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心理的杨洋

大松

百度“杨洋”，跳出来的，大抵是那位眉目如画的顶流。我家这位，名同人异，是学校心理咨询室里的杨老师。我常打趣她，说她是名字界的“大众脸”，混在搜索引擎里，得扒拉好几页，才能勉强找到一个关联词条，还多半是某次公益讲座的边角料新闻。

我与她的开场，倒不像预演过千万遍的剧本。那是2005年，我已在平川教了一年书，正像矿野里的一匹狼寻找着异性猎物。偶然在同事处看见她的艺术照。照片里的女孩，眼眸清亮，笑靥里漾着一种未经世事的、明亮的好看。彼时心里“咯噔”一下，如同志怪小说里的书生，冷不防撞见一个明艳美女，魂儿都给勾走了。那时不知名姓，只当是惊鸿一瞥，存档在青春末梢的文件夹里，加了密。

不想次年秋，她竟真真切切分来了学校，做心理老师。初见真人，一头长发染得似黄似金，在九月的阳光里扎眼得很，一身浅灰的牛仔，裹着浑身上下往外迸的青春荷尔蒙。走廊里迎面撞见，我下意识看了一眼，她竟也抬眼，回了个极短促的笑，牙齿白得晃人。就是那一瞬，什么“发乎情，止乎礼”的古训全忘了，脑子里嗡嗡的，只剩张爱玲那句低到尘埃里的话：“他看了她一眼，她对他回眸一笑，他就沦陷了。”

那时网络方兴未艾，QQ的“滴滴”声是心跳的伴奏。既是语文老师，总不屑于直来直去地问“吃了吗”。便想着“攻心”。大学时读过的蔡智恒《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那些曲折婉转的套路，此刻成了兵书。我敲过去的句子，时常夹着半截徐志摩，“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或是当时流行的“世上最远的距离……”。屏幕那头，她回得倒快，有时是心理学的“光环效应”、“首因效应”来拆解我的修辞，有时干脆一个捂嘴笑的表情。可偏偏是这样，你来我往，你侬我侬，那根线却悄悄缠紧了。

恋爱是个销金窟。我那点微薄的薪水，很快在恋爱的甜蜜里化为乌有。记得06年校运会，她约我去赣州。我很激动，因为这一行为在心理学上叫“契合度试探”或“好感信号传递”。绿皮火车哐当哐当，慢得人心焦。她大概是累了，头一歪，轻轻靠在我肩上。我正心旌摇曳，浑身僵得如同上了夹板，她抬起头，揉了揉脖子：“你的肩膀，怎么硬得跟石头一样……” 一腔柔情，顿时泄了气，只剩尴尬的傻笑。在赣州乱逛，吃了碗热辣的粉，我拉着她进汇丰银行边上的金店，指着一枚细细的戒指，套在她指上，尺寸竟刚好。她举着手对着光看，眼睛亮晶晶的。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咔哒”一声轻响，像某个精巧的锁，终于把她锁住了。

又忆起骑摩托带她去将军公园的秋日。我那时有辆红色钱江太子款，自以为拉风。她侧坐在后座，手虚虚扶着我的腰。风鼓起我们的衣衫，洪门大道两旁稻田金黄，确有那么几分影视剧的潦草浪漫。归途晚风骤凉，她说冷。我忙不迭靠边停车，从尾箱掏出那件灰扑扑的雨衣。她看着我手忙脚乱的样子，幽幽道了句：“笨……”

我家老屋前有三棵树，一棵是枇杷树，另两棵也是枇杷树，熟时金黄满枝。回家摘了最大最甜的给她，她吃得眉眼弯弯。次日找尾巴，问我：“还有枇杷吗？” 我回应说：“不都被你吃了吗，要不去我家树上现摘？” 她脸一红，扭过头：“我才不去呢。” 后来结婚多年，每到枇杷季，她总一边吃得欢，一边旧事重提：“喏，我就是被你用这几颗枇杷骗掉的。” 老屋拆建新房时，那三棵枇杷树终究被砍了。她念叨了好一阵，说少了点念想。

08年初春，南方冰灾，天地像个巨大的水晶宫。通向她老家贺堂的路，覆着厚厚的、狰狞的冰甲，车马断绝。她回不去，我也索性留在学校陪她。公寓简陋，我们用小电炉煮面条，呵出的白气在窗前结成冰花。窗外是僵死的世界，窗内，一灯如豆，两个人挤在一起，看无聊的电视剧，脚碰着脚，竟也不觉得冷，反倒品出一种相濡以沫的暖意。那场冰灾封冻了许多东西，却似乎把我们之间最后的犹豫，也给焊牢了。

同年年底，婚结得简单。去贺堂接亲的，是辆漆面斑驳的老款桑塔纳2000。她见了，颇不高兴。后来在将军宾馆摆婚宴，同事喧闹，酒杯叮当，也就这么过了。婚后日子，大抵如常，有粥饭的温，也有碗勺碰壁的响。两个女儿相继而来，带来的忙乱与喜悦，如同潮水，一波平了，一波又起。生活渐渐显出它毛糙的底色，浪漫褪成墙上的水渍，更多的是孩子的吵闹，工作的烦累，以及彼此性格棱角的细微摩擦。

她的工作，这些年变化颇大。早十年，青少年“心理问题”还是个矜贵的词，她闲时能看看闲书，琢磨点小吃。后来，不知是社会变了，还是人们意识醒了，校园里那间咨询室的门槛，快要被踏破。她忙得脚不沾地，个案记录写满一本又一本，可评优评先，似乎总轮不上她。我有时宽慰，有时也忍不住调侃：“你这个职位，好比楼道里的灭火器，大火扑不了，小火用不着，但谁也不敢说不要。平日里，就在墙角积灰。” 她听了，也不反驳，只幽幽叹口气。

她骨子里有股韧劲，看着身边的“拼命三娘”们，也不甘人后，汲汲于各种培训、课题、公益活动。慢慢地，竟也积攒了些名气，得了有关部门的表彰，算是“墙外开花墙外香”。两年前，她终于评上了副高职称。送材料的那天晚上，她对着镜子，拔掉几根新生的白发，喃喃道：“值得么？” 我没答话。人到中年，我渐渐成了“泼冷水”和“拖后腿”的那个。给她讲“平常心是道”，讲“云在青天水在瓶”，讲心理学的“森田疗法”核心便是“顺应自然”。我说，许多事，并非努力就一定有回声，像深夜对空谷喊话，有时听到的回响，不过是自己心跳的错觉。

她起初不服，后来许是累了，许是真听进去几分，脚步果真放缓了些。不再为无谓的琐事熬夜，周末也能安心陪孩子。我知道，这位玩心理的杨老师，于大众的人情世故、微妙心绪，有时反而天真迟钝得真实。这或许便是她始终未能“成名成家”的根由——太真了，真得像未经打磨的原石，有光芒，也带棱角。

如今，我们走在后半生的门槛上。时光拿走了我们一些东西，比如那三棵枇杷树，比如摩托车上无所顾忌的风；但也留下许多，比如女儿们的笑闹，比如彼此眼中褪去炽热却更显清晰的影子。她不再是我初见的那个染着金发、浑身是刺的青春符号；我也不再是那个绞尽脑汁、讨笑逢迎的文艺青年。我们成了寻常夫妻，在生活的火炭上，被岁月文火慢煎。那滴糖般的甜蜜，早已不是初遇时“滋啦”一声的炫目爆裂，而是融进了每一寸肌理，变成一种温吞的、妥帖的甜，或许带着微微的焦苦，却更耐咀嚼。

玩心理的杨洋，最终没能用那些理论，完全剖析或规划好自己的人生，达到期待中的某个高度。我们只是在不断的试错、磨合与相互“治疗”中，找到了一个让彼此都相对舒适的姿势，依偎着，继续走下去。这烟火人间，神仙眷侣大抵只是传说，而我们，只是努力不让柴米油盐，完全淹没当初那一眼心动的一对凡人。如此，便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