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惠聚首：曲仁老友话当年

曲仁（红工）家园

　 编者按：

本月12日至13日，原曲仁煤矿旅居珠海、深圳的部分老同志，为延续“1025”纪念活动的深厚情谊，分别于深圳、惠州两地欣然相聚，共续前缘。

本文内容，整理自葛明局长的现场致辞与明彪老局长的讲话录音。今以美篇形式呈现，愿与各位矿友共享这份真挚与温暖，品读之间，必有裨益。

“双十二”之日，恰如古人修禊雅集，群贤毕至，暖意融融。席间，老同志们虽添岁月沧桑，却个个精神矍铄、神采奕奕，老少同堂，笑语盈盈，满是欢喜。

葛明局长一句“压轴补课”，言简意赅却饱含诚意，既藏着对“1025”活动的热忱，也为这场续缘之聚踵事增华，言辞恳切，感人至深。

明彪老局长的讲话，更是将往昔回忆、故土乡愁与同事情谊熔于一炉。时而妙语解颐，时而深情款款，鲜活的过往与滚烫的心意，令人动容。他为人处世，向来无愧于心、不负青春；正如其所言“梦回年轻时，灯火一阑珊”，字句间尽得古仁人之风，诗意盎然，独具韵味，值得反复品读。

13日，活动组委会赴惠州拜访润达实业曾慧光、黄清火两位老矿友，致谢其对活动的支持。明彪老局长盛赞二人凭矿工韧劲创业，近四十载携手坚守，成就斐然。

整篇文字意犹未尽，每多读一遍，便多一分感悟，愿各位矿友细品其中真味。

葛明局长致辞

尊敬的明彪老局长、各位老领导、老同志们：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还记得今年10月25日，我们满怀赤诚与敬意，在韶关圆满举办了曲仁煤矿开采110周年纪念庆典。那场盛会，汇聚了五湖四海的曲仁人，共忆峥嵘岁月，同话初心使命，成为铭刻在我们心中的珍贵记忆。而今天，我们齐聚鹏城深圳，这场特别的聚会，更像是一场意义非凡的“压轴补课”——深知在座的许多老领导、老同志们，因年事已高、身体康健等缘故，未能亲临110周年庆典的现场，心中难免留有一份遗憾。因此，活动组委会特意筹备了这场专属聚会，不为繁杂议程，只为让老朋友们能够卸下牵挂、轻松相聚，面对面唠唠家常，心贴心叙叙旧情。

此刻，看着大家精神矍铄、笑容满面，即便岁月在身上留下了痕迹，却依旧焕发着当年的风采，我由衷地感到欣慰与喜悦。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曲仁煤矿110周年纪念活动组委会，向百忙之中拨冗出席的明彪老局长，向各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老前辈，致以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问候！

转眼间，2025年已近岁末。再次向各位老领导、老同志们简要报告：10月25日的110周年庆典，之所以能够圆满成功、广受赞誉，离不开明彪老局长自始至终的悉心指导与深切关怀，更离不开每一位曲仁老战友的关注与支持。从筹备之初的思路谋划，到活动现场的细节把控，明彪老局长始终心系故土、情牵旧部，为庆典的顺利举办倾注了大量心血。今天，我们延续庆典的温情氛围，在深圳搭建起这座重逢的桥梁，更有着一份特殊的深意。

回溯至上世纪80年代初，彼时的曲仁煤矿正面临着发展的瓶颈与挑战，为了破解困境、寻找新的出路，矿务局果断决策，开启了多种经营的探索之路。而深圳，这座刚刚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的新兴特区，成为了我们闯新路的前沿阵地。在座的曾明命书记、苏锦明总经理等老领导，正是当年最早奔赴深圳、筹建富国公司的开拓者与领路人。他们带着曲仁人“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底色，在陌生的土地上披荆斩棘、砥砺前行，为企业的转型发展闯出了一片新天地。今天，就让我们借着这场相聚，循着记忆的脉络，一同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在畅谈中重拾当年的热血与荣光。

下面，让我们以最热烈、最持久的掌声，有请我们敬爱的老领导、老市长、老局长——张明彪同志，为我们带来主题发言！

张明彪老领导讲话

谢谢葛明同志的深情介绍，也谢谢各位老战友、老同事的热烈欢迎！

刚才葛明同志提到了10月25日的曲仁煤矿110周年庆典，那场盛会让无数曲仁人魂牵梦萦、热泪盈眶。而这场盛会的缘起，其实藏着一段深埋多年的心愿，一段关于告别与重逢的故事。

那是2017年底，我与杨敬萍书记一同前往韶关，出席由曲仁（红工）家园举办的黄金村棚户区乔迁新居喜迎新春的庆典活动。趁着间隙，我们两位老战友促膝长谈，话题不自觉地就回到了当年离开曲仁矿务局的情景。至今想来，那段离别依旧让人唏嘘——我们都是静悄悄地走的，没有来得及回到矿上，与朝夕相处的工友们道一声再见、说一句珍重。并非我们不懂感恩、不讲情谊，而是当时上级有明确要求，不允许我们下矿告别。我调走之际，省领导特意叮嘱我：“就按正常调动程序离开吧，你分管的片区情况复杂、条件艰苦，问题也多，就别再下去添麻烦了。”

而杨敬萍书记的处境，更让我牵挂。他的四个女儿都在深圳生活，可他和老伴却坚守在花坪矿区，当时身体状况已然不太好，常年受病痛困扰。我劝他：“老杨，你该争取调到深圳去，也好让孩子们多照顾照顾你们老两口。”他叹了口气，满是无奈地说：“我也想啊，老伴整天念叨着身体不适，确实需要孩子在身边，但调动这事哪有那么容易，谈何容易啊？”看着老战友的难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即决定帮他想想办法。我专程找到了煤炭厅的谢皇安同志反映情况，他却笑着说：“这事你们自己定就行。”我当时还打趣道：“你这话说得像开玩笑，我们哪能自己决定自己的调动呢？”他认真地告诉我：“现在是局长负责制，只要你这位局长签字同意，书记就能调走。”我仍有些疑虑：“真有这么简单？万一省委组织部追问下来怎么办？”他拍了拍胸脯：“真有这么简单，就算追问下来，我们再想办法应对。”

回到矿区后，我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杨书记，我说：“老杨，调动的门路我给你找好了，你要是不嫌弃条件，就写一份申请报告，我来签字，你拿着报告去煤炭厅组干处对接就行。”杨书记连忙点头：“好！好！我这就去办！”他连夜写好报告，我郑重地签下“同意调出”的意见，当时还特意注明“住房问题后续再协商解决”。杨书记拿着这份沉甸甸的报告到煤炭厅组干处，谢方安同志看过报告后表示同意，随后又与相关领导沟通协调，最终敲定了调动事宜——安排他到深圳越华公司工作。可即便如此，省里依旧有明确要求：只能单人调动，不准召开座谈会、告别会，也不准摆宴席送别，必须“悄悄离开”。就这样，我们两位老战友，都带着对工友们的牵挂与不舍，仓促而“狼狈”地离开了奋斗多年的曲仁矿务局。

离开后，这份遗憾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我们与工友们在煤海里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矿长们、骨干们还有一线工人们，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深厚情谊，可我们却连一句正式的告别都没有。我不止一次地跟杨书记说：“现在我们都退休了，是不是该给老朋友们补上这一课，好好聚一聚？”他爽快地回应：“你说了算，你说怎么补，我们就怎么补。”我当时就盘算着，等这次庆典活动结束后，把健在的副矿级以上老领导、老同事都召集到韶关，搞一场热闹的聚会，我初步估算着大概能有一百来人，资金的事情也由我来筹划。

在黄金村棚户区改造乔迁新居的庆典活动现场，杨敬萍书记上台发言，刚说了“同志们呐，大家辛苦啦”这短短一句话，就忍不住哽咽起来，情绪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身体也摇摇欲坠，几乎晕厥。紧接着，他又断断续续地说：“我很想你们，我在位的时候，多亏了大家的支持……”寥寥数语，满是对老战友的思念与感激。庆典结束后，我特意跟阳普林同志说：“以后老领导发言，一定要提前写好稿子让他照着念，可别让他自由发挥了，不然情绪一上来根本控制不住，话说多了也伤身体。”我满心以为，等杨书记身体好转，我们就能兑现聚会的承诺，可没想到，那竟是我与他最后的几次相见。后来，杨书记病重住院，我和谢文中、林友则局长一同前往探望，彼时的他已经瘦得脱了形，已是弥留之际，回光返照的模样让人心疼不已。看着老战友虚弱的样子，我心里清楚，我们筹划已久的聚会，再也无法实现了。

就在这份心愿被遗憾尘封之际，今年四月份，葛明同志带着两位战友专程远赴江西找到我，跟我说起了筹备曲仁煤矿110周年纪念活动的想法。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就激动不已——这不正是我们当年未能实现的心愿吗？而且这场庆典的覆盖面更广，意义也更为深远。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庆典海报一经发布，就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全国各地的曲仁人看到海报后，纷纷奔走相告，踊跃报名参加，短短时间内报名人数就远超预期，组委会不得不提前截止报名。

10月25日的那场庆典，确实是一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盛会。它不仅让我们重温了曲仁煤矿110年的光辉历程，更传承和发扬了我们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的光荣传统，为后辈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毛主席在开滦煤矿调查报告中就曾赞誉煤矿工人是“特别能战斗”的群体，而曲仁煤矿的工人们，正是这一精神的生动践行者。说实话，在广东，破产或改制的企业不在少数，但像曲仁这样，仅凭一张海报、非官方组织的活动，就能汇聚起这么多老同事、老战友，这份凝聚力和组织力，是许多企业都无法企及的。庆典现场，氛围祥和而热烈，大家穿着盛装而来，仿佛过节一般，那种喜悦与激动，比任何节日都更为真挚。分别之时，大家相拥而泣，互道珍重与祝福，依依不舍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当时就感慨：这就是产业工人的力量，这就是曲仁人的情谊！

庆典结束后，很多老战友都觉得意犹未尽，纷纷表示希望能再有机会相聚，甚至希望能扩大规模，让更多当年因名额限制未能参加的老同事也能圆梦。我完全赞同这个想法，这样的聚会就应该多办、早办，趁着我们还能走动、还能畅谈，多圆一些当年的遗憾。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葛明局长、友则局长、桂生局长三位同志的无私奉献。他们耗时整整半年时间，不计报酬、义务筹备，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苦与汗水，没有他们的倾心付出，就没有这场圆满的庆典，更没有今天的重逢。在此，我想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今天，我们相聚在深圳，这座承载着曲仁人数十年奋斗记忆的城市，心中更是感慨万千。翻开曲仁矿志，深圳的篇章必然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富国公司的创业史，更是其中最耀眼的亮点——当年我们在深圳开展多种经营的探索，在全国煤炭系统内都颇具名气。

　　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踏上深圳的土地，是1979年11月，具体日期虽已模糊，但当时的场景却历历在目。那时候的深圳，还需要过渡口才能抵达，交通并不便利。我带着霍俊明、刘章锁、葛之立三位同志，受局党委的委托，专程前来考察。当时，深圳经济特区刚刚成立，改革开放的春风正悄然吹遍南国大地，局党委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于是派我们四人前来探路，了解深圳的发展态势，看看矿区有哪些优势可以发挥，有哪些领域可以合作，回去后向党委提交调研报告。

考察归来，我们向局党委汇报了想法：“我们可以扬长避短，借助深圳特区建设的东风，发挥我们挖矿采石的专业优势，在这边开拓一番事业。”王书记当时笑着说：“我们的长处可不就是挖煤、搞石头嘛！”我连忙回应：“没错！深圳正处于大规模建设阶段，修道路、建桥梁、盖楼房，都需要大量的石材和建材，这正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完全可以大展拳脚！”局党委经过慎重研究，最终作出决议：在深圳成立经理处，由我担任经理，全面负责各项业务的开拓。就这样，曲仁煤矿的深圳创业之路，正式拉开了序幕。

最初的经理处，就设在深圳市煤炭公司地磅房的楼上，条件简陋，困难重重。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我们这些来自煤矿的“外乡人”，要在陌生的深圳立足生根、拓展事业，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我们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千方百计找门路，千辛万苦闯市场，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

我们在深圳的第一个合作项目，是红梅石场。当时深圳市建材局急需建设采石场，却缺乏专业的施工队伍，经张义梅同志介绍，我们与建材局取得了联系。可合作谈判的过程，却一波三折。葛明同志的父亲，为了这份合同，耗费了无数个日夜，与对方反复磋商、来回沟通。对方担心我们缺乏特区建设经验，难以完成任务；我们则担心合作无法达成，错失来之不易的机遇。双方各有顾虑，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最后，还是请张义梅同志出面协调，邀请建材局的领导班子与我们一同聚餐，在推杯换盏、坦诚沟通中，终于打消了彼此的疑虑，敲定了合作事宜。

合同签订后，矿务局立刻组织精干力量南下深圳，随后建安公司、搅拌厂也相继入驻，曲仁人的创业队伍在鹏城不断壮大。回首那段岁月，真可谓“梦回年轻时，灯火一阑珊”。当年我们奔赴深圳时，大多才三十出头，年轻的工人们更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朝气蓬勃、意气风发。一转眼几十年过去，我们都已两鬓斑白，但那段在深圳奋斗的日子，却成为了我们一生最宝贵的财富——我们用汗水和智慧，创造了多个“深圳第一”，在特区建设的史册上写下了曲仁人的名字。

我们在罗湖区打造了一片别墅群，这套建筑群在当时的中国独一无二，甚至香港媒体都盛赞其“亚洲罕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们创办的搅拌厂，是深圳第一家引进德国进口设备的同类企业，填补了特区建材生产的空白；我们承建的红梅石场，更是成为了深圳早期建设的“石材粮仓”——当时深圳修道路、建桥梁，急需大量片石，正是红梅石场源源不断地供应，才保障了多项重点工程的顺利推进，后来深圳采石场逐渐增多，但红梅石场的奠基之功，永远值得铭记。

更让我们引以为傲的是，我们的建安公司还参与了深南大道的建设。要知道，深南大道作为深圳的城市主干道、标志性道路，当时市政府在选择施工单位时，格外严格，只挑选技术最过硬、信誉最良好、质量最可靠的队伍。而我们曲仁建安公司，凭借着多年积累的施工经验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成功入选，承担了其中很长一段路段的建设任务。这在当时，让许多同行企业都羡慕不已，我们也深深为自己能够不负矿务局的信任、为深圳特区建设贡献力量而自豪。

只可惜，由于主观条件与客观环境的多重因素交织，我们的发展未能走得更远。当年，我们曾与木头龙片区洽谈过100万平方米自留地的开发事宜，对方担心土地闲置被政府收回，主动提出与我们合作，当时谈判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在龙岗，我们也对接过一个32万平方米的种植基地项目，初步达成协议，计划在预留部分土地给区委区政府后，其余部分由我们开发建设；此外，我们在佛山、广州等地也购置了政府批准的地块，原本都规划了宏伟的发展蓝图，可最终都因种种原因未能落地，成为了心中的一大遗憾。

而我自己，也在1982年不得不离开深圳，返回矿务局。其实我当时真的舍不得离开这片奋斗的热土，可命运却给了我一个无奈的安排。一天，马厅长突然给我打电话，语气严肃地说：“你必须马上回来，不能再留在深圳了！现在煤矿生产形势不景气，你作为骨干，不在矿上坚守，跑去深圳搞副业，省政府对你们曲仁很有意见！”起初我并没有立刻服从，心里想着：“我是矿务局党委派来深圳的，要回去也得听王书记的安排。”于是我又拖延了几天，可马厅长的第二通电话很快就来了，语气更为强硬：“明天上午必须到我办公室来，我有重要事情跟你谈！”军令难违，我只好服从安排。临走前，我特意嘱咐霍俊明同志：“我回去后，深圳的工作就交给你了，有任何情况，直接向矿务局党委报告。”

到了煤炭厅，马厅长一见面就大发雷霆，甚至没给我倒一杯水，指着我严厉批评：“你们党委三位正副书记，王衍凯同志腿不方便，无法下井，已经够辛苦了；李廉东同志是部队转业的，让他去抓煤矿生产根本不现实；就你年轻力壮、经验丰富，却跑到深圳去搞多种经营，把矿上的生产抛在脑后！”我连忙解释：“马厅长，我去深圳不是个人行为，是局党委集体研究作出的决定，是为了给矿务局寻找新的发展出路啊！”可当时他正在气头上，根本听不进我的解释。他当时急了：“谁说都不行，要不你就直接去找省经委的领导谈！” 就这样，我结束了在深圳的创业之旅，带着满满的遗憾回到了韶关。

回去后的第二天，我立刻联合刘胜坤，再加上几名工程师，临时组成了一个工作组，直奔田螺冲矿驻点抓生产。这一蹲，就是整整四个月。好不容易把生产任务啃了下来，大家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才算彻底松了口气。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来过深圳，更别提富国了。还记得那时候过来，我们这些花坪人每次来都总得麻烦你们帮忙办理沙头角证。因为我们要去沙头角采购，得买方便面、太空衣、电子表，还要带雨伞、香皂，布匹这些东西，回去给家里人和同事分。

今天，能和这么多老战友在深圳重逢，重温当年的奋斗岁月，我心中充满了感动与欣慰。曲仁煤矿110年的历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更是一部团结奋进的情谊史。而深圳的这段经历，正是这部史书最鲜活、最激昂的篇章。希望我们能永远铭记这段岁月，传承好曲仁人“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精神，也希望这样的聚会能常办常新，让我们这些老战友能多聚聚、多聊聊，让这份跨越山海、历经岁月的情谊，永远温暖彼此的晚年生活！

　　12月13日上午，110周年活动组委会全体成员应邀前往惠州市润达实业有限公司，专程拜访了在此深耕多年的老矿友——公司董事长曾慧光先生与总经理黄清火先生。一行人向二位当面表达诚挚谢意，感谢他们对纪念活动的鼎力支持，并围绕活动成功举办的亮点与心得，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分享。

交流席间，明彪局长对二位的创业历程与深厚合作情谊给予高度评价：“你们从矿山热土起步，凭着一股子矿工的韧劲白手起家，始终坚守合法经营的底线。近四十载扎根城市，以低调务实的初心携手同行，最终创下今日的不菲业绩，这份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并肩，着实令人敬佩。”同时，他也向润达实业致以美好祝愿，期盼企业未来业务蒸蒸日上，发展更上层楼。

夜幕四合，众人移步高楼茶室。窗外鹅城大桥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的夜景尽收眼底；室内茶香袅袅，大家围坐品茗、畅叙心声，共同追忆当年在矿山并肩作战、攻坚克难的峥嵘岁月。兴致所至，多才多艺的曾慧光董事长亲自抚琴，一曲古筝悠扬婉转，与窗外的夜色、桥景相映成趣。恰在此时，鹅城大桥的灯光秀亮起“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诗意字幕，引人无限遐思。望着眼前的良辰美景与身旁的故友知己，心中不禁涌起深切的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