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串华溪

善本

1984年暑期的一天，我和几个年轻的演员被单位领导派到华溪乡出任务，那里有一个电影摄制组正在拍片，需要从当地的文艺团体抽几个人去协助拍摄。

在文艺作品相对单一的年代，无论大人或小孩，几乎没有不喜欢看电影的，更别说去参观如何拍电影了。

小的时候，我总是天真地以为，银幕上发生的那些故事，所呈现的情景和人物，它们都是生活中的真实，正如我在听收音机时，也会想象里面有个小人儿正在说话，设想着里面的人会走到桌面上来和我一起玩。

到了年龄稍大一些时，便觉得这些想法十分荒唐，但至少也不愿意去承认，在电影镜头的外面，还有一大堆的工作人员和机器都在跟着演员拍着。

当我清楚地意识到，电影是被预设和摄影机弄出来的时候，自己早已经从玩游戏时的角色模仿，过渡到很想去上镜的年龄了，但也一定没有料到，若干年以后，自己居然会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毫不费力地竟了被摄影机镜头拍摄的念想，尽管只是客串了一次路人甲。

说客串，并不意味自己是什么角儿，而是意指这种说法已经跨跃了表演的门类，那些年，我正在县采茶剧团跑龙套，同时兼管着舞台天幕灯。

按照约定，我们几个人需要在当天下午赶去摄制组所驻扎的县招待所报到，然后再去夏溪，协助拍摄。

我不断地猜测，协助拍摄，这种含糊表达的具体意指为何。完全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不会要我去协助安装天幕灯，铁定是要去当一回群众演员。那时，我甚至兴奋得来不及细想太多，反正无论去了哪里，都还是跑龙套吧。

这一回，我的期待与上戏台有些不一样。

电影厂，乃是一个充满魅惑的艺术王国，我甚至都有些怀疑，是否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走近这种神一般的存在了。

像我这样一个在家乡县城混生活的渡头阿仔，平时，除了满街东走西逛地寻看电影和电视以外，鲜有见识高水平艺术创作的机会，那是做梦都不会梦到的境遇。

午休后，我们几个人按时来到招待所，循着房号，轻轻地敲开了一间半掩着的门。

进得屋内，见两位男士坐在椅子上聊得正欢。我们自报了家门，得知我们是剧团派来的人后，年纪较大那位便招呼我们随意坐下，并告诉我们，等再过一会儿，会有汽车把剧组和我们一起送到华溪的拍摄现场去。

他们继续着自己的海聊，聊的话题都是与电影拍摄技术有关的，比如，厂里某位导演对于拍摄场景的把握非常在行，但遗憾的是，唯独对太阳没有办法。

我在一边干坐着，干听着，虽插不上话，但也比较知趣。直到那位年长者主动问及我们的情况时，我才壮起胆子，用我那略带山东尾音的普通话跟他聊上了。

在此，我有必要略作一番说明，在我的日常语境中，除了少数外地人，鲜有说普通话的交流者。渡头镇的大部分人，对于方言之外的异腔，还是稍微有些语态隔阂的，所以，我也极少使用普通话，再者，跳出方言的交流，也实为不必，不是我的语音不准，而是有时准得离了谱，不然，也不会让人觉得是自己在故显高雅而为此蒙羞。县剧团的语境就更是如此，一口标准的当地腔，也恰似彰显了地方戏曲的特质。

闲聊中，当我得知对方就是剧组的导演时，也不知从哪里飘来了一阵紧张，其实，我真的用不着紧张。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情绪状态大概来自潜意识中的出镜欲望，我想给导演一个好印象，或许他会让我多扮几次路人甲，至少，多给些镜头也是好的。

我在进行自我印象整饰。

但我不得不告诉自己，我是来完成协拍任务的，导演并不会有什么台词让我糟踏，我也不可以有非份的想法。可是，我在聊天时，那不自觉地流露出的言语腔调和措辞，却早已偷偷地暗示着那个爱慕虚荣的自己，除了一个演员本能的小九九之外，其它的自我告白，已经是难圆其说了。

我感觉自己的眼神有些闪烁，不太敢正眼盯看这个和我说话的中年人。

尽管我的目光在游离，但却对这种令人哆嗦的情境慢慢地产生了一种祛魅的体认。传说中的电影导演，似乎也并非是神一般的存在呢，如果放下自己心里的小九九，不也正跟他热聊着吗。

我仍然愚顽地，怀着忐忑的好奇心观察着导演。

他大概有四十岁上下，个子不高，是南方人那种特有的精瘦体型，皮肤被晒得有些发黑，说话中气十足。他穿着浅色的西装短裤和短袖衫衣，白袜凉鞋，整个人显得精明能干，如果身着这样的装束，在渡头镇上溜达一圈，肯定算是比较惹眼的了。

也可能是心有灵犀。后来，一个曾与我同去夏溪的伙伴，居然在私下里给导演起了一个"香港警察"的别号。这样的起号思路，估计缘于那阵子观看了比较多的港台警匪片，但是，在渡头镇所能仰止的外部世界，除了影视所能呈现的之外，大概也没有多少可供参照的典型形象。我们可真是少见多怪。

我们的卡车一路驰向拍摄地，我站在卡车后斗里，一声没吭。我从剧组人员一路上的聊天中得知，正在拍的这个片子并非故事片，而是农业科教片，但也有一些简单的人物关系和情节，都是围绕着在农家如何使用沼气而展开的。

我的身体不断地随车晃悠着，但无论怎么晃，也晃不开脑子里新结的这个疙瘩。我始终想不起来曾经看过这样的电影。眼前这拨人，大概也不会是拍新闻简报的，人家可是照着剧本开拍，有导演、演员、摄影、场记，化妆、灯光、剧务等等班底，人员可谓一应俱全，角色也都有名有姓。想到这里，我似乎又来了一些精神。

华溪乡紧挨着106国道，国道也是街道。

摄制组事先在华溪街边的一家小旅店里设了休息点，以方便剧组人员从拍摄现场赶回来用餐，也用来临时存放拍摄所用的大件器材。

当卡车风尘仆仆地驶到那个旅店时，日头早已偏西。我们一行人被告知，今天的拍摄将于天黑之后才会开始。

到了晚餐时分，我随着众人来到厨间。

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伙食并不比我们剧团下乡时优渥多少。餐桌上摆着的，也是一个白色的大菜盆，里面盛满了油腻腻，白晃晃的米粉丝炒肉，仅此一盆而已。与我们团下乡演出后宵夜不同的是，这里用餐的人数并不多，那个菜盆里的肉丝和菜油不仅放得多，并且粉丝量大管饱。我琢磨着，我们剧团厨房的Q师傳每晚也要做这么一大盆炒粉，他需要用多大的锅，持多大的锅铲，使出多大的劲。

那个时候，摄制组的日常生话，这样看起来，绝不比一个奔波于乡间的戏班好到哪里去，但它的魅惑不在此，对于一个演艺人，这种貌似草台班子的诱人之处并不在于吃喝，而在于电影胶片这种介质所带来的，不可预见的传播效力。这些经历，完全值得他们在事后去回味。为此，未知有多少被电影驱动的人甘愿风餐露宿，怀揣着憧憬和浪漫的情怀，去体验这样的外景地生活。

我一直在想，过去的经历何以形塑了自己，那些对于未知生活的诉求和观念何以产生，但是，所得答案却并不十分明晰。

对于众多的当地适龄青年而言，1984年的渡头镇，恰似一个种马场。在恢复高考后的头几年，镇上两个知名的中学更是开足了马力，互相比拼，结果是把一批又一批的草根马驹，逆袭到那些大众耳熟能详的地方生根去了。而学生们接踵而至的假期返乡，却远不似当下的外出打工人的脚步那样匆忙，他们带着试卷右上角数字的高值和身份的自豪感归来，顺便给镇里捎来了一种面向未来的生命状态。这种为了适应求学和休假之需的，在铁轨上的不间断的往返，无意间促成了本土风物与高考文化间的互生互融，也使得青年人对于电影院的银幕故事不再觉得虚幻。

在八十年代初的渡头镇，似我这类毛头男生，如果产生了些许所谓的电影观众意识，也正是在这样被反复糅合了的乡土气氛中冒出来的。

但是，看电影与拍电影终究不是一回事。

吃过晚饭后，我们又爬上了那辆卡车，卡车拐下106国道后，驶入了乡道，不久，就开到了一个不知村名的村子，我们在村前的几幢农舍附近下了车，接着，就被领到了一户农家的门口。在那里，有不少剧组人员正忙碌着布线和架设各式器械，在他们的四周，围着一些村民和小孩看着热闹。

这户人家的堂屋便是今晚的拍摄现场。

很显然，这个村子是普及了沼气的，也正因为如此，才招来了摄制组，这令我对夏溪多少有些敬佩和刮目相看，但沼气的受益者何止是华溪和眼下的这个村，就连摄制组和我们这一行人也很难说不是。

我要感谢华溪的沼气，它燃烧时所发出的亮光，仿佛照向了罩在电影胶片外面那神秘的暗盒，它使我得以在一种身体和感官经验叠加的状态下，观察并比较着那些充满魅惑的镜头故事，遭遇了一次电影生产中的拍摄过程。

这只能说是一次遭遇，在此意义上说，沼气于电影而言，也算是一次遭遇。

电影拍摄不需要观众和场观，但作为群众演员，一样需要化妆，只不过，那妆并不是脸谱妆，至于服装，穿着平时穿的白衬衣即可。扮演一位农村知识青年，我觉得自己基本上是可以本色出镜的。

给我们的镜头是观看男主角演示沼气的使用，在摄影器材密布和灯光耀眼的堂屋里，人多，物杂加上灯烤，一进屋便觉闷热难挨。导演一遍又一遍地试拍，灯光师不断地举着测光表在我眼前划动，为了这一两个镜头的成功拍摄，一大堆人折腾了好几个小时。

那次，摄影师给了我一个近景一一村民全神贯注地观察、听讲。这是我的同事在观看放映后告诉我的。我不曾看过此片，甚至也未曾过问片名，再后来，甚至也没有了想看的兴趣。

对待一类事物的态度，从兴致勃勃抑或神圣，直到了无兴趣或思之索然无味，这个不短的主观过程实乃一种祛魅，我的这种话语套用，在上面的忆叙里已有所涉及。

一种经历，从无到有，从远瞻到近观，再到日常类比的实现，这些都可能导致祛魅效应的发生。由此，推而思之，人们对未知世界认识的深化，或者思维不断达至更加精致的境界，都无不体现着这一过程。只不过是，在感性和审美的世界里，这个过程的起伏要大得多。

但电影并不是宗教，我也并非影像的圣徒。说魅惑是有了一些夸张，说祛魅是甩弃得过于彻底，但经历，它明摆着是属于发生过的事，特别是对于那些曾经有过的念头，如果自己不说出来，大概也不会有人知道。尽管人们知道了也没有什么用处，但知道就是知道，它本来就该归于是否会被知道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