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十二）

陀罗山人

　　蒋廷黻先生的这本薄薄小册子，自1938年问世以来，便以其犀利的观点、清晰的脉络与强烈的现实关怀，成为中国近代史领域无法绕开的经典。它并非一部追求史料穷尽的“厚重”史著，而更像是一位充满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对百年国运进行的一场深刻而冷峻的病理诊断。合上书卷，萦绕心头的并非具体事件的细节，而是一个巨大的“何以至此”的问号，以及作者试图给出的答案。

一、 核心论调：近代化的延误与“大势”的洞察

　　蒋廷黻全书的核心论点，可以概括为：中国近代的悲剧，根源在于未能及时实现近代化，从而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全面落败。 他跳出了简单的“侵略-反抗”二元叙事，将审视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中国内部。

“千年变局”下的认知滞后： 他深刻指出，鸦片战争并非单纯的军事失败，而是两种文明体系的碰撞。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从林则徐到耆英，大多未能认识到西方带来的是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林则徐虽为民族英雄，但其思想“仍未超出士大夫阶级的传统的范围”；耆英的“抚夷”策略更是鸵鸟政策。这种对世界大势的集体无知与误判，是中国错失最初二十年改革机遇的根本原因。

内政决定外交： 书中反复强调，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根本上取决于其内政。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军事和科技的落后，是导致其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在外交谈判中不断丧权辱国的内在症结。蒋廷黻对李鸿章的评价颇具代表性，他既痛惜其外交的失败，也理解其“以一人敌一国”的艰难处境，背后的批判矛头直指整个僵化的政治体制。

二、 叙事主线：人物与关键的“选择”

　　蒋廷黻擅长以关键人物为节点，勾勒出近代史的演进脉络。他的叙事充满了对历史人物在关键时刻“选择”的剖析与评判。

1. 洪秀全与曾国藩： 他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极低，认为其“真实主义上不过是野蛮的破坏”，而曾国藩领导的湘军之所以能成功，在于他抓住了“卫道”的文化旗帜，但其事业的局限性也在于此——他旨在维护旧秩序，而非创建新国家。这体现了蒋廷黻的一个基本价值判断：建设性的改革优于破坏性的革命。

2. 李鸿章与自强运动： 他是本书着墨最多、分析最复杂的人物。蒋廷黻认为李鸿章是19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因为他最先认识到改革（近代化）的必要性并付诸实践。然而，自强运动（洋务运动）终究是“败而不倒”，其失败在于只学习西方的“技”（军事与技术），而未触及根本的“政”（制度与思想）。这种“裱糊匠”式的努力，无法挽救一座将倾的大厦。

3.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蒋廷黻对孙中山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的伟大在于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根本性的救国方案——三民主义。他理解并肯定了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认为当清王朝已成为“洋人的朝廷”，无法通过改革完成自我更新时，革命便成了唯一出路。

三、 独特视角与时代烙印

　　阅读此书，必须理解其写作背景——1938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这使得全书浸透着一种“救亡图存”的急迫感。

“外交史观”的得失： 蒋廷黻作为杰出的外交史家，其视角偏重于外交、军事和精英政治。这使得他对国际关系的分析鞭辟入里，但对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民众生活与思想变迁的关注相对不足。例如，他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几乎全是负面的，视其为盲目排外、阻碍近代化的愚昧行为，而较少同情性地理解其背后深刻的社会矛盾。

“现代化范式”的先声： 在当时的史学界，他的观点极具前瞻性。他实际上是在用“现代化”的理论框架来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关注的是中国如何融入世界潮流，实现国家富强。这一范式对后来海内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 个人反思与当代启示

　　阅读蒋廷黻，常有一种“历史的无力感”与“理性的灼痛感”。他让我们看到，历史进程并非必然，其中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和被错过的岔路口。他的论述迫使读者思考：

开放与变革的勇气： 在全球化不可逆转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闭门造车。是否具备洞察世界大势的智慧，以及拥抱变革、主动创新的勇气，依然是关乎国运的关键。

改革的全面性与深刻性： 任何改革若只停留在表面，不触及核心的制度与观念层面，最终都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前功尽弃。

知识分子的责任： 蒋廷黻本人就是“学者从政”的典范。他的史著充满了经世致用的精神，提醒着知识分子不应满足于书斋里的空谈，而应具备现实关怀，为国家民族的未来贡献切实的思考。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问题意识”和“个人风格”的史论。它或许在史料和视角上存在其时代局限性，但它那力透纸背的忧患意识、清晰的分析框架以及对“近代化”这一核心命题的执着追问，使其历久弥新。它不仅仅是在讲述过去，更是在与每一位关心中国命运的读者进行对话，拷问着我们关于未来道路的选择。这，正是其经典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