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胡同 哈尔滨的街》之十四:东交民巷，北京独一无二的＂洋街＂

剑客

　　北京与哈尔滨，虽然城市风格各异、建筑特色迥然、发展历程不同，但历史上，这两座城市有着很深的渊源，金朝在哈尔滨定都后迁都北京；清朝在哈尔滨肇基发祥，在北京建国定都;建国前，哈尔滨和北京又都是新中国首都的备选城市。

本书力图通过这两座城市胡同、街巷的形成、发展、变化和发生在这两座城市里的重大历史事件、生活在这两座城市里的重要历史人物,乃至名人轶事、传说故事、市井百态等等，反映这两座颇有历史渊源的城市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地域文化、人文景象、自然景物、城市精神、城市性格、城市风格、建筑特色、风俗风情、风土风物和迥异的历史变迁、时代风貌、经济社会发展脉络。

东郊民巷，北京独一无二的“洋街”

“巷”字的本义指小巷，泛指狭长的小街道。难怪成语“大街小巷”，释义为“城镇中宽敞的街道和狭小的胡同”。然而北京的巷并不是“狭长的小街”或“狭小的胡同”，而是大街大路，比如“东郊民巷”，长达 1552 米，比有些城市的大街还长。

记忆中，东郊民巷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辛丑条约》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就义等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是北京最有故事的一条街，也是北京独一无二的“洋街”。

东交民巷是北京古老的街巷之一，诞生于十三世纪末马可 • 波罗游历中国的那个时期，至今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最初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是连在一起的，元朝时皇城东墙外有一条连接南北大运河的漕运水路，“南粮北运”的船只直接停泊在城外的船板胡同一带，人们在此卸下粮食直接售卖，形成了粮食买卖一条街，朝廷在此地设有税务所和海关。漕运来的粮食多为南方人所说的糯米，北方人则称之为江米，久而久之人们就将这条街称为“江米巷”。1420 年（明永乐十八年），朱棣迁都北京后，修建“棋盘街”，将江米巷截断为“东江米巷”和“西江米巷”；东江米巷属南薰坊管辖，初期的东江米巷只有“六部”中的礼部接待来自安南 ( 今越南 )、蒙古、朝鲜、缅甸等 4 个藩属国使节的“会同馆”。明后期至清代，朝廷将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都集中到这里，并将会同馆改名“四译馆”，作为朝廷的“国宾馆”；清代，东江米巷属正蓝旗地界。

1840 年（清道光二十一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古老封闭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世界列强瓜分的对象。1860 年（清咸丰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政府与英、法、美、俄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中俄《瑷珲条约》。1861 年 3 月，英法美俄使馆搬到这里，其中，英国大使馆搬到梁公府（原淳亲王府）；法国大使馆搬到纯公府（原安郡王府）；美国大使馆搬到美国公民 Dr S.S William 的私宅；俄国大使馆搬到东正教教堂俄罗斯馆。随后日本、德国、比利时等国也在此设立大使馆。

1900 年 ( 清光绪二十六年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清政府将这条街更名为东交民巷，并将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和兵、刑、工三部迁出。美英法等列强驻华使馆擅自将东郊民巷改为“使馆街”，并由各使馆自行管理。

1927 年 4 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各国使馆相继迁往南京，北平市政府曾一度准备收回北京使馆区，但计划最终胎死腹中，东交民巷仍为各列强控制。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除德国、意大利等轴心国外，其他国家将使馆移交给国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陆续收回被帝国主义列强占用建筑的所有权。1959 年开始，中国政府在东郊建国门外辟建使馆区，东交民巷作为使馆区的历史从此宣告结束。“文革”期间，东郊民巷一度被改为“反帝路”；“改革开放”后，恢复了东郊民巷的街名。

　　时光虽已逝去，往事并不如烟。这里发生的故事，与旧中国屈辱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承载着国人太多不堪回首的回忆，也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和北京城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东郊民巷，不仅是一条古老的街巷，更是一部凝重的史书，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许多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大多与盘踞这里的帝国主义列强在使馆的密谋策划紧密相关。从 1840 年（清道光二十一年）开始，古老的中国开始遭到列强的侵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国家主权开始不断丧失，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英勇的中国人民和一些有识青年投身于救国救民的浪潮中，与外来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经过一百多年的流血牺牲，西方列强最终被赶出华夏大地。在这个过程中，无数仁人志士付出了鲜血和生命。

东郊民巷曾是义和团打击西方侵略者的战场。十九世纪末，山东、直隶一带爆发了具有朴素爱国主义思想的“义和团运动”。初时，义和团以“反清复明”为口号，遭到清廷镇压。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面对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此时，清廷认为民心可用，遂由“清剿”转为“利用”。1900 年 ( 清光绪二十六年 )，慈禧太后下《诏》称义和团为义民，任命庄亲王载勋为义和团大元帅。义和团以帝国主义在华教会势力为打击对象，东郊民巷、西什库教堂等成为其攻击的目标，曾有童谣：“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吃面不搁酱，炮打交民巷；吃面不搁卤 , 炮打英国府。”6 月 15 日，义和团火攻西什库天主堂、炮打东郊民巷。8 月 16 日，寡不敌众的义和团撤离，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及皇室在北京陷落之前仓皇出逃。清廷认为“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在逃往西安途中，慈禧就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9 月 7 日，在中外势力联合打击下，义和团运动失败。“北京之惨状，已臻其极。前门外大栅栏及东交民巷西什库等处，只是残砖破壁……独各国之兵士，恃威横行……惨风凄雨，流血斑地，尸骨委于鹰犬，万骨枯而何人凭吊。”这段描写，是当年一位日本记者目睹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写下的。

　　东郊民巷曾是西方列强的“国中之国”。1860 年（清咸丰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从 1861 年到 1873 年，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日本、荷兰等 11 国先后在东交民巷设立大使馆。1901 年 ( 清光绪二十七年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清政府被迫与 11 个西方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大清国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用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人民，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依此，列强将东交民巷地区划为“使馆界”，擅自将东郊民巷改为“使馆街”，这条脱离中国管辖的街巷，不仅有各列强的大使馆，还有他们建立的兵营、练兵场和教堂，并在四周建起围墙、碉堡。与此同时，各国在此开设外资银行，其中有英国的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俄国的俄华道胜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等，法国还在这里开办了邮局、医院等设施，大量西式建筑也随之拔地而起。到民国初期，东郊民巷西方列强的各类机构达到90 多家。从此，在大清王朝都城土地上的使馆区，成为一个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国中之国”。

　　东郊民巷曾发生军阀搜查苏联驻华使馆、逮捕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人的事件。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长期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中心北京从事革命工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大钊担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积极配合“五卅”运动之后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和北伐战争，直接威胁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为此，北洋政府多次下令通辑他，“三一八”惨案的第二天，段祺瑞政府再次下令通缉李大钊。

为保存革命实力，1926 年 3 月 18 日，李大钊等人接受苏联同志的建议，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西院旧俄国兵营内，继续领导反帝反军阀斗争。

1927 年 4 月 6 日清晨，由于叛徒告密，奉军及“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宪兵、警察，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悍然突袭搜查苏联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等处，拘捕苏联驻华使馆工作人员 15 人，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 30 余人。奉系军阀安国军司令部外交处长吴震东，在兵营对面的荷兰驻华使馆指挥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逮捕行动。在狱中，李大钊采取迂回的斗争策略，对于奉系军阀控制区外国民党方面的问题如实讲出，因为张作霖知道了也无可奈何；对于奉系军阀控制区内国民党的有关问题，李大钊则以“说不清”应对。对于共产党方面的信息，李大钊坦然承认自己反对现政府、拥护农工利益；对于中共北方区委计划“联俄反奉”的行动则坚决否认。受审时，他“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4 月 12日凌晨，蒋介石密电张作霖：“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4 月 28 日，李大钊等20 位革命者被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

　　郊民巷也曾是新中国驱除列强、扬眉吐气的地方。从东江米巷，到使馆界，再到使馆街，东交民巷如同一个毒疮长在每个中国人的脸上。无数怀有民族气节的有识之士，无时无刻都想着将其剜除，最终这一历史使命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2 月 3 日，威武雄健的人民解放军按着毛主席指定的路线从永定门入城，过正阳门后向右转，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驻有外国兵营的东交民巷，结束了 50 年来中国武装人员不得进入该处的耻辱历史。1950 年的 1 月，北京军管会按照党中央指示，在东交民巷张贴《布告》，限期在东郊民巷的所有外国人全部搬离，中国政府将恢复对东交民巷的管理和使用权。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让东交民巷内的各国驻华使馆官员见识了新中国的力量和决心，开始陆续搬离。但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不肯放弃其长期以来在东郊民巷享有的特权，密谋向中国政府施压，拒绝搬出。在苏联访问的毛主席获悉情况后发出指示，限期让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将所有在华旧使领馆全部撤走。随后北京军管会发出最后通牒，美英法等国政府看清了中国收回东交民巷的坚定立场和强硬态度之后，指示各自的驻华大使馆灰溜溜地办理了交接手续。这是自 1840 年（清道光二十一年）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第一次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低下了他们高傲的头颅。

东交民巷核心区曾经有一幢豪华的六国饭店。这家饭店是 1901 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比利时人麦克尔为各国外交人员建造的一座欧式建筑风格的宾馆。饭店落成后生意平平，股东不满。1905 年（清光绪三十一），由英国人牵头，吸纳英法美德日俄六国资本，将原饭店推倒重建，“六国饭店”因此得名。民国时期，六国饭店成为重要的社交场所，出入六国饭店的人，除了各国驻华外交人员，就是达官贵人、巨商豪贾、社会名流和其他上层人士，这些人不单单是来吃饭的，更多的人是来混“圈子”的。在当时，谁若是没在六国饭店溜达几遭、吃几顿饭，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上流社会的。同时，六国饭店依靠深厚的政治背景、出于不同的动机，为前来六国饭店的各界人物提供庇护，北洋军阀混战时，许多下野的军政要员都曾在此避过难。据说曹锟、黎元洪失意的时候，都会第一时间跑到六国饭店，有时一些政治要人不方便在家里会客，也会约到六国饭店见面。

这里还曾经发生了一件又一件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演绎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曲折故事：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袁世凯暗杀武昌起义功臣张振武、国民党刺杀大汉奸张敬尧、张作霖暗杀革命志士邵飘萍、张学良东北易帜、电影明星胡蝶与张学良的绯闻，等等。

日本关东军制造的“皇姑屯事件”，也是川岛芳子在六国饭店从张作霖副官口中套取张作霖回奉天（今沈阳）确切时间后发生的。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1946 年 4月 19 日，六国饭店成为盟军委员会战地服务团所属的“盟军第一招待所”。1949 年 1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3 月 18 日；六国饭店接待了从香港回国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柳亚子与黄炎培、章乃器、钱伟长等数十位“民主人士”；同年 4 月，中共代表在六国饭店迎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

新中国成立后，六国饭店成为外交部招待所，对外称“华风宾馆”。1988 年 8 月，华风宾馆在维修时发生火灾，饭店一至五层建筑被全部焚毁，昔日的繁华化为一片废墟。从此，六国饭店只存在于人们的传说与影视作品的情景当中。《邪不压正》《义者无敌》《北平往事》《老北京故事》《代号十三钗》等影视作品都是以发生在六国饭店的事件或以其为背景拍摄的。

建筑依旧在，故事却不同。曾经的欧式建筑，如今都各自有了归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部分政府机关和单位陆续进驻东交民巷，其中，英国驻华使馆旧址现为公安部办公楼，意大利驻华使馆旧址现为对外友好协会等单位办公地，花旗银行旧址现为“北京警察博物馆”，日本驻华使馆旧址现为北京市委、市政府机关大院，奥匈驻华使馆旧址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单位办公地，法国兵营旧址现为“北京市总工会”所在地，比利时驻华使馆旧址现为“紫金宾馆”，法国驻华使馆旧址曾为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及王后的行宫。

　　如今，古老的东郊民巷，被批准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已经成为一条网红街道，许多年轻人到这里打卡拍照。保护区内的主要建筑，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从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沉痛历史，又在北京老城区的传统建筑文化风貌中独具特色。其中形成于 1901 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至 1912 年期间，集使馆、教堂、银行、官邸、俱乐部为一体的“东交民巷使馆建筑群”，集中反映了西方二十世纪初的建筑风格，这些以折衷主义建筑风格为主的，包括古典主义建筑风格、法国乡村别墅式建筑风格、哥特式建筑风格等在内的欧式建筑群，虽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其清水砖砌出的线脚和壁柱、砖拱券和外廊、木结构角檩架、铁皮坡顶依然保留原貌，成为北京城中一道独具一格的建筑景观。

漫步在槐树枝头摇曳、月季花香四溢、建筑错落有致的东郊民巷，一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匾，时刻警示人们“勿忘国耻、铭记历史”；流连于曾经上演中国近现代命运交响曲的东郊民巷，我努力在斑驳的时光中，寻找着历史的印记：曾经岁月静好的东郊民巷，一度饱受西方列强铁蹄的践踏和蹂躏，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屈辱和痛苦之后被收回主权，使之重归平和与宁静。

我真想说：祖国，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作者：

周振华，笔名＂剑客＂，1958年出生于哈尔滨市，1983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学士。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科技经济顾问委员会宏观经济专家组专家，哈尔滨学院客座教授。有知青、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经历，历任哈尔滨市政府研究室处长、副主任，哈尔滨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哈尔滨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等职。

出版长篇小说《秋风劲》、诗歌散文集《情丝文韵》、杂文集《谈天说地》、诗集《低吟浅唱》、散文集《品读哈尔滨》、长篇报告文学《巴兰颂歌》《工作队在依兰》、人物传记《百态风流》、城市史话《北京的胡同哈尔滨的街》、回忆录《岁月留痕》等文学作品；著有《调研·思考·实践》《哈尔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文萃》等研究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