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I狂奔在前，人类治理何在？

金戈

当《时代》杂志将2025年度人物的殊荣授予“人工智能架构师”，并坦言AI发展已“无路可退”时，一个尖锐的事实再次被推至我们眼前：智能机器的时代非但已经降临，更在以超越人类既有经验的速度狂奔。

它解构数学难题，重塑气候预测，将生产效率推向极致，如同一位不知疲倦的领跑者，不断刷新“可能性”的边界。然而，在这幅令人惊叹的图景背后，一个危险的窘境日益凸显：技术在前方一日千里，而本应引导与规范它的全球治理体系，连同亿万普通民众，却被远远抛在身后，步履踉跄，疲于追赶。

技术的狂飙突进与治理的碎片化滞后，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矛盾之一。一方面，如黄仁勋所言，每个国家、每家公司都在竞相构建和应用AI，将其视为战略核心。美国以国家力量推动，巨头企业凭借空前资本与数据权力扩张疆土，产业边界在狂热中模糊。另一方面，与之匹配的全球性监管框架、伦理准则与利益分配机制却严重缺位。电力消耗的巨壑、真伪难辨的信息迷雾、加剧的失业焦虑、少数巨头垄断的权力阴影，以及高悬的“AI泡沫”利剑，都如幽灵般在技术进步的光环下游荡。

特朗普那句“如果哪天发生了特别糟糕的事，就怪AI吧”的玩笑，恰恰透露出面对未知风险时，人类在制度层面的无措与卸责。

这种“技术在前，治理在后”的脱节状态是危险的。它意味着，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关键技术，其发展路径、所有权归属、管理规则乃至创造的巨大利益，正被商业逻辑与地缘竞争所主导，而非基于人类整体福祉的深思熟虑。当AI的影响力无远弗届，穿透国界，而我们的应对却仍困于民族国家的零和博弈与短期利益时，系统性风险正在累积。从经济震荡到社会撕裂，从伦理失序到安全危机，任一环节的崩裂都可能引发连锁灾难，最终将人类置于自身造物的阴影之下。

因此，我们不能再满足于局部的修补或滞后的响应。国际社会亟需一场根本性的范式转变，必须超越隔阂与竞争，携手构建一个全球化的人工智能治理理论框架。

当算法在打分，平台在推荐，数据中心在远方运转时，你有没有隐隐觉得：自己的生活正在被某种“看不见的系统”安排？

• 谁拥有关键的数据与基础设施？

• 谁参与制定规则、共同行使治理权？

• 技术带来的好处和代价，最后落在谁身上？

作个预告，即将付印的拙作《智能文明的三同原则》就试图阐明这个问题。这不是一本讲“如何使用 AI 工具”的技术手册，而是一部追问智能文明制度底线的人文著作。书中提出了“同有、同治、同享”三条原则，用来重塑我们看待智能时代的三个维度——结构性公共性、共治机制与智能红利分配，并据此勾勒出一整套可供争论、可供试验的文明方案。

全书从“结构性技术”与三大结构性错位入手，提出“双三层红利结构”等核心概念，继而通过“制度沙盘”的方式，依次审视教育、医疗、劳动与城市安全等关键领域，最后延伸到能源转型、气候治理与代际公平等全球议题，并在尾声中把视角推向更长的文明时间尺度。

这本书写给在智能时代承担责任的决策者，也写给在系统中感到无力的普通人。它不提供现成答案，而是给你一副“看清结构”的眼镜，让更多人有机会从“被安排”，走向参与设计。

历史的钟摆不会停歇。AI的浪潮已然漫过堤岸，我们无法也无权命令潮水退回。但人类文明的韧性，不在于阻止技术的进步，而在于能否以足够的智慧、勇气与责任感，为这匹脱缰的骏马套上文明的缰绳，为其规划通往共同繁荣而非毁灭的轨道。这是对各国政府良知与远见的终极考验。若继续各自为政，任由技术与治理的裂痕演变成深渊，那么《时代》杂志所描绘的那个“高度自动化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恐将滑向无人愿见的黑暗彼岸。

我们回不去了。

12-12-25 于西村 抱枫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