熠熠吉金/宝汉斋主人的一生守护

雲南朙淸書畫收藏

头条新锐创作者：东昭文化社

张希鲁 先生

（1900-1975）

序章：公论所在，即真价所在

1979年1月，云南昭通一间简朴的居室中，一位清瘦的老人正伏案写信。他的手有些颤抖，但字迹依然工整有力：“..愿将平生搜求所得之物，全数捐赠国家，以利研究，以传后世。”

窗外寒风凛冽，室内炉火微明。老人停下笔，望向书架上那些陪伴他半个世纪的“老友”—那些从铜匠铺、田间地头抢救回来的青铜器皿。他的眼神温和而坚定，仿佛在与它们作最后的告别。

这位老人，就是张希鲁。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青年时代写下的箴言：“公论之所在，即真价之所在⋯•必操之有道，持之以恒，发无穷之思想，建无穷之事业，人生之真价，始与之相并而不失。”

一、寒门学子的金石缘

1900年，张希鲁出生在昭通一个清苦的教员家庭。

原名连楙的他，因仰慕战国高士鲁仲连“义不帝秦”的风骨，自字“希鲁”，后更号“西楼”，将书斋命名为“宝汉斋”—这个斋名，预示了他与汉代文物不解的缘分。

1923年，这位聪颖的昭通青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云南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文史专业。在昆明，他有幸受教于清末经济特科状元、著名学者袁嘉谷先生。袁先生对云南地方文献的重视深深影响了张希鲁，师生二人常彻夜长谈，从滇中掌故到金石考据，从文献校勘到田野调查。袁嘉谷曾笑称自己是个“滇僻”—对云南地方文化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张希鲁闻言会心一笑，从此也将这个称号当作自己的标签。

1929年，张希鲁返回故乡昭通，任教于母校省立第二中学。那时的昭通，虽地处边陲，却是古朱提郡、堂狼县故地，地下埋藏着无数汉代遗珍。教学之余，张希鲁开始有意识地寻访地方文物。他的收入微薄，却常常省下薪俸，用于收购那些被当地人视为“破铜烂铁”的古物。

二、铜匠铺里的惊天发现

1933年夏天，一个消息让张希鲁坐不住了。

“张先生，听说周于滨从铜匠铺里买到了两件古铜器！”一位友人兴冲冲地告诉他。

张希鲁立即放下手中的书本：“形制如何？可有款识图纹？”

“这….我也说不清楚。”

这就是够了。第二天，张希鲁便提着两包昭通特产，冒雨前往周于滨家拜访。礼数周到，言辞恳切，但结果却令人失望——那两件铜器虽古旧，却无任何纹饰文字，考古价值不大。

正当张希鲁略带失落地告辞时，周于滨突然说：“张先生如此热心地方文物，我倒想起一事。前几日有铜匠向我打听，问是否认识懂古物的人。”

“哦？在何处？”

“挑水巷里的铜匠铺。”

张希鲁眼睛一亮。挑水巷是昭通城中的手工业聚集区，铜匠铺林立，许多出土文物常在那里被熔毁重铸。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张希鲁正在家中整理拓片，忽然传来敲门声。开门一看，竟是两位满面尘灰的铜匠，手中各捧着一件用粗布包裹的器物。

“听说张先生收老铜器？”年长的铜匠小心翼翼地问，“我们有两件东西，收了两三年了，本想改作炊具，但用着不方便—您瞧瞧？”

张希鲁请他们进屋，在油灯下仔细端详。这是两件青铜洗（古代盥洗器），其中一件底部有排列规则的孔洞，似是故意镂空。

“这孔.….”张希鲁轻声自语。

“哦，这个啊，”铜匠有些不好意思，“我们以为是锄头挖伤的，还觉得可惜呢。”

张希鲁的手微微颤抖起来。他拿起放大镜，在器底边缘细细寻找。终于，在锈迹之下，他看到了—极细的篆书阳文：“阳嘉二年..”

“东汉阳嘉二年双鱼洗！”他几乎叫出声来，“这是稀世瑰宝啊！”

原来，那所谓的“锄伤孔洞”，实则是汉代特有的“滤水孔”设计。这两件险些被熔作铜水的器物，正是珍贵的东汉文物。

张希鲁倾尽当月薪俸，买下了这两件铜洗。铜匠离去时，他再三叮嘱：“日后若有类似物件，千万留给我，万不可投炉啊！”

三、田野间的历史密码

1934年春天，昭通城北鸦姑海的一处“梁堆”（当地对古墓葬封土堆的称呼）因雨水冲刷坍塌，露出了一件青铜盘。此物很快被文物爱好者鄢若愚购得。

张希鲁闻讯前往观摩。那是一件形制古朴的铜洗，高约两寸，口径一尺一寸。他轻轻翻转器物，底部六个篆字赫然在目：“永元五年堂狼”。

“永元五年...”张希鲁喃喃道，“东汉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堂狼'—古堂狼县！”

他当即取出拓纸、墨包，精心拓制数份。拓片上的篆书古雅遒劲，正是典型的汉代书风。这件“永元五年堂狼洗”的发现，为研究汉代西南郡县建制和手工业提供了宝贵实物。

更大的发现在次年到来。

1935年10月，昭通酒渔河郑家山后坡。于姓农民正在为叶家犁地，突然耕牛前蹄踏空，“锵”的一声，像是踢到了金属器物。于某心中一动，却不动声色，只推说地硬难犁，早早收了工。

月明星稀时，于某带着儿子悄悄返回，用锄头小心挖掘，果然起获了三件器物：两件铜洗，一块奇特的金属锭。三件器物呈叠压状态—金属锭置于大铜器内，上覆小铜洗。

几天后，于某带着大小两件铜器来到张希鲁家。小的那件形如盂，底内铸有生动的双鱼纹，中间一行铭文清晰可辨：“建初八年朱提造作”。大的那件形如罂，有双耳，底部是双鱼夹一虫的纹饰，无文字，张希鲁称之为“虫鱼器”。

“建初八年，公元83年，'朱提'造！”张希鲁难掩激动。朱提郡是汉代西南重要政区，其治所就在今昭通一带。这套器物的出土，不仅年代明确，产地清楚，而且保存完好，纹饰精美。

“出土时可还有其他物件？”张希鲁问。

于某迟疑了一下，摇摇头。

张希鲁没有追问，他倾尽积蓄买下了两件铜洗。但他隐约觉得，于某有所隐瞒。

四、“白金”之谜与学者风骨

果然，两年后的1937年，于某再次登门，这次他带来了一块“似银非银、似锡非锡”的金属锭。

“张先生，这物件.您给看看？”于某的神情有些尴尬。

张希鲁立刻明白，这就是当年与铜洗同出的第三件物品。于某本想私藏售卖，无奈无人识货，只好又来求教。

金属锭重88两，表面有模糊的篆书痕迹。张希鲁仔细辨识，又查阅《汉书•食货志》，初步判断这可能是一种银锡合金。他将铭文拓片分寄给各地学者求教。

不久，回信纷至沓来。黄仲琴、容庚（字希白）、邓尔疋等学者释读出八字铭文：“建初六年朱提造作”。

消息不胫而走。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卫聚贤闻讯，愿出高价收购这块罕见的汉代银锡合金锭。

面对足以改变生活的巨款，张希鲁却婉言谢绝：“此乃地方文献，不忍以市贾论之。”

他随后做了一件令人钦佩的事：请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对合金取样分析。结果显示，这确为银锡合金，含银量高达42%。这是中国考古史上首次科学鉴定的汉代银锡合金实物，其上的纪年铭文更是前所未见。

著名学者王献唐得知后，写信恳求拓本，他在信中说：“传世汉银锭，有年号者皆伪物。《陶斋吉金录》残银块虽真，但无年号⋯••昔聚贤所言果确，恐绝无仅有者也。”

收到拓片后，王献唐确认此非伪物，并将其郑重收入《中国古代货币通考》。一段险些被熔毁的金属，就这样进入了中国货币史的重要篇章。

五、战火中的坚守

1937年春，张希鲁调回省立昭通中学任教。时值抗战全面爆发，华北、东南文物大量西迁，中国学术重心向西南转移。张希鲁的考古发现引起了学界更广泛的关注。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张希鲁更加坚定了保护地方文物的信念。他常常对学生说：“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我们民族的记忆。战火可以摧毁城池，但不能断绝文化的根脉。”

1942年冬，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亲自致函，聘请张希鲁为西南文化研究室特约编辑。这位数学大师深知，要理解云南，必须研究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张希鲁欣然应允，在教书之余，开始系统整理昭通地区出土文物资料。

六、抱女访铺再得珍器

1950年岁末，昭通城已解放一年。一个寒冷的午后，张希鲁抱着小女儿，像往常一样到水塘子一带的铜匠铺“闲逛”。

“张先生又来淘宝贝啦！”铜匠们早已熟悉这位特别的顾客。

一位老铜匠从角落里拿出一件残破的铜器：“这个，缺了个耳朵，字也磨花了，您看看？”

张希鲁接过器物，左手抱紧女儿，右手持器细观。

铜洗破损严重，表面的篆书阳文模糊难辨。他端详片刻，摇摇头，抱着女儿转身离开。

走了十几步，他忽然停下。

“爹爹，回家吗？”女儿奶声奶气地问。

张希鲁没有回答。他转身折回铜匠铺：“老哥，这件器物能否借我回去细看？明日定当归还。”

铜匠爽快地答应了。

回到家，张希鲁小心翼翼地将铜洗浸入清水，用软毛刷轻轻刷洗。泥垢渐去，底部的铭文逐渐显现

—一行八字：“阳嘉四年堂狼造作”。更妙的是，左右还有“吉”、’、“羊”二字（“羊”通“祥”）。

“阳嘉四年，公元135年！堂狼造！”张希鲁喜不自禁。这件铜洗虽小（仅重51两），铭文却多达11字，地名、年号、吉语俱全，极为难得。

他立即写了篇跋文，记录这次“邂逅”：“寒斋古物，素缺'堂狼'一款，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安得不踌躇满志！学无止境，有此发现，足以馈岁，亦足以自慰也……”

次日，他不仅归还了铜洗，还以优价购藏，并再次叮嘱铜匠：“日后有发现，慎勿轻于投炉！”

七、风雨岁月与最后捐赠

1962年，张希鲁调至昭通县文化馆，专职从事图书、文物工作。他终于能在更广阔的平台上实践自己保护文化遗产的理想。

然而，风雨骤至。“文革”初期，张希鲁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关押、批斗。那些他视若生命的文物资料险些被毁。最艰难的时刻，这位老人紧紧抱着几件最重要的拓片和笔记，像保护婴儿一样保护着它们。

1973年，张希鲁得到平反，退休回家。晚年的他，身体日渐衰弱，但精神依然矍铄。他常常抚摸着那些陪伴自己多年的文物，对子女说：“这些不是我们张家的私产，是祖先留给所有人的财富。”

1979年1月，张希鲁病重。在弥留之际，他让女儿取来纸笔，用尽最后力气写下了那封捐赠信。

“父亲曾说，”长女张有初回忆道，“这些文物是从昭通的土地里来的，最后也要归还给这片土地，归还给国家。”

张希鲁去世后，子女遵其遗愿，将137件金石文物全部捐赠给国家，其中仅汉代铜洗就有9件之多。

这批文物成为研究西南汉代历史、手工业、郡县制度的第一手资料，价值不可估量。

尾声：真价永存

今天，当我们走进昭通市博物馆，在“朱提遗珍”展厅中，可以看到那些历经千年沧桑的青铜洗：阳嘉二年洗、永元五年堂狼洗、建初八年朱提洗.•.它们静静地陈列在展柜中，器身上的双鱼纹依然生动，铭文字迹依然清晰。

每一件文物旁，都有简短的说明牌，上面写着：“张希鲁先生旧藏，1979年捐赠。”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夸张的赞誉。但每一位驻足观看的参观者，都能从这些沉默的吉金中，读到一段不平凡的故事—关于一位清贫教师如何用毕生心血，从铜匠铺里、从田间地头，抢救出一段段险些湮灭的历史。

张希鲁生前常吟诵自己写的诗句：“朱提吉金逃炉运，山乡历史获真凭。”

他做到了。他用一生的执着，让这些吉金逃脱了熔炉之劫；他用学者的良知，为山乡历史找到了真实的物证；他用最后的捐赠，诠释了什么是“公论之所在，即真价之所在”。

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权势所能予夺，不是富贵所能衡量。它存于人心公论，见于恒久事业，融于文化血脉，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相并而不失”。

张希鲁和他的“宝汉斋”旧日藏，正是这种真价的最好注解。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文化的星空下，他们共同熠熠生辉，光照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