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妈妈的求医之路

感悟人生

美篇号：30547007

文字/图片/编辑:感悟人生

音乐:妈妈的油纸伞(纯音乐)

1993年的十一月份，内蒙古八里罕镇的山里寒风刺骨。我当时正在南厂子村沟里下乡抄表，下午16时多，所长李庆瑞和司机赵喜贺开着所里的蓝色小解放急匆匆赶来。“快！你母亲病重在宁城县二医院抢救，赶紧跟我们走！”李所的声音急切。话音刚落，司机赵喜贺已经把我的自行车搬上了货车，拉着我朝着县城的方向疾驰而去。

到了宁城县二医院的抢救室时，母亲已经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脸色苍白如纸，身上插着各种管子。万幸的是，沈阳中医院的邓德明教授正在该院坐诊，这位见多识广的老专家，在当时医疗设备简陋的条件下，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初步诊断母亲为“扩张性心肌病”。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母亲的病情逐渐稳定，但邓教授却嘱咐我说春节后一定要带你母亲去北京的大医院看看。”

那个年代交通不便，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去北京看病无疑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没有关系外地人想在北京大医院住院，简直比登天还难。春节刚过，我就开始四处打听北京的就医资源，得知宁城老窖集团配电车间的彭师傅，他的叔叔是北京煤炭部总院的儿科主任。我找到了彭师傅让他帮忙，当即给我写了信，让我去北京找他叔叔彭国忱，这封信，成了我们全家唯一的希望。怀揣着这封信，我和父母亲，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求医之路。乘坐绿皮火车经过一夜十多个小时的车程，终于到达了北京煤炭部总院，彭主任看了信后十分热情二话不说，亲自带着我们找到了他们医院著名的心脏专家。丁教授细致地查看了我带来的病历和检查报告，又耐心地询问了病情说 “扩张性心肌病，现在是病情相对稳定的阶段，但这种病目前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唯一的希望就是心脏移植。” “可你们自费根本承担不起手术费用，而且国内目前移植成功后存活时间最长的也只有六个月。”丁教授叹了口气，“回去吧，带你母亲旅旅游，吃点爱吃的，让她保持心情舒畅，比什么都重要。”

这句话，如同五雷轰顶，瞬间浇灭了我们所有的希望。我和父亲沉默了很久，强忍着泪水商量过后，我们决定在煤炭部总院的心内科住院做详细检查。经过全面检查医生们发现之前的诊断有误，母亲患的是“风湿性心脏病”，这个病只需更换心脏二尖瓣即可，而北京的阜外医院和安贞医院，在这类手术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彭国忱主任立刻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去阜外医院找他的同学赵大夫，去就诊后被告知排号需要十个月之久，母亲的病情根本等不起。与此同时，煤炭部总院也催促我们出院，一边是急需手术的母亲，一边是遥遥无期的排号，我万分着急。

煤炭部总院心内科的李茂亭主任，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当得知我们的困境后，他立即拿起笔，写了两张条，一个写给安贞医院的陈宝田主任，另一个写给孙衍庆院长。李主任的信，给了我新的希望。第二天零点，我就揣着信赶往安贞医院排队挂号。挂号窗口前已排起了长龙，轮到我时，却被告知号已经挂满了。更让人失望的是，导诊告诉我，陈主任去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归期未定。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凌晨就去排队，却始终没能挂到孙院长的号。第四天，我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焦急，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多，孙院长看完最后一个患者，我鼓起勇气冲了上去。护士想要阻拦我急忙说：“我是来求医的，求您让我进去见院长！”也许是我的执着打动了护士，她最终让我进了诊室。我颤抖着向孙院长说明来意，递上了李主任的条。他看完抬头看着我，眼神温和的说小伙子，为了给母亲看病，你真是不容易。”他详细询问了母亲的病情，又查看了相关检查报告，语气凝重地说：“你母亲的病确实严重，必须尽快手术。这样，我给你们尽快安排住院，点名手术费2000元不用你们付，我亲自来做。”听到这句话，我激动得下跪，孙院长一把拉住我：“小伙子，不用这样，治病救人是我的职责。”随后，他告诉我们，手术费用大概需要六万多元，你们尽快筹备。那个年代，六万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但为了母亲的生命，再难也要凑齐。父亲立即决定回老家筹款，我则留在北京，给母亲办理出院手续，带着母亲住进了安贞医院附近一间地下二层的小旅馆。旅馆的条件很差，阴暗潮湿，每晚三十元。为了省钱，我每天都吃油条豆腐脑和刀削面。在安贞医院陪床的日子里，晚上没有床位，我就睡在走廊的水磨石地上。母亲心疼我，每次吃饭时，总要把菜里的肉和虾夹给我，我又放回她的碗里：“妈，您生病需要营养，您多吃点，只要您能早日康复，我苦点累点都没关系。”母亲看着我，眼里满是泪水：“儿子，都是妈不好，拖累你了。”我握着她的手，安慰道：“妈，只要你身体平安就是全家人最大的幸福。

”父亲回老家后，向亲戚、同事借钱。父亲把筹到的钱用布缝在腰上，睁着眼坐了一夜的火车赶回北京，生怕这笔“救命钱”丢失。因为每一份钱带着着亲友的关怀。第七天，在焦急中终于接到了医院的通知，母亲住进了心外科十八病房。经过一周的术前检查，各项指标均符合手术要求，手术日期也确定。手术当天，我和父亲大舅、老姨等亲属在医院社会服务部耐心地等待，每一分每一秒都十分漫长。我默默祈祷，希望上天保佑我的母亲手术成功。七个多小时后，手术室的灯终于灭了，孙院长、李潮和谢介生大夫分别走了出来，孙院长面带微笑地告诉我：小伙子请放心“你母亲的手术很成功，房颤手术也一起做了，房颤手术是全国第十八例！”那一刻，我和父亲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焦急压抑，两个男子汉相互簇拥都哭了。

母亲在北京住院的两个多月里，我一直守在她身边。回忆从二医院的抢救，到邓德明教授的诊断；从煤炭部总院彭国忱主任、李茂亭主任的鼎力支持，到安贞医院孙院长的不点名亲自手术，安贞医院李潮大夫及谢介生主任的细心照顾和每一位医护人员都像亲人一样，给予了我们无私关照。他们用高超的医术，为母亲的生命庇佑；用爱心让我们在首都北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三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段求医之路，我百感交集，如果没有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就没有母亲后来的健康身体。多年来我一直想向他们表达感谢，却都被他们谢绝了。他们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些事，让我深刻领悟到了“做父母的苦与乐”。父母一辈子为子女操劳奔波，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重担，却把最好的都留给子女；而作为子女，当父母有病时，常伴身边为他们守护，便是最大孝行。这份长达三十年的爱，一直伴我前行的路。父母的苦，是为了子女的乐；子女的孝，是对父母最好的报答。愿天下所有父母都能健康平安，愿这份亲情永远温暖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