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勤八年间

山翁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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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图片/山翁0268

　　四十年前，我有幸走进人了民警察的行列。初入公安，我被分在秘书科，日常便是伏案抄写各类文书。那时的光景，如今想来竟有些遥远，办公条件简朴得近乎艰苦，每一份公文都须先起草草稿，反复修改后，纸面早已字迹层叠、难以辨识，我便一笔一画重新誊清，再送交打字室。那时的“秘书科”，后来改称办公室，如今已发展成指挥中心；而所谓“秘书”，也非专事笔墨，后勤杂务、机要收发，样样都须经手。忙碌是常态，却也让我这公安新兵得以接触公安工作的方方面面，在琐碎与繁杂中，默默成长。

　　将近一年的磨砚时光后，我接到调令，去往离城区五十里的道朗派出所，担任户籍内勤。那是一九八六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初度，公社已改称乡镇，派出所小小的院落里，连我在内仅有六个人。六间平房围出一方天地，门口悬着一块醒目的木牌：“道朗派出所”，便是它与周围民居最明显的区分。因户籍室里收存着全乡五十六个村、六万余人的户口簿册，我竟有了一间独自办公的屋子；而所长、指导员与其他三位同事，则挤在两间未加隔断的房内。所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偏三轮摩托车，即便是出警办案，未经准许也绝不能动用。户籍室里，总是拥挤着办理各种户口事项的群众，每日迎来送往几十上百的乡亲。我便终日守在这十多平米的屋内，很少得空外出。

　　中国的户口管理，古已有之，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彼时诸侯纷争，人口是赋税、徭役与兵源的根基，秦国商鞅变法，便首立严密的“户口登记制度”，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岁月流转，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新社会秩序，一九五一年七月，公安部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成为新中国首部户籍法规；一九五八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施行，首次明确划分“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奠定了现行户籍制度的基本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口的自由迁徙。

　　我的工作，便是这古老制度在岁月中的绵延。为新生儿报生，逝者销户，为迁入者落户，为迁出者审核《准迁证》、填写《迁移证》并核销本地户籍，为持证群众办理户口项目变更……这些流程日复一日，看似简单，却不敢有丝毫轻慢。在那个户口几乎等同于身份、关系着粮票与工作的年代，千分之一的疏漏，对群众便是百分之百的困顿。而每年岁末的人口统计与年报，更是对耐心与细致的淬炼。十二月初户口冻结，一切变动暂时停歇，须在上年度基数上，细细核算当年的生、死、迁徒，得出年末总人口。还要依据当年的出生数和死亡数，计算出年度出生率和死亡率。更繁琐的是人口流向统计：迁出缘由须分升学、招工、婚嫁、参军等十数类；流向则须辨明省外、省内市外、市内县外诸层；迁入者亦需如此逐一归整。数字交错，表册纷繁，稍有不慎，便前功尽弃。

那个时候的工作岗位稳如磐石，不少老警察在一个派出所一守便是十几、数十年，直至退休。我在这户籍民警的位子上，一坐也是八年。八年光阴，门外的梧桐绿了又黄，手中的户口簿渐渐泛旧。期间我还赶上并参与了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那段带领全乡普查员，走村串巷、入户调查，昼夜伏案、与数字较劲的日子，至今清晰如昨。八载耕耘，换来了一叠叠奖状：市县局的表彰渐渐垒厚，省部级以上颁发的荣誉亦有十余册。尤其难忘的是，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束后，因数据准确、差错率全省优秀，我领导的普查团队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嘉奖。那本红褐色的证书，静静躺在记忆里，成为从警岁月中最深的一道年轮。

从警几十年，岗位从派出所到分局再到市局。但户籍民警岗位留下的记忆至今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