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因何被称为“武圣”？

郑州张世科

　　关羽（？—220年），字云长，本字长生，东汉末年名将，中国历史上备受推崇的传奇人物。关羽的生命在公元220年终结，但其文化生命却随时代不断重生。从汉末将领到武圣、财神、护法，他已成为一种 “可被不断诠释的符号” ，凝聚着中国人对忠诚、道义、勇武的理想化追求。

　　关羽被尊为“武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他的神圣地位并非单纯源于个人勇武，而是多种历史、政治、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背后体现着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演变与意识形态构建。历史上的关羽本就是东汉末年的名将，以忠勇闻名。但真正奠定其超凡地位的，是罗贯中《三国演义》的文学塑造。小说通过“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刮骨疗毒”等情节，将他塑造成 “忠、义、勇、武”的完美化身，使其形象远超史实，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这种文学传播为后世的神化奠定了民间基础。

　　关羽最大的特点是义和忠。虽被曹操厚待，但得知刘备下落后仍“挂印封金”，毅然回归。这种 “忠义不二” 的品格，在皇权时代被统治者大力推崇，成为教化臣民的典范。 他“华容道义释曹操”的故事，更是展现了超越政治利益的个人信义。这种 “义重于利” 的价值观，契合了儒家伦理与民间江湖道义，成为社会广泛认同的道德标杆。当然， 关羽的武力被赋予神话色彩（如死后显圣），使其逐渐从将领升格为 “战神” ，满足了民间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心理。以至于后来，民间对关羽的信仰，已广泛地渗透于社会底层。因其“重信义”，成为商业诚信的象征，商人奉为财神；哥老会、青洪帮等帮派借其“结义精神”凝聚团体，江湖帮会尊为祖师；民间视为保护神，借以镇邪驱灾，甚至进入家庭神龛。

　　其实，历代封建王朝的加封和推动，尤其是宗教的吸纳，是关羽走向神坛的重要推手。大约自宋代起，历代帝王不断加封关羽，以宣扬忠君思想。明万历年间封为“协天护国忠义帝”，清乾隆时更定其为 “武圣” ，与“文圣”孔子并列。国家祭祀将其推至神坛，成为维护统治合法性的工具。与此同时， 儒释道三教在关羽身上找到了契合点。儒家称其“关夫子”，强调忠义；佛教奉其为护法伽蓝；道教尊其为“关圣帝君”，司掌战争、科举、财运。三教的合力塑造，使其成为跨越阶层、信仰的超级符号。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关羽与岳飞的“武圣”地位变迁。历史上岳飞也曾是“武圣”候选人，但清朝为淡化其“抗金”色彩，最终独尊关羽。关羽的“忠”更具普适性（不针对特定民族政权），且其形象经过文学加工更趋完美，较少历史争议，更适合作为跨时代、跨民族的象征。

　　千百年后回望关羽，其形象已超越历史真实人物，演化为一个贯通古今的文化符号与精神图腾。他的一生，交织着历史、文学、信仰与民族心理的复杂光谱，呈现出多层次的色彩，从而使其魅力永恒。关羽在正史《三国志》中确是“万人之敌”的勇将，有“威震华夏”的高光时刻，但其结局带有悲剧性——败走麦城，身首异处。史书中的关羽性格孤傲，与同僚关系紧张，最终因战略失误导致荆州失守。历史学家视他为三国乱世中一位有缺陷的将领，其真实影响力可能远小于后世传说。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则完成了对关羽的“神化”过程。

　　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千里走单骑”“华容道义释曹操”等虚构情节，将其忠义塑造成超越政治利益的道德丰碑。“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等故事，使其武力被赋予浪漫化的英雄光环。败走麦城的结局，反而强化了其“悲情英雄”的形象，引发千古慨叹。文学将历史人物升华为儒家忠义、江湖信义、民间道义的三重象征，从而成为中国文化中“义的化身”。

　　千百年后的关羽，早已不是三国时期的荆州守将，而是一个不断被诠释的文化原型。对忠诚与信义的渴求，使其在动荡时代成为精神支柱；对超凡勇气的向往，使其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中生生不息；其悲剧性结局，又赋予这个符号深刻的人性共鸣——即使是最辉煌的英雄，也有其局限与宿命。如今的我们谈论关羽时，本质上是在谈论中华民族对“义”的集体想象，以及对理想人格的永恒追寻。他既是历史人物，也是文学角色，更是道德符号——这种多重身份的叠加，或许正是关羽能够穿越千年，依然鲜活存在于东亚文化精神世界中的根本原因。

　　关羽成为武圣，本质是 “历史真实被文学升华，再被政治与宗教合力推上神坛” 的过程。他的形象凝聚了传统社会对忠诚、信义、勇武的理想化追求，并因其功能的可塑性（从战神到财神）而生生不息。今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三国名将关羽，更是千年中国文化在价值观选择、记忆塑造与身份认同上的集体创造——一个英雄如何成为信仰，最终化作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