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兴山秘境之十八）

子君

1．大后方的前线

1940年夏天，天气闷热潮湿。刚参加过武汉会战、枣宜会战的川军29集团军士兵，沿长江三峡北岸向西撤退。那些川军士兵衣衫褴褛，赤脚草鞋，吃谷糠，咽野菜，衣服颜色眼花缭乱。

川军士兵从前线撤退下来，情绪有些低落。当他们撤退路过兴山县榛子乡时，却受到了极高规格的礼仪接待。青龙口纸厂老板张氏兄弟，带领一群乡亲到路口迎接，吹唢呐，放鞭炮，一条条红布绶带挂在士兵胸前。当天晚上，张氏兄弟备好酒席，杀猪宰羊，用特大号木甑子蒸饭，热情款待勇敢赴国难的川军战士。

按常理，川军素来军纪败坏，尤其川军溃败成为散兵游勇流落到民间后，烧杀抢掠，有“棒老二”之称，在兴山老百姓中口碑不佳。不过此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观念深入人心。加之川军在武汉会战、枣宜会战中奋勇抗击日寇的传闻传到后方，民众心中对川军多了一些宽容。

一天一夜，张氏兄弟耗费了上百口袋粮食，十几只猪羊。民众自发慰问犒劳，在川军撤退的沿途，屡有发生。此举感动了川军29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为弥补川军撤退兴山、秭归时给老百姓造成的损失，在四川购买了100万斤大米，用木船运送到香溪，无偿拨给兴山、秭归两县各50万斤。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陈诚为之赞叹，发出批示：“这批大米不准收取任何费用，按人发放。”

抗日战争时期，兴山人民承受战争带来的巨大痛苦，始终全力以赴，“胼手胝足，不稍懈怠”，以血肉之躯，作舟车之代替，为抗战胜利付出了极大努力。

在军事部署方面，国民政府在长江三峡设立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以宜昌、长阳、石牌为界；第二道防线以兴山、巴东、建始为界；第三道防线以巫山、奉节、利川为界。兴山属于第二道防线的前沿阵地，大后方的前线，面积不大的兴山县部队云集，军事部门和单位林林总总，五花八门。1940年8月，国军75军第13师朱鼎卿率部移师驻防兴山，师部设响滩，直属炮兵营驻县城，所辖38团驻黄粮坪，37团驻古夫，39团驻龙池。1941年3月，国军调整战区部署，周嵒升任26集团军总司令，辖第75军、第32军。进驻兴山。集团军司令部驻香溪河边泗湘溪，第75军军部设在马粮坪。因此马粮坪成了一个重要的位置。陈诚、周嵒每次到前线视察，都要经过马粮坪；前方各师、团军官的请示报告，也经过马粮坪周转；运送粮草弹药以及各个部队换防，马粮坪是必须到达的集散地。

从抗日战争开始的1937年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兴山县的战略位置，决定了该县县长及其县、区级各机关行政工作人员，人人身负重大责任，决不可肤浅平庸，贻误战机。回顾八年以来的兴山抗战道路，艰苦备尝。县长石凌生，修筑巴柯人行道；县长雷鸣泽，成立兴山县立初级中学，自任校长；县长王勉莅县以后，应对各部队之供应，调和各级军民之感情，事无巨细，无不躬亲。使军民融洽，军事得以顺利进展。许多年后，其功绩仍然在民众中间有良好的口碑。

抗战时期陈诚主政湖北，提出“建设新湖北”理念，主持制定了《新湖北建设计划大纲》。1942年4月10日，在兴山县长王勉主持下召开座谈会，讨论本县建设问题，决定成立兴山县建设委员会，推选胡丽川、孙茂园、徐寅阶、龚剑侯、彭静一、胡馨廷、李光哲、余予仁、金献之为委员，将有钱人和会办事的能人悉数纳入其中。

兴山县建设委员会成立后，对县城街道路面进行了改造。未改修之前，街道宽窄高低不平，一遇下雨，泥泞不堪，难以走人。县城内外的房屋，大小不一，高矮参差，有的堵在街面上，市民行走要绕个大弯。1943年3月，兴山县政府提出将塞堵街面的建筑物拆除，并且规定，凡新修房屋，须经勘测合乎规定者，方能修建。县城中正街、复兴街、东街、西街等主要街道经重新整修，城区面貌焕然一新。

兴山县抗战期间，还兴建和扩建了军运道路、兴山中学、县政府、中山公园、体育场、县监狱、民生工厂、伤病员医疗棚厂、屈原洞、抗日军官宿舍、十三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堂等。动员民工数以万计，工程之浩大，不难想象。

朱全垚，字象高（1912—1951年），兴山县城关人。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和中央训练团，曾在中华大学高中部当物理化学老师，安徽中学任教导主任，私立大公中学教导主任，三青团宜昌分团干事，兴秭联合中学教导主任，兴山县立中学校长，三青团兴山分团干事长，国民党兴山县党部书记长，鄂北行署第二科科长，国民政府委任的最后一任兴山县县长等职。民国时期兴山县重要影响人物。

1939年春，朱全垚随大公中学西迁回到兴山，即着手建立三青团兴山县分部。带领学生和青年宣传抗日，支援前线，开展慰军活动。当大公中学西迁四川时，县长雷鸣泽挽留朱全垚留在兴秭联合中学任教务主任。后为县立中学校长，三青团兴山县分团干事长，临时参议会议员，成为兴山县党政要人。尤其在抗日军运紧急时刻，朱全垚主动担负起军运总队长，带领全县公职人员、学生抢运军粮弹药，受到国民政府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全国通令嘉奖。

朱全垚在兴山推行新湖北建设运动中，负责全县抗日宣传慰军活动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于1939年春在兴山创建三青团组织，从几个团员开始，到1945年发展到1298名，三青团兴山分团，当选为全国示范团。他组织发动的兴山县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成绩非常突出，得到国民党高层的高度肯定。

1943年夏天，日本军队沿长江向宜昌以上的区域进攻，国军第六战区以十个军的兵力抗击，打退了日本军队，收复所有曾一度被日军侵占的地方。这场史称“鄂西会战”的战役，以中国军队胜利的结果告终。

为庆祝鄂西大捷，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和湖北省政府通电表彰兴山县支援鄂西会战有功。上至县长，下至平民百姓，兴山动员全县男女老少，组织军运总队，无论骄阳似火，还是阴雨绵绵，日夜抢运，特别记功嘉奖。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派出巡回电影队，专程到兴山慰问民众，放映新拍摄的抗日故事片《塞上风云》。太阳还悬挂在天空，民众已拥到河滩上争抢位置。除县城的民众外，附近蔡家垭、李家湾、金家湾、大礼溪、响滩等地民众也争相涌来，河滩上人群挤得满满当当，县政府不得不出动全部警力来维持秩序。兴山县城里的许多人，平生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看见神奇的光影在银幕上晃来晃去，观众群里不断发出惊讶的叫声。

1943年6月17日上午，天高云淡，阳光照耀在香溪河上，两岸青山郁郁葱葱。兴山县政府在南门楼河坝举行“鄂西会战祝捷大会”，县城各机关团体、学校师生、部队官兵、全城民众一万多人参加庆祝。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湖北省政府委派专员前往，宣读通电嘉奖。第26集团军参谋长代表驻军讲话之后，兴山县县长王勉出现在台上，他说：胜利来之不易，无数的牺牲不能忘，无数的苦难不能忘……说着说着声音便有些哽咽，泪水从脸颊上无声地滚落下来。全场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2.血肉筑成运输线

日军占领宜昌后，兴山县成为抗日大后方的前线，部队云集，难民涌入，撤退至宜昌附近的机关和物资不计其数，其中有不少流落到了兴山。抗日前线军需粮秣之补给，全部依靠民力运输接济。1940年秋，兴山县政府成立军运代办所，县长石凌生亲任所长，并在大峡口、邹家岭、界牌垭设立3个分所，交由军民合作部、26兵站分监部、香南接运处等战时军事机关管辖，当地干部牵头负责协调。军运代办所工作权限非常大，从全国各地运输到兴山的军用物资、粮食、食盐、日用品、药品等，军运代办所及时组织陆路水路转运，送至战斗前线或各乡各保。物资运输主要依靠民伕肩挑背驮，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日夜奔波，其次是牛马车舟。

整个抗战期间，香溪河肩负了鄂西、鄂北军用物资的运输重任，兴山县城成为一个庞大的转运站，两岸物资堆积如山。香溪河当时没有桥梁，只能靠木船摆渡运送物资。1942年秋，26集团军总司令周嵒命令工兵部队，用十几条桡摆子船（香溪河以前特有的一种木船，平时靠撑篙移动，行船时由木船两头的桡片不停地左右摇摆，以控制方向）搭设浮桥，解决战时运输难题，十分管用。可惜这架浮桥只存活了两三个月。1943年4月，香溪河上游山洪暴发，桡摆子浮桥被冲毁。

1939年冬天,由于抗战形势日益变化，联系鄂西、鄂北的襄沙公路已经与战线平行，随时有被日军截断的危险。如果没有第二条路线可资应急，必将影响抗日军运。经湖北省政府与第五战区协商并报国民政府批准，决定先行修筑起自巴东，以秭归、兴山、房县至郧县柯家营的“巴柯人行道”。1940年1月，巴柯人行道工程处成立，规定修建以通行驮载骡马为原则，路基宽度平地2至2.5米，开山地段1.5至2米，1941年4月，巴柯人行道工程完工。

鄂西地处崇山峻岭，修筑公路十分困难，且抗战时期汽车稀少，各种运输主要依靠人力、畜力承担。因此，人行道的作用珍贵且十分突出。巴柯人行道是湖北省抗战时期最先建成的驿运干线，是沟通鄂西南与鄂西北的唯一交通运输钱，抗战期间不仅加强了湖北省政府与鄂北行署、第五、六两个战区之间的联系，还使长江上游和汉江中上游的水陆交通联成了一体，加强了抗日军运的能力，意义十分重大。

除了巴柯人行道外，兴山县境内有峡雾（峡口至雾渡河）、香南（香溪至南漳）两条运输线，峡雾运输线全长170华里，全线设有大峡口、杨道河、黄家祠、高岚河、马粮坪5个联运站；香南运输线全长250华里，全线设有竹溪墓、南垭、滩坪、兴山城、黄粮坪、教场坝、大水坑、板庙8个联运站，负督促管理运输之责。以峡雾运输线为例，每天从峡口运出军粮11万斤（计有2000多包），需要民伕1800至2000人转运。如果男劳动力不够，老人、妇女和少年也会参加，男劳动力背两包，老弱妇女背一包。参加者年龄大者60岁以上，最小的年仅15岁。他们忍饥受冻，风餐露宿，长年累月奔波在运输线上。

1940年至1945年，兴山县共出动民伕17392910人次，运输军粮11789399包，面粉13900袋。迫击炮炮弹610000箱，手榴弹420500箱，机关枪子弹115000箱，食盐19000包……涉水淹溺和疾病疲劳累死在运输线上的人员，达1190人之多。抗战结束后即时编印的《兴山县抗战史料》云：“正值湘鄂会战，战争转趋激烈紧张之际，人民以此茹苦辛，对运输工作未稍松懈，老幼男妇，疲于奔命，星夜抢运，终于助成鄂西大捷，未始非民力之伟大贡献矣”。

3．牺牲与奉献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兴山县忠勇卫国、为国捐躯者近百，其中有名有姓者92人。这个群体年龄段集中于1910至1925年出生，殉国难时大致为18至35岁之间，正值人生青壮年时期的黄金岁月。

兴山县大里溪人陈裕濂，字行知（1908—1937年）。中央军校教导队连长，教导总队步兵3团1营中校营长等职。“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役激烈展开。陈裕濂在教导总队“奉调沿江督察专员，衔令就道，随军助战”。9月，在上海苏州河守卫战略要地八字桥战斗中，陈裕濂率官兵浴血奋战，多次击败日军疯狂进攻，后被日军施放催泪瓦斯中毒，英勇捐躯。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曾登报表彰，追赠为陆军上校，葬于南京市幕府山。

兴山县城人朱璧成，女，1926年生。13岁完成小学课业，就读于兴山县立初级中学，各科成绩考试名列前茅。初中毕业后，随大公中学迁入四川万县，成为全校高才生。1945年4月，19岁的朱璧成报名参军，编入从军女青年军第五队接受训练。不幸“出师未捷身先卒”，在这年冬天的军事训练中，练习手枪射击，子弹装入枪膛后，教官康某不慎手指误撞板机，子弹呼啸而出，朱璧成饮弹身亡。悲剧发生后，从军青年军兴山分团电请国民政府予以抚恤，并分别发动社会各界举行追悼会。朱璧成葬于重庆大坪，国民政府准以少尉军衔，给予抚恤十年。时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的陈诚颁赐碑文，书“中国楷模”四字。

殉于国难的还有兴山妃台人，生于1913年的吴廷钊、生于1922年的刘齐治。他们报名从军后分赴各地战场，先后战死于开封青龙铺战场和淞沪会战战场，刘齐治牺牲时年仅15岁。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1935年之前，国民政府一直采取募兵制，后来由于内战消耗和应对抗日战争的需要，自1936年起改为征兵制与募兵制相结合的兵役制度。抗战期间国军兵力损失严重，义务兵役制征兵成为当时国民党政府最主要的补充兵源方式。征召壮丁是抗战时期兵员动员的一种重要形式。抗战时兴山县实际人口不足十万，奔赴抗日前线者7795人，约占全县总人数的8%。每百人（包括妇孺老幼在内）中，即有8人上前线当兵作战，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即便征兵人数占全国各省榜首的四川省，征兵人数比例只有不到5%，二者比较，可知兴山县抗战征兵数量多的现实。在兴山县部分抗战史料的缝隙中，我们能看到的一个事实是：该县民众对于奔赴前线从军抗日，怀抱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激情。相比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原始农耕生活状态，部分青年觉得当兵是条更好的出路。

另外，面对国仇家难，兴山青年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占据上风。16岁当兵上前线的胡振龙回忆，当时他在兴山县立初级中学读书，一起报名参军的同学有50多人，编入“知识青年从军兴山独立区队”，每个应征者发给路费法帀伍千元，毛巾一条，特别定制瓜子红布挎包和瓷碗各一个。出征仪式庄重且热烈，县长王勉讲话并授队旗，参军代表上台表决心，军号角、锣鼓声、鞭炮声交织在一起，响彻兴山古城。送行的民众载歌载舞，他们大声唱着《送君参军》歌：“去吧，兄弟们！望你鲜红的血液，开遍中华，开遍自由之花。”青年们从县城出发，到万县整编，列入青年远征军第204师610团2营5连，奔赴前线作战。

综合嫡长子须在家主持家族事务、劳动力、体弱多病等原因，兴山县抗战征兵过程中，子代父、父代子、兄代弟、弟代兄从军等等现象屡见不鲜。一般的兴山人家，均须留下长子在家主持家庭事务。考虑到劳动力均衡的现实，有的人家会留下强壮劳动力，另选一人去从军。

兴山县水月寺人氏杨世英，先是送儿子杨祖贵参军奔赴前线作战。到部队后，在七十五军通讯营服役。当兵后不久患病，起初只是患沙眼，接下来发烧打摆子，染上沉疴，请短假回家乡疗病。杨世英看着车马劳顿、面容憔悴的杨祖贵，不忍心其子抱病随军奔波劳累，代子从军，不幸于1945年冬病逝于重庆军中，时年56岁。同样是水月寺人氏的丁家，兄弟二人丁大前、丁大林，在家务农，事母至孝。抗战事起，其兄丁大前参军入伍，在三十二军当二等兵，驻防于水月寺镇马粮坪村。因离家不远，丁大前请短假回家省亲，假满后本该回营，老母亲依依不舍，情至凄惨。一旁的弟弟丁大林深为之感动，遂代兄从军服役，不幸病卒于军中。

殉国者们奋勇当先，横刀沙场，用血肉之躯和灵魂之火谱写了一阙悲怆的狂飙曲，血火纵横的兴山抗战历史，荡气回肠。他们的故事让人想起屈原的诗歌《国殇》。将士们身披犀甲，手持刀枪，与敌军短兵相接，战旗遮盖住太阳，战鼓震天动地，车轮陷入泥坑，马匹挣扎，即使尸首分离，也要奋勇杀敌。两千多年前，楚人先祖从这块土地上出发，留下了莽莽青山、滔滔江水以及数不清的传说故事。那些传说故事绚丽多彩，永远放射光芒。兴山人充满血性，骁勇善战，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楚人先祖的血液。

4.谈锡恩

1938年夏，天气闷热，整个武汉仿佛是个大蒸笼。武昌长街的湖北图书馆书库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带领一群工作人员紧张地整理图书资料，装箱打捆，时刻待命启运。老者谈锡恩，湖北兴山人，生于1874年，这年64岁。他工作时的状态一丝不苟，认真对待每一本书、每一摞资料。一边分拣手中的书本，一边叮嘱大家，要爱惜书报杂志，分类整理，一张报纸也不能丢失。

谈锡恩生于书香世家，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曾与黄炎培、袁希涛等组成欧美教育考察团出国访问。1931年8月，谈锡恩调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十分重视藏书建设，选购图书严格取舍，多次向社会征集书刊和动员捐赠，接管原崇文书局图籍万余卷，版片7万多块，购买杨守敬藏书及遗稿6000多册……1934年，在谈锡恩任内筹建新馆舍，新馆1936年落成，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可藏书40万册，阅览室座位300个。

6月,武汉会战开始后,不断有各种消息传来。日军攻占安庆、信阳、商城、麻城，直逼武汉。湖北省国民政府准备西迁。当时省立图书馆有近15万册图书，其中许多是国家级文化遗产。谈锡恩发现，这批珍贵的藏书并没有被列入西迁的名单。他身感负责重大，四处奔走呼吁，终于把这批馆藏图书列入到湖北省政府先行转移的计划内。

6月30日，湖北省教育厅下达命令：省立图书馆迁恩施。此时省立图书馆已经作好了充足的准备。7月初，馆长谈锡恩调动人手，将馆藏的近十万册重要图书和珍稀版片，择要装箱173箱，杂件49箱，以及85件装散片的大木件，总重量约36吨，装船启运，向长江上游的秭归、恩施迁移。

数十吨图书和版片西迁，是一件极其不容易的事情。从武汉到恩施，相距千里，沿路山险水恶，交通运输工具原始落后，搬运经费严重短缺。其困难之大，笔墨难于形容。谈锡恩去找有关当局，当局以“军事第一”推诿，只好私下托关系找到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帮忙安排了几条驳轮。藏书和版片先是由民生公司驳轮从武汉运达宜昌，再转木帆船运到秭归新滩。1939年3月，藏书从秭归迁至恩施，古籍珍本及版片暂存新滩。

藏书运到宜昌后，发现这座并不算小的边城已经被人群和物资挤得满满当当。所有的公共场所都住满了人，很难找到堆放藏书的地方。谈锡恩通过托熟人、找关系，好不容易才租借到一个旧货栈，存放图书。日军飞机频繁空袭，环境极不安宁。大撤退中的宜昌城，各色人员芜杂，他安排职员们在旧货栈里睡地铺，日夜照看。先生自己每天巡查两三遍，极其认真负责。

他去找卢作孚,弄到了四条木船,将部分重要藏书抢运到秭归新滩。一到新滩,立即开箱翻晒,发现有水湿受潮或虫蛀破损的，仔细粘补修复。图书晒好重新装箱，每放一层，都要放一些防蛀药物，以防虫蛀。还坚持在青滩镇杜家祠堂开办了湖北省战时图书馆。临时图书馆青砖墙壁上，悬挂着谈锡恩的刚劲挺拔、笔酣墨饱的八个大字：“守藏之责，重于守土”。让进入湖北省战时图书馆读书的军民、知识分子、学生对老人肃然起敬。

日军进逼宜昌，为封锁长江运输线，日机对地处西陵峡的重镇青滩加重狂轰滥炸，难民涌入甚多，藏书于青滩小镇，殊为危险，谈锡恩又在香溪河边兴山、秭归二县交界地游家河找寻一处自然溶洞，此溶洞高大宽敞，相传是屈原读书的地方。为了安全，谈锡恩自掏银元请青滩的杜乡长帮忙出面，雇请战时繁忙的骡马运输队，从青滩到铺平过三闾乡，翻越北峰山走古盐道，下建阳坪进兴山，用骡马分批将藏书、文献运至游家河溶洞保管，溶洞虽大，但光线晦暗，岩石潮湿，藏书和文献容易霉烂虫蛀，为了保管好藏书、文献，必须派人定期翻箱，透风日晒。再三叮嘱馆员“人生百年，书传万代”。已六十多岁的谈锡恩，亲自奔波恩施，请省政府拨款，力争把图书文献全部移至恩施建馆珍藏。直到1941年3月，古籍珍本及版片才全部运到恩施。时任湖北代主席严立三亲笔致信给予褒扬。

放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和数以千万计的军民浴血抵御外侮相比，携数吨藏书西迁也许不算什么大事。但从文化意义上说，称得上是中国图书的一次敦刻尔克大撤退，使一大批宝贵的文化精华免于兵燹之祸。人类文明的传承是通过一代代人完成的。弦歌不绝，只要图书馆还在，希望的火种就在。

5.战争与瘟疫

1940年6月12日宜昌沦陷以后，战火继续向长江上游蔓延。兴山县是个山区县，常住人口十万左右，平时人数稀少甚至有些冷清。进入战时，大撤退的部队、难民和机关不断涌入，县城高阳镇和香溪河两岸沿线人满为患。流动人口猛增，引发了斑疹伤寒、疟疾、回归热等传染病大流行。

前方战事正吃紧的时候，最先出现瘟疫的地点是妃台乡棋盘垭甲（现峡口镇琚坪村）。一个干农活的农民忽然倒在山坡上，山民们没有太在意，将他扶到树荫下，倒上一碗茶，农民强撑起身子勉强喝了两口，没来得及说什么话，头一歪，断气了。接下来的几天，骤然而至的瘟疫像一头疯狂的野兽，在整个村子里一边乱蹿一边撕咬。不到1个月的时间，棋盘垭甲（一个自然村）死亡人数达到100多人。

这场来势凶猛的瘟疫波及湖北全省，包括江陵、公安、松滋等地的45%左右区域，至少有7种传染病在同时传播，肆虐大地。大约两年时间，疫情才渐渐趋于平稳。妃台乡棋盘垭甲瘟疫大爆发后，兴山县三阳、屈洞、妃台、月溪、仙侣、永安等地也相继爆发疫情。一人传染一家，一家延及一村，疫症暴起，死亡大面积发生。琚坪村谭启忠的一个大家族，死亡人数30余人。另一个名叫屈春萱的农户，死亡人数10余人。病情蔓延速度超过风的速度，许多村子都出现了关门闭户的现象。至1941年6月4日，兴山县县瘟疫患病率已达70%以上，死亡人数3860人（民国时统计此数字时瘟疫仍在继续，最终统计为5000人以上）。

瘟疫引起社会大恐慌，民众对突如其来的瘟疫事件传说纷纭，流言和传闻像三月的野草一样疯长。有一种说法貌似有根有据，传播者眉飞色舞，说的有鼻子有眼。民众怀疑日军使用了细菌武器，用飞机在巴东、秭归、兴山等地投下带有霍乱的病菌弹，飘落到长江沿岸的树叶、包谷叶、红薯叶上，导致大量人员传染。

战乱时期的兴山县,政局十分不稳定。县长如走马灯似的更替,军队也如走马灯似的变换。起初瘟疫只是在老百姓中间传播,后来蔓延进了军营、机关和学校,死亡人数迅速攀升,设在蔡家垭、夏家湾、游家河、水田坝等地的野战医院人满为患，医院办公室、医护人员的宿舍和走廊，全都住满了染上瘟疫的传染者。野战医院对于死者的处理方法，也变得简单粗暴。开始还会征用几块木板做成简易棺材安葬；随着疫情严重程度，在山坡上挖个坑，将尸体推入坑内，匆匆铲起几锨黄土掩埋；再后来连挖坑也省掉了，统一挖个大土坑，尸体叠着尸体摞起来，集体埋葬。

各野战医院派士兵持枪站岗，严禁行人进入。地方上更为恐慌，除了每天不断死人的消息之外，各种传闻闹得人心惶惶。刚上任不久的兴山县长雷鸣泽，一边组织军运，一边安排防疫和瘟疫治疗，同时向设立在恩施的湖北省政府呈文求援。兴山县政府参事孙文楼、张星台、国民党县党部朱义坤等要员联名上书，紧急呈报湖北省政府，恳请拨款、派医疗队进行赈济。

1941年夏天，中国红十字会派遣参加抗疫救援的医务人员到达兴山县。波兰籍卫生顾问福拉多，冒着死亡的威胁，走乡串户，查明疫情，医治病人，积极协同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防治措施。

福拉多在调查访问中发现，乡村虱子的数量极多，多到没有实地见过的人难于想象。无论走到哪个村落，都能看见成群的壮汉、村妇坐在门前的稻场上，捉身上的虱子。有一天，福拉多路过一栋房子，屋前屋后空无一人。他上前去敲了一会儿门，没有人回应。向邻居打听，才知道这户人家的老少9口人全都死于“回归热”病症。《新湖北日报》记者采访福拉多时，他这样说道：“由于虱子的传播，兴山全县正流行回归热和斑疹伤寒两种传染病，有很多人因患此病而死亡。你们中国只知道消灭敌人，而不知道去消灭虱子。谁知道虱子比敌人更凶残、更厉害呢！”

福拉多博士在兴山县查明，此次瘟疫流行的主要病症有回归热、斑疹伤寒和疟疾。3种病症交叉感染，非常猖獗。其中回归热的传播感染源，是人被虱子叮咬以后，身上巨痒，不得不反复抓搔而导致感染；斑疹伤寒是患者头部虱子、加上老鼠所带虱蚤传播感染；疟疾也是虱蚊叮咬之后血液受到感染。他认为，导致此次瘟疫大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公共卫生落后，乡村物资生活太差。

1941年7月16日，湖北省卫生处派遣防疫四队到兴山县扑灭疫情。负责人陈如相，队员5人。8月，又派遣李庆杰一行8人赴兴山协同抗疫。几乎与此同时，国民党26集团军总部及第六战区卫生处,先后派医护人员奔赴兴山,在黄粮、石槽溪、水月寺等地施行医务救援。兴山县本土所有注册医生，毫不例外地参加了抗疫战争。他们协同各方面力量，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夏令卫生宣传和灭虱运动，各家各户撒石灰消毒，烧艾叶烟熏净化空气，发动民众多洗头、多洗澡、勤晒被子及衣物。

尽管每一次瘟疫发生，都是人口、环境、战争、灾荒、习俗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但每次疫情都必然有特殊的机缘。兴山县1940至1942年的这场瘟疫，是天灾更是人祸。频繁的战事，严重破坏了民众的生产生活，导致饥馑载道，民众体质普遍下降。战争和瘟疫是人类的两大天敌。大量军队和难民的社会性流动，使病毒传播速度和频率大幅加快。战争推动天灾，天灾加剧人祸，人祸与天灾交织在一起，致使家园损毁，百姓流离，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凄风苦雨布满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