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东渡》（Ganjin's Voyage to Japan）

张维维

画作 何绍教；文词 张维维 2025-10-20 《鉴真东渡》（Ganjin's Voyage to Japan）中国当代现实主义画家何绍教（He Shaojiao，1948-）于 2002年创绘的历史题材佳作，油画，160X240 cm。现藏于江苏扬州鉴真纪念馆。画家浙江义乌人，自幼酷爱绘画，曾就读于浙江(今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油画学会会员。他以扎实的写实功底与敏锐的人文观察著称，其创作长期关注城乡变迁与普通人的情感生活，近年来聚焦人与自然（动物）的关系，以“写实之笔”表达“诗意现实”，成为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油画的重要代表人物。

望海潮·鉴真东渡

纵溟宏愿，弘佛法戒，鉴真六渡东洋。
瀛渺莽沧，千难万险，志雄九昱扶桑。
两陷枉奸防。睿荣普照挚，舍身求方。
诚至精臧，唐僧倭敬请天罡。

淳于幼仰禅阊。少剃佛顶慧，慈善施长。
超度众苍，袈裟馈万，遥传慧日唐章。
海暴屡摧航。目盲无阻赴，历尽悲凉。
终觐天皇法戒，建寺寂佛光。

此为2007年第二稿图。画面取自唐代高僧鉴真六次东渡日本的史事。构图以色彩梯度巧妙分区，左上侧黄色为鉴真率弟子在渡船桅杆下远眺东瀛，尽管鉴真已双目失明，仍昂扬凌风，神情安定如山；其周围弟子悲喜交加、希冀曙光；左下倒地垂危伤患和救护僧侣象征五次失败与牺牲；右侧蓝色众徒百态，勤航奋力、琵琶励志、坐禅施法，正经受海浪风雨的各种挑战，海风猎猎，法衣飞举，碧涛卷雪，光影交映。远处海鸥振翅，寓示信念与重生。全画以冷暖对照、群像叠映，凝结宗教坚毅与文明远航的象征之光。 唐高僧鉴真和尚及身旁官员（或文人助理）详细面容、服饰、手势。鉴真慈悲念经，两眼微合，却投射出炯炯目光、充满坚毅和笃定前行之气势；红黄袈裟，右臂搂禅杖，右手略扬，左手捻珠。左侧侍从，身着唐朝官员文服顶戴，向鉴真通报海面前景情况。 画面的左上中部分，在鉴真高僧身后的主持和尚手扶桅杆绳梯，目光坚定地保护着高僧。 画面的左上角部分，桅杆后同行和尚和贫民信众相互扶持、充满期望、义无反顾跟随着鉴真高僧。 画的左下角，船载货物大包倚靠着生命垂危的一位僧人，右手垂落，手前搁置一尊坐佛像和瓦罐碗。简单的救命水和药及精神寄托。同行官员或照护人员，扶着患者左手，在大声安慰，倾听垂危者的最后嘱托。 画作右上角，数位先导和瞭望僧人及壮士，在警惕地视察海面，协助导航。他们身后一位妇人，勇敢地用身体阻挡扑上船舷的海浪，并向后面通报前方情况 画面右下角，船头中部，一位琴师双臂大展高唱，右手向天、欲界上苍保佑，左手扬起琵琶，鼓励着船上僧众。下面，一位僧人冷静安详地念着经，以求精神慰藉。最下面，一位僧人净提地俯身观察船舷海面情况。 整幅图，彰显渡船在海上与险恶风暴、跌宕起伏、九死一生。船上僧众百态，面临风暴大浪、承受着渡船被海浪忽而抛起欲覆，忽而陷入海浪低谷，滔涌如瀑淹顶。动静相交、绝境求生的历经千难万险渡海瞬间影像。 观感遐思： 鉴真（688–763），扬州人，十四岁剃度出家，为唐律宗大师。开元年间主持大明寺，戒行精严，慈善惠施，声名远播。日本天平时代，圣武天皇遣僧荣睿、普照入唐求师，愿迎鉴真东渡，以立僧律。唐朝虽开放兼容，然对倭国海行仍有戒备，致使命屡遭告密与阻挠。自公元743年至753年，鉴真五次东渡皆因风暴、疫病或禁令而败，弟子溺亡，鉴真亦失明，然誓志不改。第六次方搭日本使船自扬州出海，经舟山、琉球，历半载抵九州，再入奈良。翌年于东大寺为天皇及僧众授戒，开日本律宗之源。759年创建唐招提寺，终成中日文化交流的不朽象征。

鉴真东渡，不仅是宗教使命的完成，更是盛唐文明外输的象征。彼时的唐帝国兼容并包、制度完备，日本遣唐使与学僧慕之若师。鉴真以盲目之躯横渡惊涛，带去的不仅是戒律与经卷，还有建筑、雕刻、医学、音乐、书法诸艺，成为日本“天平文化”的核心源流。唐朝由此在开放与自信之间展示了文明的辐射力；而日本在谦抑求学的姿态中，奠定了后世文化自觉的根基。

何绍教以油画重现此段中日共史，以写实与象征相融的笔法，塑造了人类信念与文化远航的典范。浪与帆之间，不仅是宗教的征途，更是文明相遇的航线 — 那一刻，大唐的天光，与东海的浪涛，共同映照出“天平之甍”的不朽辉耀。 遐思延展：鉴真东渡的远志、象征与当代回响 一、东海的召唤：缘起与六次东渡的史实脉络

鉴真（688–763），生于唐代江南，他以戒律严谨著称。应日本天平朝廷与来访学僧之请，欲将“具足戒”之完整制度引入日本，以利僧团自律与社会秩序之建构。自公元743年起的十余年间，鉴真尝试东渡六次 — 多次遭遇朝廷禁令、外人告密、风暴、船难与瘟疫，至第六次始得成功，但已在漂泊中失明；随之在奈良传授戒律、主持唐招提寺，成为日本律宗制度的奠基者。此段史事是中日文化互通的关键节点，也是“制度随人而移”的典型范例。

二、苦难与制度：鉴真东渡的双重使命

把鉴真看作“宗教家”只触及一面；更重要的是，他既是“制度移植者”又是“技艺与知识的带来者”。他传去的，不仅是戒律的文字与仪轨，亦有戒坛组织、寺制管理、医术、雕刻与建筑工艺等社会性技术。东渡的每一次失败与牺牲，实则暴露出跨文化移植的两难：理想的规范需要物质载体（人手、经卷、匠师）和政治许可；而这些往往被风暴、官场算计或地方现实所阻。正因如此，鉴真以个人的忍耐和制度性的坚持，令“外来规则”能在他乡生根。

三、玄奘与鉴真：东西两路的“文明双臂”

若把盛唐文明比作一座欲向外伸出的身体，玄奘与鉴真便是伸出的两只“手”。玄奘西行取经，搜求文本原义、翻译与思想传播 — 这是对精神与理论层面的贡献；鉴真东渡，则是把制度、僧团秩序與实践规制带给受教者 — 这是对制度与组织层面的建构。二者一学术一制度，合成了唐朝对外影响的“理论 + 机制”双重范式，昭示了文明输出既需文字与思想，也需制度性承载，方能长期持久。玄奘所示学理的纵深，鉴真所示组织的厚重，二者互为补足，是古代跨域交流的完整图景。

四、何绍教画作之位置：宗教使命在海难图像中的独特表达

何绍教的《鉴真东渡》以群像与叙事并置，描绘出在风浪与绝望中仍不泯的宗教担当：失明的高僧以定力为群体立锚，弟子们于惊涛间或垂危、或礼拜、或奋力划桨，画面既显险滩又显信念。与此可作跨文化对照的，是西方名作《梅杜萨之筏》（Géricault）：后者把海难作为政治失责與人性极限之呈现，充满对社会体制的愤怒与道德拷问；而何绍教选择在海难场面中凸显“制度传播的尊严”与“信仰超越苦难”的价值取向。两类作品同描“海难”，却诉诸不同的人文命题：一重在控诉与揭露，一重在超越与重建。

五、跨文明的物质与符号：经卷、戒牒与寺宇的传播意蕴

鉴真带去的经卷、戒牒、礼器、制式与匠人技艺，都是“可移植的文明单元”。当这些单元在奈良落地，便促成了从僧团管理到建筑样式、仪式程式的整体蜕变。我们因此看见：文化传播并非抽象，而是通过一件件物件（经本、戒牌、建筑安排）建构起社会秩序的连续性 — 这也是鉴真影响最具体、最持久的方面。

六、当代回响：历史记忆如何回应今日中日关系的紧张？

当下中日关系确有多重结构性紧张：历史问题、领土争端、军备与同盟调整，使两国在区域安全与战略博弈中频频摩擦；与此同时，大国竞争的格局（尤其中美日之间的战略互动）使地区局势更为复杂与不确定。学界与智库指出，这类紧张既有历史根源，也受当代权力平衡与联盟体系驱动（例如美日安全关系与区域军备动态）。在这样的现实之下，鉴真式的文化桥梁提供的是一种“长线的缓冲机制”— 文化、宗教与学术交流不可能替代国家间的战略矛盾，但它们可以作为日常互信与人文对话的根基，减缓冲突的社会情绪，并为未来的政治对话保留空间。换言之，历史既是疗愈的资源，也是提醒：若抛弃文明互鉴的传统，区域稳定的根基将更为薄弱。

七、结语：信念、制度与未来的桥梁

鉴真以盲目的肉眼，照亮了他人制度化的道路；玄奘以苦行的脚步，奠定了宗教思想的基座。把他们并置于今日，不是要做简单的情感慰藉，而是提醒我们：真正的国际秩序既靠实力，也靠共享的制度与文化基础。面对风浪，国与国之间更需耐心的对话与制度的耦合；在纷乱的时代，文化使者的作用或许微小，但正是无数微小的持续构筑，方能为和平与理解铺就可走的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