花五分钱买公园的门票，所以去的不多。去过的几次我们也没买门票，是翻墙进去的。

保定的游泳池是每年的“六一”开门，到了每年的九月份，天气渐凉，游泳池便会随着秋风关门。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当自己的青丝变成白发时，保定游泳池的那几泓碧水，还有那小小的“深水合格证”，始终荡漾在我的心头，成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到二六三看电影

小时候我很喜欢看电影。在保定前卫路小学上学的时候，学校经常组织看电影。那会儿电影票很便宜，学生票才五分钱一张。学校每次包场看电影，班主任老师都要先统计，然后再收钱，买票。每月大概要组织一两场，我几乎每次都看。反正钱也不多，爷爷奶奶不会不给。

那会儿，我们看电影都是到保定电影院。看电影一般都是下午放学后，我们排成队，老师带着我们去电影院。路上，老师还指挥我们唱歌。电影票老师不发给我们，而是到了电影院依次入座。许多文革之前的优秀电影，像《小兵张嘎》、《英雄儿女》、《上甘岭》、《洪湖赤卫队》、《李双双》、《今天我休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都是那时看的，至今难忘。

到了1966年，那场运动起来后，学校停课了，包场的电影自然也就没有了。1967年11月，“复课闹革命”以后，由于前卫路小学取消了住校制度，学校离家太远，我就转到了西大街小学。在西大街小学上了一年半，1969年春升入保定五中的初中。在西大街小学上学期间，学校好像没有组织过包场看电影。

学校不组织包场看电影了，我们看的电影也不少，而且还是免费的。为啥？因为解放军的“二六三”医院就在我们院的西边，很近。二六三医院的前身是1946年成立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冀中第三分院，建国初就进驻保定了。老保定人对二六三医院很熟。

那会儿，二六三医院优先保障军人，同时对地方群众开放，但不是随便能去的，得是地方医院看不了的疑难症，要县或区的卫生部门开转诊介绍信才能去看病的。

二六三医院经常在露天放电影。“文革”期间，可上映的电影很少，主要就是“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二六三医院一般都是星期六晚上放电影。所以，每到星期六的晚上，吃了晚饭我们就往二六三医院那儿跑。到了医院的大门口，一看有站岗的，吓得我们不敢进。在远处看了一会儿，觉得那个站岗也不可怕，几乎所有进出的人他都不拦。

一个小伙伴说，咱别老在这儿戳着了，进去吧。我们壮着胆儿，挺起胸，像那些大人一样旁若无人地朝大门走去。快到大门口时，我的腿有点软，生怕卫兵把我们拦下。我抬头瞅了一眼卫兵，他似乎没看到我们，仍在那儿持枪站立。我不由地加快了脚步，走进了二六三医院的大门。

我们刚要松口气，谁想，传达室的老头喊了起来，喂！你们几个小孩干嘛去？我们头也没回，撒丫子就跑。跑了一段，觉得他没追过来就不跑了。确实，传达室的老头只是在履行义务，他不会真的追上来的。

到了医院的露天广场，已经有不少人在银幕前坐着了，多数是穿病号服的患者，也有穿军装的医院职员。我们没拿凳子，只好在后面站着。那天放映的什么电影记不得了，反正不是《地道战》就是《地雷战》，要不就是《南征北战》。银幕上硝烟弥漫，枪声不断，看着挺热闹。

散场以后，我们跟着人流往外走，快到大门口时，多数观众都走向了病房，只有少数人奔大门口，其中也包括我们几个。到了门口，大铁门已经关上了，只留了一个小铁门。路过传达室时，我怯怯的往里面看了一眼，发现那个老头还在。我快走了几步出了那个小铁门，生怕让那个老头拦住。

后来，到二六三看电影的人多了，门口把得严了，再想从大门口进就不容易了。怎么办？有办法，跳墙。二六三医院的院墙比较高，墙上还有铁丝网，如何上去？一般的院墙都有墙垛，就是每隔一段距离砌出一个垛子，用以加强墙体的稳定性。早有人在墙垛上凿出了小蹬子，可以攀着小蹬子爬上去。

因为墙高，墙垛上的脚蹬子小，翻墙过去也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稍不注意就会从墙上掉下来。那次，我已经够到墙头了，还是脚下打滑摔了下来。多亏了下面是软土地，没有伤筋动骨。还有一次，一个小伙伴已经翻过了墙头，但是被墙上的铁丝网挂破了后背上的衣服。那会儿家里都不富裕，衣服破了只能让家长补补再穿。

到了1969年，二六三医院和北京通县的二五二医院换防，从那以后再也看不到二六三医院的露天电影了。可是，那段追着电影跑的童年时光，却像永不落幕的老电影，在岁月里一遍遍回放，温润了往后的每一段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