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阳

樊

　　汾阳，西依吕梁，东濒汾河，山河之美孕育了淳朴厚重的民俗风情。秦晋通衢， 锁钥雄镇，多元文化在这里碰撞融汇，衍生出开放包容、别具风韵的地域文化。三晋大邑，膏壤沃野，见证着这块土地上的斗转星移、风云变幻。

　　汾阳位于吕梁山脉东侧、太原盆地西侧，受季风气候影响，具有干冷同期、雨热同期的显著特点。充足的阳光与丰沛的降水，这里成为动植物繁衍的家园。汾阳地域保存有较多古生物化石遗址，包括新丰村遗址(距今约6万年)、桑枣坡遗址(距今约4万年)等，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古动物化石，有三趾马、披毛犀、纳玛象等。这些动物化石的出土，充分说明了当时的汾阳地区温暖湿润的气候特点。

　　海拔在2-3干米的地形对气流的强迫抬升作用最大，吕梁山脉处于在这个高度区间，每年夏季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带来大量的迎风坡降水。汾阳地处太原盆地西南缘，吕梁山脉东缘，平均海拔1414米，自然地形可分为西北部的山地、中部和西南部的黄土丘陵、东南部的平原。历史上汾阳地貌状况几经变迁，汉代以后汾阳境内古泽面积陆续东移，直至宋元时期，湖泊逐渐消失。

　　晋国自唐叔虞受封唐地之后，其国策便一直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其疆域版图不断向北拓展，至东周时，汾阳一带由狄归晋，正式开始了建制史。战国时，这里已经发展成为商业经济发达的三晋大邑。经三国时期的曹魏至北魏时期，汾阳一带由县改郡。 干余年间，汾阳在历史舞台延续着最初的辉煌。

　　汾阳建制始自春秋。《左传·宣公十五年》载：“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赏赐封地瓜邑”。春秋晋国核心封邑之一，因“地多瓜瓞(小瓜)，蔓延成泽”得名，是当时连接晋都绛(今山西翼城)与北方狄族区域的战略要地，也是汾河流域重要的农业产区时称瓜衍县。

春秋时期，晋国大臣魏桓子在辅氏之战中击败秦国，晋景公为表彰其功，赏赐他狄人奴隶千户，还封瓜衍(汾阳市阳城乡小虢城村一带，因盛产瓜类得名)。后世成“瓜衍之赏”成语传用至今，指规格极高的赏赐。

　　隋唐时，汾阳为西河郡、汾州治所，是全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唐末藩镇割据、战乱连年，宋、辽、金又几番政权更迭，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再度碰撞、融合，直至忽必烈称帝建立元朝。 山西战略地位突出，而汾阳作为南北贸易枢纽的货物集散地， 文化与经济再次身处历史高峰，造就了丰富的历史遗存。

　　唐代，汾阳时称西河、时称汾州，是唐王朝非常重要的州府之一。众多名门望族躬耕于此，遗存了众多文化遗产

　　明清时期，汾州府是山西省的九府十六州的大府之一，属于三晋政治、经济、文化次中心。是冀、晋、豫通往陕、宁、蒙贸易的必经之处，汾商队伍浩浩荡荡，成为晋商中的一支劲旅。至清代， 据清《皇清奏议》记载，雍正三年(1725),汾州府已是“山右殷富之乡，百姓颇有积蓄”。而汾州府最为有名的酿酒业在明清时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汾阳人不断对酿酒技术进行改进，推动汾阳美酒在这一时期缔造出中国自酒的品质标杆与行业典范

　　鸦片战争后，汾阳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华北地区的重要基地。1885-1936年间设立汾州女子学校、广智院、汾阳医院、崇德女校、铭义中学、高级护士学校，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带进汾阳，改善了地方医疗。东西文明在汾州这座悠久历史的古城交汇、融合。

唐故大将军上杜国郭君牌

郭君碑，三晋名碑，清代《金石萃编》《金石录补》《寰宇访碑录》《山右石刻丛编》等石刻丛书均有载。明代双玉函斋藏本拓片收藏于故宫博物院，比现在所存多了七十余字。 此碑现存1300余字，用对仗工整、辞藻华丽的语言，勾勒出大唐开国元勋郭君的生平轶事。郭君，其名剥落不详，出身“西河郭氏”，自古为汾阳望族。霍邑之战、浩州之围、围歼突厥等战役，且在霍邑之战中斩杀隋朝大将宋老生，居功至伟，勋至最高荣衔“上柱国”。

郭君碑书法以楷为主，偶间行书，字体隽秀，章法谨严，布局宏丽。可惜风化剥蚀严重，撰文者、书丹者均无可查，当为大家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